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主力部队至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迎敌。
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田，再移至苟坝。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苟坝。
苟坝，这个外形像睡葫芦似的不知名的小田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这里，毛泽东刚刚担任前敌政委一周就被免掉。可不到一天时间，又出任了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实际上登上了帅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红军领袖们在苟坝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第四章 得意之笔回师遵义，胆略超群（三）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致电军委，郑重提出：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且提出了五条具体建议。
周恩来拿着这份电报同毛泽东商量，表达了他与多数军委委员赞成避开中央军，在打鼓新场出击一下滇军和黔军，以扫清西进道路的意见。
不料，毛泽东完全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根据他对敌情的了解，认为黔军、滇军正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那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因此，绝不能鸡蛋碰石头，白白去送死。
于是，军委开会研究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者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人持反对意见。他又孤立了。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了。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历史的结论。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军，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不肯轻易退出，用要挟的口吻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为难了，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怎么拍板？为了避免以前的负责人主观专断而引起非议，他建议交付军委会议表决。举手表决不但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林聂电报的建议，同时也就把毛泽东刚上任一个多星期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表决掉了。会后，毛泽东的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倒不是因为失去重要职务而沮丧，而是为红军的前途担忧。因为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将不堪设想。深夜，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左思右想，最终他不再犹豫，披上衣服，提上马灯，决定再找周恩来去做工作。
“砰！砰！砰！”他叩响了周恩来的房门。恰巧周恩来也没睡，他正在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见是毛泽东进来，周恩来先是一怔，赶紧让坐。
毛泽东不等坐下，便急切地说：“恩来，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吧，还是得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敌情严重，不打为妙。”
周恩来说：“主席，你说得很对。你看的几份电报我刚才也看了，黔军、滇军都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红军如进攻打鼓新场，还可能受到中央军周浑元部和川军的侧背夹击，这一仗弊多利少、凶多吉少，打不打是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紧张不安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说：“命令先别写，赶紧召集军委会议，根据敌情重新研究，说服大家。”
第二天早上军委又开会，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主张。3月11日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运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迅速被敌人主力合围的危险。毛泽东棋高一着，力排众议，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
这次争论，最终按毛泽东的意见办，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信。为了杜绝类似情况，毛泽东建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以便集中指挥。作为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通过这件事，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中央会议决定重大军事行动，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不熟悉，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为成员的中央新“三人团”，便于作出决断。所以，3月12日张闻天就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职权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可以说最终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张闻天到延安后，对他夫人刘英提起过这段经历，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在毛泽东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
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后，周恩来的权力得到削弱。对于这种权力变化，周恩来是怎么想的呢？会后他跟毛泽东走在田间小径上，心悦诚服地说：“这就好了，今后要更多地打胜仗了！”
在以后的军事指挥中，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方针，周恩来和王稼祥给以充分重视，经三人讨论后形成决定，然后下令加以实施。周恩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往往能使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周恩来总是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帮助毛泽东做好每次战斗的组织和布置工作。
担任过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曾说过：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再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部队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钟才去睡觉。他的精神特别好，年轻人都熬不过他。周恩来对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自己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师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因为熟知敌我双方，他就能让我军各个部队发挥各自的专长。
