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战斗部队和保障部队除军官之外全都由黑人编
成。由于当时我们正忙于进行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因而，在我到总部任职
之前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改编行动。那时，我曾有机会与当时主管作训的陆军
助理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讨论过此事。他是以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
长的双重代表身份来东京作正式访问的。我对他说，如果我能得到上级批准，
就准备将黑人部队彻底混编，首先从全部由黑人组成的最大的战斗部队第24
步兵团以及分别隶属于第9 和第15 步兵团的两个步兵营开始。此后，我们
可以把规模较小的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炮兵和装甲兵战斗部队拆散混编。最
后，我们再如法炮制部署在朝鲜和日本的无数编制很小的补给勤务分队。与
基恩将军一样，我深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部队具有一支能征
善战的军队所需具有的那种精神面貌：每个士兵都能不依赖他人而自立并为
此感到自豪；每个士兵都相信，较之周围的伙伴自己并不逊色，较之敌人则
更胜一筹。
泰勒将军对此举深表同意，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是实行这
种办法的绝好时刻，从此以后，它必将对整个正规陆军产生深远的影响。六
月上旬，在国防部长马歇尔访问朝鲜和东京期间，我与他讨论了自己的计划。
他将这份计划带回了华盛顿。计划终于获得批准。于是，我立即在自己的战
区将其付诸实施。此后，美国陆军全部实行了这项早该实行的改革，并在提
高士气上和国民的反应上达到了全部预期的效果。
由于战线趋于相对稳定，我和范弗里特还得以将精力转向一些其他的
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了我们好几个月，但由于在军事上多次出现危急的
局面，我们被迫将这些问题搁置起来。头号的问题也许是南朝鲜军队缺乏领
导的情况十分严重；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条约的规定，我们无法对这种领导彻
底加以充实。现在，由于压力已经减轻，我们便可以着手实施一项全面的训
练计划了。通过这个计划，可以造就出朝鲜人自己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又
能把朝鲜士兵力训练得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优秀。政治上的任人唯亲
和为了巩固个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而进行的错综复杂的争斗，使朝鲜军人的许
多突出的优点荡然无存，以至于为了提高这些军人的素质，我们在人力和物
力上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朝鲜军队一直是根据各种政界人物一时的念头
面随意调来调去，一直是被用作剿灭“土匪”，或者维护某些土皇帝利益的。
年轻的军官们发觉，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上级进行批评，表示反对，甚至提点
不同的看法都不可能。在敌人的压力下，那些受到的“训练”百分之百是政
治训练的指挥宫往往最先垮掉。他们自己的恐慌情绪又总是立即传染给下面
的部队。部队中许多士兵自己也未受过必要的训练，无法在危急情况下本能
地、积极地作出反应。
特别缺乏的是使用火炮的训练。火炮的广泛使用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个
重要特点。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得不以火力来弥补人力的不足。长期以来，
远东司令部一直不赞同增加南朝鲜军队的炮兵部队。他们认为：朝鲜地形复
杂，通过崎岖的道路和陡峭的山岭进行弹药补充极其困难，加之南朝鲜军队
缺少受过训练的炮兵，火炮数量也不足，这些情况充分证明应该反对扩充南
朝鲜炮兵。可是，随着战斗进程的放慢和武器装备补充的增加，我们便有了
时间也有了装备来加强南朝鲜军队炮兵的实力。而且，我深深感到，南朝鲜
部队必须拥有远程火炮，以便在我兵力薄弱的防线上使师与师之间做到相互
支援。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命令在年底以前正式组建四个南朝鲜155 毫米榴
弹炮营。各炮营一旦组建完毕，将分别隶属美军的一个军，进行八周的紧张
训练。此后不久，我又批准组建三个105 毫米榴弹炮指挥连以及六个105 毫
米榴弹炮营。组建工作也要在一九五一年年底以前完成。我的目的在于：最
终能组建足够数量的105 毫米和155 毫米榴弹炮连，以便使十个南朝鲜师每
个师都能配齐四个炮兵营（三个105 毫米榴弹炮营和一个155 毫米榴弹炮
营）。一九五二年初，我收到华盛顿同意我继续实施该计划的答复。
此时，在美国炮兵学校学习的南朝鲜军官即将回国，这更坚定了我扩
充南朝鲜炮兵的决心。
重新对南朝鲜军官进行认真训练所收到的效果在战场上愈来愈明显。
