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受命天子总理万揆，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表明，它与皇帝在制度上的关系影响着天下的兴衰，相权的消长是政治得失的一个关键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说，宰相甚至比天子更为重要，因为皇帝虽然代表着一种理念，一种原则，而宰相却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是天下四海的基本准则不被损坏的一种保证。因此，它又必须拥有经验和技巧，在“道”与“器”之间充当桥梁。从理论上讲，宰相是士的精英，由此它还必须无愧于这种信任。天降大任于斯人，他们的第一要务是坚守自己的信仰，更要寻求到一种合理的制度来保证这一道德准则本身不被邪恶异端所玷污。帝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宰相实现理念所规定的目标，现在还很难说，不过有一点很耐人寻味：从行政、军事、财政分职的情况来看，相权存在着被分割的危险；但分权互制使政务处理趋于专门，使权威趋于分散，由此宰相的权柄无疑又是百官中最有影响力的，处理得好，还能在实际运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尽管这种加强的权力在本朝来说对天子并没有什么影响。这确实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事。
吕夷简第一次罢相的缘由是仁宗皇后郭氏给皇上吹了一次枕头风的结果，为此，他十分嫉恨这位参与朝政的年轻皇后。后来，天子由于恩眷别移而废黜郭氏，重新入相的夷简从中出了大力。不过，仁宗此举实在是有些孟浪，夷简的不顾原则也有失宰相的风范，因此遭到朝中以范仲淹为首的一部分大臣的反对。从此，夷简便与仲淹结下了怨恨。更麻烦的是，因为这个事件，朝臣大臣围绕着吕、范两人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
事态的表面化发生在景祐二、三年间（公元1035—1036年）。
夷简复相时五十五岁，以资格较老且圣眷恩渥，处事颇专横，使同相的李迪感到事事不合，甚为尴尬。夷简的复出得力于御史中丞范讽在朝间的一力援引，范讽此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做事说话都很随便，因与当时的宰相之一张士逊议论不合，所以一力使吕夷简重出江湖。两人起初倒还融洽，一起参与了仁宗废黜皇后郭氏的过程，但后来也有了矛盾。起因是范讽自恃有恩于夷简，便要他把自己也弄到宰相或枢密的位置上，夷简没有答应。范讽意有不平，诡激的毛病又犯，时常骂人，在皇帝面前也敢肆无忌惮地说出“陛下朝无忠臣”之类的话来，弄得大家都很不满，更不用说吕夷简本人了。
其时庞籍为御史，数度弹劾范讽不拘礼法、败坏风俗。宰相李迪与范讽关系不错，彼此又是姻亲，自然袒护范讽。庞籍被降职后，在夷简的授意下，干脆穷追不舍，追劾不停。范讽亦奋起反击，公开声言请求朝廷公断。此事最后终于弄到天子出面的程度，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仁宗诏命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宋绶殿前核裁，结果庞籍降为知临江军，处理最轻；范讽则再降为武昌行军司马，并以其罪申饬中外。李迪受牵连，罢相出知亳州，其他与范讽关系亲密者也一概黜削。夷简推荐同辈的枢密使王曾入相接替李迪，宋绶调任枢密副使，给事中蔡齐、翰林学士承旨盛度入为参知政事。夷简取得这一回合的胜利后，开始独操国柄。王曾虽然受恩于夷简，但夷简事不少让、独断专行的作风，却又使王曾甚为不满。两人意见既有不合，便经常在天子面前争论，但王曾始终不占上风。两位副相中，宋绶与夷简友善，蔡齐则颇附王曾，朝廷派系的苗头已渐渐抬头。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因反对仁宗废黜皇后而被吕夷简贬到睦州、苏州任职的范仲淹调回京城，权知开封府。仲淹回到东京，便针对夷简主持下朝廷政治的不良局面，特别是对夷简单凭一己好恶进退人物，使侥倖之徒奔走其门的情形表示不满，并大胆与夷简辩论，使夷简甚为不快。仲淹对夷简的公开发难是上了一道《百官图》，他把目前的人事状况详细地画了张图，指着其中次第告诉仁宗，谁谁是循序而迁，谁谁是不次而进，谁谁属于公正，谁谁则属私心，并要皇上“不可不察”。在专制政治中，仲淹的这种“百官图”是最为执政者所忌的东西，当然也就是动摇腐败的最有力武器，在任何情形下，当政者都是不可能在这上面让步的，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压制。仲淹言事无避到了这种程度，注定又会招来新的迫害。