对于周恩来辅佐毛泽东执掌“帅”位的这种特殊关系的确立，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有过一段恰当的描述：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1976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
正是毛、周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创造了无数个奇迹。
第四章 得意之笔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一）
黔北的3月，春色盎然，景色迷人。但是红军战士顾不上欣赏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而是急速向西南方向前进，以期调动敌人，寻找有利战机，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的枢纽。
3月14日，主力红军移师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进攻据守在那里的周浑元纵队，目的在于粉碎敌人新的围攻，以扭转整个局势。
3月15日15时，战斗展开以后，敌我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战局成胶着状态。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第九十六师、第五师两个师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工事，顽固抵抗，红军进展艰难。战斗中敌第十三师六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一下子改变了战场形势。毛泽东头脑冷静，当看到再打下去将是赔本生意时，立即决定退出战斗，部队当晚转移到茅台、仁怀、坛厂、小河地域，准备从茅台三渡赤水，进入川南，然后四渡赤水折返贵州，直插云南，彻底甩掉敌人。
茅台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村镇，大约有三四千居民，拥挤不堪地住在赤水河畔附近的陡岸上。街道拥挤狭窄，遍地泥泞，两边参差不齐地排列着用灰泥或泥和枝条混合筑成的房屋。小村的上空永远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酸味。这就是著名的茅台酒的制作地。
3月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在这里，毛泽东和红军干部战士品尝了茅台酒的芳香，随即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敌人立刻发现了这一情况，派出飞机进行骚扰。一枚炸弹击中了周恩来办公室旁边的一所房子。人们竭力劝周恩来隐蔽一下，被他拒绝了。
红军一过河，毛泽东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派一个团向北行军到达四川的古蔺县。该团沿途虚张声势，行进中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以引人注意，作出一种红军主力要北渡长江的姿态。
红军的大佯动，果然吸引了蒋介石的目光。3月20日晚，他发出“筑碉‘阻剿’共军”的电令，命令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统统奔集川南，合力“进剿”。蒋介石兴奋地说：“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的部队遍筑碉堡、紧张部署围歼红军兵力的时候，蒋介石绝没有想到，毛泽东又突然率部于3月21日晚，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就使蒋介石在川南的部队扑了个空，敌人专门为红军准备的碉堡群也成了一堆废石土。国军哀叹：共军“现复向东西窜，……是否其主力东窜，抑以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不得而知”。
遵义会议上，曾有人讥笑毛泽东不过是读了点《孙子兵法》而已。而现在毛泽东恰恰是运用中国古代兵法中声东击西、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避实就虚等战术，把红军从蒋介石设置的包围圈中解救出来。
红军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突然给红九军团下令，要他们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上大红标语，放烟火扮炊烟，佯装红军主力，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红九军团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制造假相、以假乱真、机动作战，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3月31日晚，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中央红军主力分别在大塘口、江口、梯子岩等渡口架设浮桥，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把敌人的主力甩在乌江以北地区。这为实现红军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的战略创造了条件。但是要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当前主要的障碍是据守在云南、贵州边境一带的云南军阀部队。所以毛泽东说：“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为此，毛泽东决定继续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略。
南渡乌江后，毛泽东将红一、三军团分开，让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扬言要打贵阳。同时派出一部分部队在贵阳城外摆开阵势，把通往贵阳方向警戒起来，而红军主力却从离城20公里的地方往西南行进。
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先头部队则占领扎佐，逼近贵阳。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城督战，由于主力被调往乌江以北“围剿”红军，因而贵阳兵力空虚，只有第九十九师四个团，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得知红军的行动后，十分恐慌。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以备情况不妙时逃离贵阳。
毛泽东的“诈兵”术获得成功。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他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东渡清水江，并在清水江上架桥，装作渡江东进湖南的姿态。蒋介石又一次上当，急调湘、桂等省军阀部队开往石阡、余庆、平越等地，防止红军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其实，中央红军既不要占领贵阳，也不是去湖南，而是要“调虎离山”，把滇军引向东去。果然，毛泽东把蒋介石的牛鼻子牵动了，云南军阀的主力部队已由滇黔边往黔东开调，红军西去云南的道路已无重兵阻拦。当滇军孙渡纵队火速赶到贵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犒赏时，红军却从贵阳至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部队一过湘黔公路，如同插上了翅膀，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行进，连克数县，渡过北盘江，尔后进入云南境内。4月23日红军进入平彝县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惊呼“上当！上当！”，但悔之已晚。当他重新部署兵力，命令薛岳亲率周浑元、吴奇伟、孙渡、李韫珩各部及黔军尾追红军时，已落后红军数日行程。敌军叫苦不迭：“共军转个弯，我们腿跑断。”
兵不厌诈。毛泽东在导演了一出佯攻贵阳的好戏后，接着又着手编织“威逼昆明”的新戏。
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被毛泽东的战术搞得晕头转向。他们搞不清红军的去向，因为红军有时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甚至连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干。毛泽东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