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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废科举并非没有反弹，也不是没有引发不满情绪。科举之废，对于身处风气已开的江南地区的周氏昆仲来说，可能只是在科举的那条船上收回了脚而已，但对于像蒋廷黻这种地处偏僻的湖南邵阳乡下的读书人来说，事情就要麻烦得多，由此带来的苦恼也多得多，他们的家长不得不为此烦恼，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钱，以便把他送到省城里上学堂。还有很多人，连学堂都进不了，只好投奔新军，做当时很为人所看不起的“粮子”（过去对士兵的称呼）。显然，他们这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是没有声音的，至少，他们的声音没有那些上层的读书人那么大，由于没有那些救国求新的大道理，他们即使发了声，也没有人听，自己的底气就不足。他们的境遇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农民。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烧先生”、“打学堂”的农民风潮，农民借这种看似非常落后愚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兴办学堂的不满。这种风潮被记录下来，总算留下一点民间有关废科举的声音。
对于已经成年的人来说，生活模式和生活轨道的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改变后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况无出路。国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给士人带来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状态的改变和混乱。这种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最后压倒清朝政府骡子脊梁的一根稻草。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各种的比例各占多少，我们现在是无法弄清了。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现代性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考试取官，作为制度形式而言，至少在那个时代，谈不上腐朽落后。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政党分肥的文官制度状态，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到此，按道理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蒙在科举头面上的百年之羞理应去掉了吧？可是，没有，科举还是没有真的从当年的恶运中走出来，不仅有识之士，每每谈及现实的教育问题，科举还是挨骂，至少作为一个坏背景在挨骂。而且，最糟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还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23级（虽然比进士出来就是七品差了点，但考虑到大学的名额比当年进士及第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也说得过去了）。虽然号称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教育，但主旨却是跟当年确定朱（熹）注为不可动摇的标准一样，是一种给定结论（真理）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甚至是惟一的标准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试，都必须将标准答案出好，以备教育行政部门检查，如果检查中发现老师判卷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地方，就要按事故处理）。当年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私学）教育指导，而今天同样的指导也发生在高考和中学教育之间。不仅科举复活，而且我们的学校以及相关的教育机构，也有复古的迹象。学校基本上变成了衙门，而教师有官阶和官身，但没有权力，薪水微薄而且寒酸，现在也差不多。过去是学官管着教师，现在依然，过去是学生看重学官而不看重教师，现在依然。虽然，改革已经有了二十多年历史，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整体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大学毕业生不再天然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学校和高考运行机制和内容，却是青山依旧，恶水照流。更要命的是，正像当年没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贸然下刀子一样，现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样存在着打算倒脏水连小宝宝甚至澡盆也一并扔掉的现象。
实际上，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决然地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干部选拔（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结果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干部选拔制度，变得历史上空前的糟糕。我们一方面没有办法改掉高考像科举的毛病，更没有办法改掉教育按给定形式灌输的弊病，同时也没有办法真正通过考试来选拔干部。例行的公务员考试，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干部选拔制度的一个小小的补充。这种变革，实际上更多地是考虑控制，而轻视效率。教育的逻辑，是所谓的李申科思想的合理延伸。既然是培养齿轮和螺丝钉，那么，教育就只在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技术，二是驯化。在这种情形下，科举的复活，也就成为必然。
废科举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科举蒙羞了一百年，它留下的伤痕也让我们痒了一百年。在这期间，西方的学说我们不知引进了多少，知识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几回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智慧好像还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点退步。当年现代性的变革骨子里是传统的套路，今天却也海棠依旧，甚至并没有红肥绿瘦。一百年了，觉得自己走了很远，走来走去，才发现其实还在古人的迷局中没有绕出来，甚至更糟。
在私塾和读经之间