现在，我们在东部地段和中东部地段的许多进攻行动几乎完全是由南朝鲜部
队实施的。当我在西部的部队派出战斗巡逻队牵制敌预备队、海军以重炮提
供火力支援时，在“大钵”的两侧，美第10 军和南朝鲜第l 军进至更为有
利的防御地区。这些作战行动几乎都是由南朝鲜部队独立实施的。
这一年稍晚一些时候，在西部地段，在第9 军把战线向前推进三至四
英里的过程中，南朝鲜第1 师打得十分英勇。
南朝鲜劳工服务队也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我曾授权范弗里特将这
支劳工队伍增至六万人。这些劳工勇于身背满载补给品的A 字形背框攀登陡
峭的山坡，勇于承担构筑地堡、装填沙袋和加固堑壕与坑道的工作。总之，
他们勇于从事运送食品、补给以及在枪林弹雨中为作战部队修筑防御工事这
类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们能重新夺取并固守“堪萨斯线”在很大程度上应
归功于这些劳工的艰苦工作。
人们提起进行谈判的那段漫长的日子，一股总把它作为一个相持的阶
段，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那一阶段的仗，打得不那么激烈。每天都有新
的伤亡。感谢上帝，与发动几次大规模攻势时相比，现在的伤亡还是小得多
了。
但是，这些伤亡在当时仍然可以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谈判桌上赢得
什么东西，我们都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我们展开在一条横贯朝鲜半
岛的较短的战线上。但是，我们的兵力仍然太少，只能分散地部署在这条战
线上。这时，我们的兵力不足六十万，其中美国人占二十三万。敌人的兵力
自然大大超过了我们。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
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则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是大炮给我
们以优势，我们能够集中无数炮弹打击整个战线上的任何一点。在利用地形
上和摆脱狭窄曲折的道路、伸入荒山峻岭的行动上，我们新近也摸索出一套
巧妙的办法。这当然也是我们取得对政优势的一个原因。但是，范弗里特此
刻的目的却在于，一旦控制了制高点，他便将敌人驱赶到开阔地带去，以便
用大炮将其歼灭。
当然，中国人是喜欢在夜间发起进攻的，因为，到了夜间，我空军只
能停留在地面上，观察员亦无法进行观察。
我们实际上没有做到“成纵深”部署我们的防御，因为，防御阵地分
散而且配备的兵力也很单保不过，我们倒是有屏护部队警戒着距主要抵抗线
约有步枪射程那么远的一道防线。
正是这些士兵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将大批敌人吸引至我们能以强大的
炮兵将其消灭的地点上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守卫在孤零零的碉堡（碉堡
四周堆放着沙袋，设置着铁丝网，可以在各个方向上对付敌人的攻击）中的
士兵往往吃惊地发现，敌人在夜暗中已悄然无声地出现在我方阵地上，还常
常发现，四、五个穿着胶底鞋的中国人已不声不响地潜入他们与前哨警戒线
之间的地带。这时，信号弹就会从敌人战线那边升起，疯狂的军号声就会把
我方哨兵吓进碉堡，几乎来不及发出口令，战斗就打响了。
我还记得，为了获得更多的战场照明器材以便在夜间也能瞄准敌人射
击，我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照明弹使用得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试用了各
种可用以照明的器材，其中包括大功率探照灯。这种大功率探照灯可以借助
低垂的云层将光线反射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在欧洲战场就曾采用
过这种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之，这些措施减轻了防守在孤零零的前
哨警戒线上的士兵们的负担。因为，他们常常要一连熬上好几个小时凝视着
夜暗中影影绰绰、不可名状的东西，而且，他们有时在花岗石山岭上所得到
的防护较之几个松垮无用的碎石堆好不了多少。中国人的夜间进攻特别神秘
莫测，不可思议。首先听到的是中国军号独特的哭丧调，要么就是由五十来
个中国人用英语发出的粗野叫喊声，再就是用以吓唬西方人的以死相威胁的
喊话声或其他吵吵嚷嚷的声音。但是，我们久经沙场的部队此时已习惯于这
种“音乐的伴奏”了。有时，他们还出去缴获中国军号，尔后，用缴获的军
号把敌人的指挥信号搅乱。
与此同时，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不过，曾中断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
敌人坚持要我们对一些捏造的“事件”负责，而我们则反驳说这些所谓的“事
件”从未发生过。谈判令人厌倦地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往后拖延着，在战争
的第一年中底眼看就要实现的停火象磷火一样变得越来越渺茫了。我知道，
国内许多公民已开始认为：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正白白地牺牲在战场上，而我