这时，正好有一位龙图阁学士孔道辅建议迁都洛阳，仲淹为这事又上书皇帝，表示反对。仲淹虽然是个充满激情并富于变革精神的慷慨之士，但同时却又极端务实不尚空谈，他在地方和京城开封的政绩就处处显示出他的这一性格特色。仲淹认为，此时再议迁都毫无意义，但却无妨做两手准备：未来数年里以充实洛阳储备为主，“太平则居东京舟车辐辏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不难看出，仲淹提出的方法是一个既能够解决东京后顾之忧，同时又不影响帝国根基的最佳途径，也是一条既有可操作性，又不乏战略意义的良策。然而皇上拿它去征求夷简的意见时，夷简却说：仲淹此人迂阔，务名无实。仲淹得知后，再次向皇帝进言，内容大抵讥讽时政，矛头全指向吕夷简。这下，终于使夷简勃然大怒，开始反击。
两人先是交上章疏辩论于天子之前，但最后还是夷简得势，原因是夷简用了一招杀手锏，这就是控告范仲淹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这一着厉害！
先知先圣们早就说过：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这就是说：结党则必然排斥异己，必然以营私为最终目的。此话怎讲？人动则争竞，争竞则必结朋党而打击异己，如此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所以导致真伪相冒，主听迷惑，故谓之“奸之所会”。朋党为害既烈，所以为人主所深痛，忠直之士所不屑。可也正是因为如此，自古以来，朋党之论却常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借以打击别人，标榜自己；甚至恶人先告状，用这个有道之士最讨厌的东西倒打一耙，掩盖他们自身结党营私的丑恶。远的不说，前唐时期就曾出现过一次历时四五十年之久的惊涛骇浪，多少人在“朋党”二字的重负下或终生沉沦，或不得善终，朝廷纲纪也在彼此往复不休的争讦中渐渐颓丧。时间不会倒流，历史永远重复，从这时开始，“朋党”又一次成为政治斗争中一个绝妙的武器。
仲淹每论天下事，往往奋不顾身，辞论切直无所避讳，出发点也是为了天子和社稷。即使有一些同志在他的感召下厉尚风节，纷起响应，也是出于对正义的向往，说他荐引“朋党”，这从哪里说起？不错，意气相投者免不了来往亲密，但这是“朋”而非“党”。仲淹有很多知己，都是因为志节的相近和相互认同，就像他爱好音乐而有不少知音一样，如果这样的关系也要被视作朋党的话，那天下也就没有道义可言了。
然而权力的作用是压倒一切的，既然天子点了头，一般容不得商榷和探讨。从道理上讲，此时也只有谏官们还能上言谏诤，但没有一个谏官站出来说话。本朝的谏臣已经养成了一个陋习，他们似乎忘记了其掌谏王恶、补阙拾遗的本职，不敢极谏天子，倒一门心思去纠绳其他官僚，这就是台谏不分了。如此，则下情又如何上通，皇帝又怎能从善如流？夷简既收拢了台谏之臣，独持国柄也就更为方便。御史韩缜在夷简的授意下上疏，请以仲淹朋党之罪公布朝野，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事情便定了案。结果不仅仲淹被贬，所谓“朋党”的事情也被夷简大肆渲染，一时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谁要是提到范仲淹，马上就被目为朋党之徒，东京的空气刹那间寒意逼人，大有滴水成冰之感。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能够考验人的品格。夷简严酷的政治迫害，反而使真正的志士顿生同仇敌忾之心。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首先上书仁宗，直指天子有过；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更是自称自己与仲淹“义兼师友”，结果两人同被罢贬。其他站在仲淹一边的还有馆阁校理蔡襄、馆阁校勘欧阳修和正在服父丧的光禄寺主簿苏舜钦等人。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是龙图阁学士李纮，当仲淹被贬出京时，无一人敢送，独李纮饯之郊外。有人问他：为何自陷于朋党？李纮笑答：范希文贤者，得为其党人是我的荣幸。李纮这话，无论是于公于私还是于情于理，都无懈可击。可见真正的贤者，并不惧怕黑暗的摧残，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有强烈的自信。
在这种情形下，朝廷政治一无生气是很自然的。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宰执换了一批人，但这批人似乎还不如吕夷简，既无应务之才，又相互不和，也不乏因私害公之举，同样无所建树。到了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边战事爆发，内外矛盾终于一旦显现，帝国的时势变得十分严峻的时候，仁宗不得不开始调整政策。其中一个主要的措施就是在这年的二月下诏罢除越职言事之禁，并把范仲淹和韩琦调到了西北。不幸的是，在帝国窘迫的现实面前，对夏战争还是以失败告终。最近的一次是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夏主元昊先使人伪诈求和，然后突然大举入侵。镇戍军副总管葛怀敏受命率兵抵御，结果尚未接战即被敌包围，全军覆没。这位葛怀敏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被范仲淹认为是怯懦而不知兵的典型，不可大用。朝廷众议也同意仲淹的意见，但一时无人，又难更易，遂不得已而用之，导致又一次惨败。此次失利使夏军乘胜直抵渭州，大肆焚掠，城垣之外为之一空，其惨状比诸上几次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吕夷简都不得不长叹：真是一战不如一战。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10节 政治变革