眼下，读经是一种夹杂着反对声的小时髦。伴随着读经的呼吁，各种形式的私塾竞相出现。新私塾虽然也号称读经，但多半是些蒙学读物，《三字经》《千家诗》之类，或者干脆就是学点文言文和古诗词，真正读四书五经的非常罕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老的私塾虽然不断有孑遗被发现，但每次发现，都会伴随着一次剿灭。我在新华社的内参里，发现过不少这种“发现—剿灭”的痕迹。2002年，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发现了湖南平江乡村还存在的老式私塾，披露后，虽然没有剿灭随之，但这最后的私塾却在学者、官员尤其是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前些日子，当年陪我一起在平江调查的彭以达老人，介绍一位从上海去到平江办私塾的人来找我。言谈之间，虽然我对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教师很是佩服，但也明白了，他办的私塾，其实已经以教英语和电脑为主了。
过去的私塾都要读经。虽然，有的村塾掺杂着教一点跟经不太沾边的日用杂字，但不读经的私塾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读经当然有程度的差异，“一日三行读大（学）（中）庸”的有，一上手就读《左传》的也有；将“郁郁乎文哉”读成“都都平丈我”的可能不一定有，但读错别字的三家村学究肯定少不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凡是私塾就是都要读经，在读经过程中进行文字训练。读经和文字训练的目的，当然跟科举考试有关，但并不单是为了科考。离我们最近的王朝清朝，一般情况下人口是三亿上下，进过私塾的人上千万，可以算得上读书人的至少有上百万，而科举的金字塔，进士不过每三年取300个左右，每年万分之一的几率；举人稍多一点，各省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大体上也是三年一取（另有恩科），录取比例也相当小，三年不满千员；在秀才档次，各地的学额，清初每年大县40，中县30，小县20（大中小县以人口赋税和文风计算），再加上府学和额外的客籍、商籍、土籍（少数民族）等名额，每县平均不到40，以后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当有限。可以说，绝大多数从私塾出来的读书人，根本跨不进科举的门槛。“虽书香世家，能获一衿，已属不易。”柳亚子家是吴江名门，百多年来每代都能出一两个秀才，颇得当地人尊重，其高祖为此刻一印曰：“有福读书”。陈独秀考中秀才，马上说亲者络绎登门，若干年后，他跟北大的同事蒋梦麟谈起此事，还开玩笑，说蒋是策论秀才不值钱（录取名额多），而他是制艺秀才（有读经功夫的）值钱。所以说，对于私塾这种古代社会的主要教育形式而言，科举只能算是这种教育几率很小的一个出口。如此狭窄的出口，如果私塾的功用仅仅局限在这上的话，会使得大多数的人丧失了进私塾学习的热情。事实上，跟我从前所设想的不一样，私塾的功能，其实并不限于培养科举的预备人员，更重要的是为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提供仪式和精神方面的资源。
我们知道，私塾的日常功课之一，是学习对对子。从一字对、二字对一直对到十几字。原来我以为这种学习是八股文和帖试诗的写作准备，后来才发现，实际上，对对子的功夫，主要施展在农村的百姓日用上。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和各种名目的祭祀活动，甚至一般性的应酬往来，对联在其中都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春联、祭联，喜联、挽联，都是“对课”的用武之地。写出来的东西不仅要对仗压韵，平仄妥帖，而且要对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量身定做”，只有这样，写的人和被送的人才感到欢喜和塌实。有的地方，元宵灯节时的灯，也有“经”的内容。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就曾提到绍兴有一种“呆灯”，上面画四书故事和相关的灯谜。习字（毛笔字）也是私塾的功课之一，从红描到临帖，其过程跟学习对对子一样艰难。这个过程，一般也是被视作科考的准备。据说，不仅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应童子试就沾便宜，甚至到了殿试场合，名次的高下，也基本上是看字的好坏。不过，即使传说都是确实的，但对于大多数在童子试面前就被挡住的读书人来说，展示自家书法的机会，还是在日常书信和写对联上。对子是要贴出来，或者挂在墙上的，字必须要像样，能挂得住，在大家品头论足之间，无论哪个书写者都不会掉以轻心。即使对子对得好，但一笔字差了点，总是羞于见人，只好再用功，如此这般，无意间造就了中国书法深厚的民间土壤。
私塾学习的文字内容，从《三字经》《千家诗》《纲鉴》到四书五经，从某种意义上是为这种写对子提供了文字内容。在传统的各种形式的对联中，除了少量恭喜发财的内容外，几乎所有对联的内容，都绝对符合儒家伦理所体现的正统意识形态。显然，这跟乡绅的倡导和私塾的教育不无关系。
在陆续进行的田野考察中，我发现，眼下中国相当多的农村，对对子的传统依然残存。多数地方，一般是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对联，有少数地方在婚礼和丧礼上分别能见到喜联和挽联。过年的时候，由村里人自己写春联的和到集市上买现成春联的，大概各占一半。而自己写春联的地方，大多由受过点旧教育熏陶的老人包办，其中，有些地方还保留了上辈传下来的对联本子，上面罗列了一些各种场景该用的对子，写的时候照猫画虎就可以了。而有的在外面工作过的老人，则喜欢自撰新词，或者新老交用，由于水平有限，往往写得半通不通的。只有在极少数一直残存着私塾的偏僻山区，比如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对子才既写得好（字与文俱佳），又对景，而且在各种仪式中都存在；人们在写对子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创新，以照抄老本子为耻。一般说来，对于农民，春节写春联的习俗有着非常强固的生命力，只要还有点心气，家里还过得去，几副春联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点缀和装饰。如果春联是自己家人或者亲戚写的，被问及的时候会感到十分的自豪，脸上泛着得意的微笑。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岁数很小的同学，每到放寒假前夕，就会抽出时间来胡练一阵毛笔字，说是好过年回家给乡亲们写春联。其实他既不懂什么叫对仗压韵，也不会写毛笔字，但他说，村里只有他一个大学生，如果不会写春联，会让乡亲们笑话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写对子，有时还是那些被推翻阶级惟一被保留的“特权”，因为很多农村，只有这些人才写得一手好字，懂得拽文。在平江农村，每当有扫盲任务的时候，一些从前的地主就会变成扫盲班的教师，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办私塾。贵州安顺的天龙镇，有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前军人的郑姓老人，当地的很多对景而又漂亮的春联，大多出自他和他的学生之手。据他讲，在过去的岁月里，只有到了过年写对联的时候，他才感觉像个人。
春节贴春联，是从桃符转化而来的民俗，由原来带有巫术意义的画符，演变成具有明确文字意义的祝福（当然，桃符原来的画面也还保留，变成了门神），而且这种祝福，一般都富有儒家伦理的含义。这种转换，既体现了儒家伦理对巫术民俗的渗透和改造，又是两者奇异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儒学的观念非常好地成为百姓日用的工具。
儒学经典在民间的日用，还体现在农民日常仪式和调解活动两方面。过去农村的婚丧嫁娶以及年节祭祀，都要有一定的仪式。这种仪式，就是儒家所谓的“礼”。不过，儒家经典《仪礼》和《礼记》上规定的礼仪，是不下庶民之礼，跟农村百姓日用之礼，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不仅有繁简之异，而且在于农村的类似礼仪，掺杂了大量民间巫术和宗教的成分，变得很不“纯”了。以丧礼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