们死硬的谈判人员却非要想在谈判桌上捞到什么便宜。但是，谈判桌上的斗
争正是战场上作战的继续。无论最终达成何种协议，这种协议都必然会是军
事上实际情况的反映。再者，尽我们之所能抗击敌人的一切进攻行动，以阻
止其进一步将战线向南报移，这本来就是士兵们的艰苦任务。
谈判确实是件耗费精力的事情。在谈判桌上，人们不断重复已经说过
的观点，象演说家似地玩弄华丽的词藻，令人讨厌地谩骂与攻击，有时简直
让人宁愿回到战场上去作战。但是，我还是决心除证明我们的坚定立场之外，
还证明我们的谈判诚意。我打定主意，在谈判中决不失掉耐心或自制，同时，
也决不屈服于敌人停止谈判的恐吓或威胁。关于谈判本身的情况人们已多次
作过说明，并且谈得也很详细。不过，还有一些与谈判有关的问题有必要再
提一下。
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犯了不少严重错误，这是不容否认的。我认为，所
有这些错误都产生于两种主要的错误看法；而这两种错误看法的根源又都一
方面在于我们天真无知，一方面在于我们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团团长海军
上—将乔伊直至停火一、两年之后才指出的如下事实：“共产党人既不贸然
出席会议，也不仓促地进行谈判。他们往往首先进行一番精心的布置。他们
关心如何保全‘面子’，并且重视通过有利的谈判地位取得实惠，这就使共
产党人总是预先对进行谈判的客观条件进行周密的考虑。”他们抓住我们的
各种失误所进行的宣传，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在亚洲人之中进行这种
宣传，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就更大。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武官员们总该
有了前车之鉴，总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了。当然，我指的是这样的官员，即
那些今后有可能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听任敌人散布简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长篇谎
言与诽谤的官员。
谈判之初，我曾在给海军上将乔伊的信中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你
的客气就等于是让步，而让步则又是虚弱的明证。我建议你掌握好发言的分
寸，使用奸诈助共产党人不会产生误解的语言和方式，建议你不要轻易表示
谅解和尊重。”对于从未领教过共产党谈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说，要想事
先想象出事实真象被歪曲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共产党谈判要有
极大的耐心，而这一点就连约伯（圣经里的希伯来族长，吃苦耐劳的典型人
物。——译者）也会感到无法忍受的。
谈判伊始，我们就作了一次让步。不久，我们又为此感到懊侮。在我
第一次提出开始会谈时，我们曾建议将会谈地点设在一艘预定在元山港停
泊、悬挂着丹麦国旗的“日德兰迪亚”号医院船上。当时看来，这种“中立
区”虽则处在双方大炮射程之内，还是能够为双方欣然接受的。可是，共产
党根本没有理睬这项建议。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把开城（从理论上讲，开城
是一座位于三八线以南“无人区”日城市）作为会谈地点。华盛顿指示我立
即接受这项建议，以便为早目结束战争并证明我们的诚意而做出进一步的努
力。
可是，谈判开始后，根本就没有中立的气氛。开城掌握在共产党的手
中。他们的武装警卫人员布满了谈判区。
肩挎汤姆式冲锋枪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对我方使节指手划脚。我方代表
坐在插有白旗的吉普车中的样子被对方拍摄下来，作为投降的镜头供亚洲的
新闻界发表。可是，我方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却被排斥在现场之外。我立即
纠正了这种不平等的现象，采取的办法是；通知中国人，除非谈判区真的成
为中立地区，并且我方记者也能到现场来访，否则，我方代表不再回来谈判。
敌方谈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产党的方式同我们磨时间，要我们等着他们上级
的决定。但是，当他们得知，在我方新闻记者获准采访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让
代表团返回谈判桌的消息后，他们立即作出了让步。
即使如此，这个谈判地点的气氛还是从未令人满意过。
有一次，我们被迫对突然出现一支中国武装部队一事提出严重抗议。
这支部队携带的又是枪又是60 毫米追击炮，他们径直从我们的吉普车前穿
过。在这以前，我曾中止过谈判，直到赤色分子答应使谈判地点周围实现非
军事化我才恢复谈判。所以，这次事件是对协议的公然破坏。海军上将乔伊
立即提出了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违反协议的那支部队只不过是个宪兵连。
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