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幕幕“横扫千军如卷席”、“风卷红旗过大关”的动人情景，这一次次以少胜多、以智取胜的成功战例，常常使毛泽东豪情激荡……
但是，自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走上西征的道路后，红军的人数已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怎么能不使毛泽东心痛、焦虑以至愤恨！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瞎指挥，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崽卖爷田”了！目睹湘江的大败，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不是一个没有胸怀、不讲斗争策略的人。早在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起，毛泽东就开始看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逐渐加深对这种错误的认识。但是，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还没有这种认识。毛泽东从革命大局出发，不争不闹，不搞非组织活动。他只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坚持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在被剥夺党政军大权而成为空头政府首脑以后，也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安排，潜心搞调查研究，尽其可能为中央决策提供积极的建议，等待多数同志的觉悟。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里，虽然毛泽东曾与“左”倾中央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他的初衷还是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意见，纠正错误，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那时绝没有撤换中央领导人的想法。可是现在，长征途上的红军已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曾经犯过错误的人也开始不满中央的领导了，毛泽东终于挺身而出，开始着手组织发动一场撤换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领导的斗争。因为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已走得太远了，革命事业已让他们葬送得太多了，如果再不把他们拉下马，毛泽东就要成为有罪之人了。
毛泽东再不等待，再不礼让，决定“拉起旗帜干”。
毛泽东开始谨慎地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内寻找合作伙伴。他首先争取的是已有所觉悟的“左”倾领导集团的成员王稼祥和张闻天。
第二章 欲挽狂澜王稼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要求把王稼祥、张闻天和自己编在一个纵队。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不佳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因受伤伤口未好也坐担架行军，两个人的担架常常碰到一起，创造了边走边聊的绝好良机。
王稼祥有一副消瘦而略带方形的脸盘，宽宽的前额下挂着一副眼镜，显得斯文而有学问。
他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1925年19岁那年他投身于革命洪流，来到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一所大学——上海大学学习。在中国共产党老一代著名领导人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的影响下，王稼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但同时也卷进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旋涡。1928年，王稼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报》总编辑。
由于回国不久，对国内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王稼祥支持和拥护了当时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观点，陷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
1931年３月，由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４月被派赴中央苏区，王稼祥任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４月抵达苏区后，在江西龙岗地区王稼祥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区中央局内部争论的问题。毛泽东从政治谈到军事，简明扼要，有理有据，展现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使王稼祥开始对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钦佩。
但是，当时王稼祥对毛泽东的了解和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他对是非的判断还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和同在苏联学习过的王明的指示。因此，在中央代表团主持的批判毛泽东犯了所谓“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赣南会议上，王稼祥支持并拥护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批判。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王稼祥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从此，王稼祥在工作中与毛泽东有了比较多的交往和接触。在工作实践中，王稼祥认真学习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对毛泽东阐述的建军思想和总结的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毛泽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深刻地转变了王稼祥对毛泽东的看法，使他开始逐步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扩大会议，错误地批评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是反对临时中央提出的“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指责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所谓“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提出讨论毛泽东是否还适宜留在前线指挥军队作战的问题。会议气氛十分武断，几乎没有申辩的余地。多数同志在中央指示和会议主持者的压力下，都不便或不敢再支持毛泽东，主张毛泽东可专任政府工作，或在军队中任现职，或干脆停止工作。
就在这种极不公正很不正常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的王稼祥勇敢地站出来，明确表示继续支持和肯定毛泽东同志。
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说完这席话，王稼祥镇定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不等反对意见说出，便直言不讳地吐出16个字：“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这一言既发便语惊四座，会场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为缓和气氛，王稼祥笑着补充道：“大家知道，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尽管王稼祥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圈里的成员，但他提出的意见还是被会议主持者所拒绝。会后实际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他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会后，王稼祥的心情很沉重。倒是毛泽东胸怀坦荡地对他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决定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了以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
听了这些话，王稼祥对毛泽东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革命情操更加敬重。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1933年二三月间，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黄陂、草台岗战斗的重大胜利。总政治部直属队迁到乐安县谷岗村。4月28日，周恩来、王稼祥、萧向荣等在村子的一个古庙开会，研究扩军问题。大约9点多钟，忽然有两架飞机飞来，外面响起炸弹的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王稼祥第一个跨出大门，仰起头来查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王稼祥来不及躲闪，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带领的医务组送进瑞金医院。
主治大夫彭真（龙伯）和王斌替王稼祥会诊。经检查，发现弹片从他的右下腹打进去，打穿了升结肠，弹片嵌在右肠骨窝上，升结肠已经穿孔污染，有发生弥漫性腹膜炎的危险。由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大手术取出弹片，医生只对他进行了保守疗法，切开引流。病灶未除，腹部的伤口一直流脓。正因为如此，王稼祥在长征时只能坐担架。
长征开始前，王稼祥一直担心自己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在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上又力排众议要求保留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十有八九得被像甩包袱一样留在苏区。后来得知是毛泽东替他力争，才得以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当然更不用说了。
眼下，久病不愈坐在担架上行军的王稼祥，与自己敬佩的毛泽东同行同宿，心里感到极大的宽慰。
行军途中，一天黑夜，王稼祥与毛泽东同在一个宿营地休息。互问病情后毛泽东捏着烟卷，狠狠地嗅了一口烟味，对王稼祥说：“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此话正问着久积王稼祥心头的大事，王稼祥索性坐起来问道：“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却反问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王稼祥不假思索回答道：“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毛泽东附和地点了点头，然后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你说傻不傻？”
王稼祥认真地说：“明明预见到危险，当然不能当这个傻瓜，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
毛泽东说：“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他抬手往西一指，对王稼祥小声说：“我们已从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
毛泽东深思地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连连点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绝不能让李德再瞎指挥！”
就这样，毛泽东首先和王稼祥达成改变红军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下去的一致看法。
第二章 欲挽狂澜张闻天向毛泽东倾吐心中不满
张闻天，又名洛甫，他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他也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过不是坐担架，而是骑马。
张闻天与王稼祥一样，也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中共领导人。他的外表斯斯文文，鼻梁上架一副黑边眼镜。不过他不仅留过苏，还留过日、留过美，是党内为数不多闯荡过大世界的知识分子。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赴苏联学习，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个年头。他先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后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初，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初，又替代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1920年初，张闻天只知道毛泽东的名字。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一个月以后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俩入会的消息，同时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刊登。以后关于毛、张的活动，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但是毛和张只互知名字却从未见过面，因为当时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常去国外。
直到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临时中央工作，才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到苏区中央局都对毛泽东不够重视，而且经常排斥、打击他。张闻天刚从国外回来，又与教条主义领导人在莫斯科同过窗、共过事，自然附和中央多数同志的意见。最明显的就是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对此“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曾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但是，张闻天只是附和错误的主张，他与毛泽东既未共事也无成见，更没有刻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
中央让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他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1934年初，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这为张闻天提供了认识和了解毛泽东的机会。
此后，张闻天不但在他主编的《斗争》报上发表毛泽东两个农村调查报告，而且常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精神，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张闻天与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了，这可以视为张闻天与毛泽东合作的开始。
张闻天自然清楚，让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既是实际上把他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核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