是仁宗自上而下作了一个决策。康定元年的战事一起，他就罢免了时誉很不好的宰相张士逊，又重新命吕夷简主持政务。皇上知道，夷简与范仲淹两人有着一些过节，在夏人叛乱的严重态势下，迫切需要朝廷的和谐，于是在起用范仲淹的同时，专门晓谕仲淹，要他主动与吕夷简讲和。仲淹不是那种斤斤计较个人恩怨的人，在天子的浩荡恩遇面前，仲淹很受感动，顿首上表请皇上放心：自己以前的言论，都是为了国家之事而绝非私人诤斗，更与夷简无憾。这时，吕夷简也表现了自己身为国家重臣和老资格宰执的应有风范，主动提议超格擢用仲淹。仲淹得知，又去信自咎，更是表现了一种磊落的气度和大度胸怀，两人从此尽释前嫌。范吕两人的和解不仅表明了政治上的一种团结，也预示着帝国进行政治变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吕夷简身患重病，不能上朝。在最后时刻，夷简开始反省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和道德的信仰终于战胜了私心，上表辞位，并推荐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一班激昂慷慨之士入居中枢。夷简退出政治舞台，固然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而西边战争无功，对辽又事妥协，海内重困、民益弊苦的国家现实也是他不得不引咎退位的原因。但尽管如此，夷简晚年不惜补过而收之桑榆，虽未出于至公，天下却实被其赐，还是值得称许的。夷简既去，章得象、晏殊为相，贾昌朝、范仲淹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为副使，欧阳修等为谏官，政治局面为之一新。而最主要的，仁宗已经习惯了天下无事的生涯，对连年的用兵更是深恶痛绝，他想要重振威德以服四海，修正百度以致太平，终于要求变革。这年的九月，天子专门召来中枢大臣共八人，赐坐，授以纸笔，请他们畅言天下之要、当世急务，并命其一一条奏。天子赐坐，这在本朝是前所未有之殊礼，事起仓促，大家都惶恐万分，不敢下笔。皇上见状，又专门指定姓名，责成仲淹、富弼等条列大事而实行，心情十分迫切。一个月后，仲淹挺身而出，领衔条陈十事上奏，揭开了东京汴梁崭新的一幕。东京汴梁的舞台上，一个惊心动魄的高潮已渐渐到来。
穷则变，历史亘古不二的永恒主题。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1节 不用思量今古
有情风万里送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苏轼（公元1036—1101年）
变革的要求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庆历年间开始表现出来。
改革的意义在于一反陈规、扫除旧弊，这样一种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其实是次要的。改革的关键在于：它对旧有的制度变革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人们相沿而来渐以为常的积习有多大的冲击。范仲淹的新政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仲淹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却享受到了自古而来一切锐意改革者的所有遭遇，也和他们一样落得个无疾而终的最后下场。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拯救运动，竟从一开始就染上了凄壮悲凉、云诡波谲的色彩。
范仲淹的道德操守极佳，对天子和社稷的忠诚有目共睹。他做事相当谨慎，虽力图革故鼎新，兴致太平，但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仲淹所倡导的新政更非过激之举，他所条陈的十事亦不外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而已，把这些变革之举放到任何一个时候，在原则上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措施上，仲淹也都是从防患予未然出发，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即使为了澄清吏治、限制官员骤得高位而修订太祖以来实行已久的磨勘法和荫子制，也没有对原有的规定一概予以否定，而不过是使其更加严格细密罢了。
但是，范仲淹从本质上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