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自然清楚，让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既是实际上把他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核心，也是为了达到排斥毛泽东对政府工作领导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张闻天为人忠厚正派，没有按博古等人的意志去办，而是采取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与毛泽东合作的态度。就职以后，他同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认真倾听毛泽东的想法，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张和做法增加了了解。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他总要请毛泽东参加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泽东管的，张闻天接任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常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张闻天对毛泽东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赏。有一次，毛泽东参加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后很是感动，对人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党中央迁云石山，中革军委迁梅坑，毛和张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开始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起初，他俩只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闻天在24岁时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书中的文采跃然纸上：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两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
当《旅途》一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张闻天又发表三幕剧《青春的梦》，已经成为一个颇有声名的“青年文学家”。
面对广昌战役的失利，张闻天本无心与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谈论文学，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若投机不嫌多”，谈着谈着，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抒发了对博古“左”倾领导的不满。
张闻天本人是这样叙述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本书作者注：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把毛泽东视为知己，倾吐了自己积郁良久的心中不满。此时，张闻天眼中的毛泽东，不仅不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而且已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有更多的机会与毛泽东交谈，彼此看法越来越接近。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第二章 欲挽狂澜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可是无数英勇的红军指战员血溅湘江，长眠于湘江两岸，再也不能和战友们共同前进了。惨重的代价引起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悲痛，也引发了他们的无数个疑问。中央红军像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行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能实现吗？广大指战员在思索，毛泽东在思索，周恩来也在思索。
长期以来，因为周恩来在最高“三人团”中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人们认为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被迫转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周恩来对李德和博古的指示一般是执行的，但是，周恩来执行李德和博古的指示在有些情况下是出于无奈，他本人对许多问题都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很敬重的。
1932年6月中旬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提议由朱德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得知后给中央局写信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由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的坚持，毛泽东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是，没过多久，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与处在前线的周、毛、朱、王在如何威胁南昌的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对立的看法。周、毛、朱、王认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敌人，不同意分散与持久硬打。这样一来，前方和后方的矛盾迅速激化，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
宁都会议上，对立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当多数人把矛头突出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的总责时，周恩来略加思索起身说：
“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在座的“左”派领导人满意地点点头。
谁知周恩来话锋一转说：“但我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在前方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看看四周流露出的不满神情，周恩来补充说道：“我提出两个办法供大家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但是会上除王稼祥坚持留下毛泽东外，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结果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尽管会上周恩来说了一些批评毛泽东的话，但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仍对周恩来不满意，并告到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会议中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此后他对毛泽东仍很敬重。
毛泽东被剥夺军权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一直同朱德一起置身前线。他们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首次创造性地运用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即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兵力，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种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还未有过。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的改善，连队还装备了当时还不多见的轻机关枪。中央革命根据地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一片。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当中，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劣而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来中央苏区。二三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博古一到，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不久，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不复存在。9月，共产国际又向苏区派来军事顾问李德。博古虽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李德既不懂中国国情，作风又专断，事实上成为党内的“太上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可想而知。他虽身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采纳。
当这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和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时，周恩来曾向中共中央局提出支援福建事变的军事行动计划，但未被采纳，而且中共中央局对福建人民政府完全抱不信任的态度，称“以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1934年1月4日，周恩来等被从前线调回瑞金。这样，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了。
4月10日，博古和李德亲自出马，到前线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与有着优势兵力和良好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决战”。4月30日广昌失守。在此过程中，留在后方的周恩来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但仍积极向中央建议。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
从宁都会议前夕前方同后方的争执、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同李德间发生的多次争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脉络：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在许多地方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相通之处，而同“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他俩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之。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也常常与周恩来一起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不仅是看重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周恩来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也深深了解周恩来处于“左”的领导集团的夹缝中的苦衷。
毛泽东还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观点和主张。通过交谈，他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
此外，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还常常深入部队，调查部队的情绪和想法，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行为，引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李德的强烈不满。正如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
此话说得一点不假。正是由于战争实践的教育和毛泽东的启发说服工作，使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首先觉醒，增强了识别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行军方向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第二章 欲挽狂澜“三人集团”向最高“三人团”发出挑战
长征前夕及长征后一段时间里，中共领导层中的最高“三人团”是权力顶峰的象征，却不是最高权威的象征。
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的相互靠拢，逐渐形成“中央队三人集团”。这“中央队三人集团”虽然是松散的，却向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发出了挑战。
对于这一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是这样回忆的：
在这几次激烈冲突以后（指广昌战役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争论——本书作者注），大家的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了一段时期。毛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越来越少了，而在暗中却继续进行着宗派斗争。他把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王稼祥争取了过去，成了他最亲密的同盟者。但是王稼祥由于伤势严重，几乎很少露面；为了抑制体内的弹片所引起的无法忍受的疼痛，他不得不定时服用鸦片。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组成了宗派的政治领导——“中央三人小组”。这个宗派为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从这时开始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军队指挥员拉到了他们一边。这样，毛泽东达到了分裂中央政治局和削弱军事委员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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