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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是鞍钢最艰难的一年，虽然还在宣传鞍钢宪法，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主体——工人群众，早被饥饿和浮肿搞得意志消沉，再也提不出什么“双革”建议了。在这年中，鞍钢有些厂还宣布停产（化工总厂），工人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和“不正确”的议论更加突出，有人竟埋怨党“过去对轻工业重视差，所以物资供应紧张”，更有不少工人产生“弃工务农”思想，以致到了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1962年初，还有工人准备春节回家请长假，如果农村情况好就不回鞍钢。
北京在1961年初终于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作出反应，中央宣布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紧接着又下发了《工业七十条》，一批大跃进中上马的无效企业纷纷下马——从表面上看，工业格局已全面向1958年前复归，然而，完全的复归并不可能。1961年3月，毛泽东又发出指示，在工交企业建立政治部，以加强党对工交企业的全面领导。从一年前的“两参一改”发展到一年后建立政治部的指示，说明毛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以思想革命化来推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来保证他的理想的推行。现在毛已不太关心那些使他头疼的数字了，尽管眼下的特大困难令他有些消沉，但是他并没有后退，而是“硬着头皮顶住”。毛终于坚持到了经济开始恢复的1962年下半年，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起了凌厉的反击。
1962年12月，东北局经济委员会根据十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工业企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每个企业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宣布在困难时期有错误言行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7％左右。现在，鞍钢宪法的主旨已经按毛的最新思想转化为更加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具体领导各企业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就是按照毛的指示建立的政治部。
综上所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是毛主观世界的产物，经由毛的强力推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工业化管理的一种新方法，毛期望以此来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然而，遭到毛唾弃的马钢宪法并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它和鞍钢宪法一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向重工业倾斜的生产管理方式，只是鞍钢宪法已用“政治中心主义”代替了“技术中心主义”而更具主观性。
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像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过往的年代的许多概念都会在“后现代”闪烁出光辉，因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毛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顺便说，大跃进年代与鞍钢宪法相匹配的还有农业战线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除了那个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他哪一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所以，今天经某些学人演绎的、被认为是体现后现代“政治正确性”的“鞍钢宪法”，只能是一个历史名词，它只存在于学人的书斋里。幸欤？悲欤？
* 本文基本资料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中国当代史史料，谨致谢意。
（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58期）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
以江苏省为例
1958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具有空想乌托邦性质的政治运动。今天人们忆及当年的大跃进，马上会联想到“高产卫星”、“全民炼钢”、“公社食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一场乌托邦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大大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知。本文即以江苏省为例，试图勾勒出江苏省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扩张的图像。
一
国家权力，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之谓也。本文所称的国家权力，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象征为形式、以党的权力为主导的党和政府的权力。
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并参照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创建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新国家体制。在这个新国家的架构内，党和党的具体化身毛泽东位居核心地位，围绕这个核心，有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党领导的意识形态等系统。随着这套新国家体制的建立，国家的力量急剧增长，并快速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
中共重建国家和社会的途径、方法，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的党和政府实现其权力的途径不仅仅是依靠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中共更习惯于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此时已成为党的一个新传统，并被视为一种可以运用于不同历史时期，且百试而不爽的成功经验。建国后，中共领导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标，而且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
50年代初，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中共开始重建省一级的党与政府的机构。1949年春，江苏境内的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中共并没有马上建立省一级的党委和行政机构。由于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两地的基础与任务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被认为情况特别复杂，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分设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市委，另成立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1952年9 月，北京决定将原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市委合并，组建江苏省委；苏北、苏南行政区与南京市合并，组建江苏省。1953年1 月1 日，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的江苏省党和政府机构的建立，为贯彻落实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苏建省后，国家权力在各项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借助于各级党和政府机构，进一步向城乡各个领域扩散。
在城市：在建国初开展的“城市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工会、青年团和民主妇联等组织。1951年在江苏省各主要城市建立了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在城市基层建立了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1951…1952 年，江苏省所有城镇，以机关、群众团体、工厂、企业、街道为单位，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为了改变建国初期不少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多由资本家或知识分子家属担任的状况，1954年，江苏各城市对居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根据“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为主，以妇女团体为支柱的原则”，将原资本家家属等清除出居委会领导岗位。同年，旨在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公安派出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市综合治安管理体系建成。至此，国家权力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新国家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人民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市居民纷纷自动交出麻将牌；参加读报组；仅南京市玄武区居民就交出2600多副麻将牌，有4500 多人参加读报组，6500 多人参加夜校学习。
在50年代中期，国家对城市经济生活的控制也得到加强。1954年9月1日，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镇江、常熟、南通、新海连（连云港）等9 个城市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为了缓和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出现的粮食短缺的矛盾，各级党和政府把“节约用粮”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予以强调。1954年后，江苏各城市开展了“爱惜粮食，节约用油”的政治动员，要求城市居民在“道理懂，思想通，全家同意”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粮油计划。1956年，南京、无锡等6 个城市开展了节约粮食运动，使粮食销售量仅在5 、6 、7 三个月就减少了3 万吨。1956年12月，根据南京市委统一部署，各区委又成立节粮领导小组，仅南京市玄武区就在以人定量的基础上，每月再节粮15万斤。
在农村：废除保甲制，实行村组制，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把国家的权力全面延伸到乡村社会。1953年又通过实行“统购统销”，初步将农民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在政治层面，为了体现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分子建立了“定期训诫会议制度”。经过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巨大变动，50年代中期，一个由国家支配的新社会已基本建成，国家已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绝大部分领域的控制。
在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环境中，民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54年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听网的决定，在全省272 个区建立了收音站，在363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201 个互助组里建立了收听组。经过长期密集性的思想灌输，城乡大众已能充分认识代表国家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权力有了十分具体生动的感性体会。“毛主席”、“党委”、“书记”、“人事秘书”、“党员”、“干部”、“派出所”等词语的含义已被群众内化，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为。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前，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机构来体现，由政府控制的各项运动促进了国家权威向社会基层的扩张，但在全国城乡仍有个别领域国家权威尚未完全占领，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大跃进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
城市虽是国家权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但是在1958年以前，仅南京市就仍有5。3％的工业、5。8％的商业和5％的手工业未实现社会主义化。在各城镇仍保留有少许的私人修配摊点和私人诊所，仍存在私人出租的房屋。城市的寺庙教堂虽然统属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领导，寺庙教堂内也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但是个别庙庵仅有一两僧人主持，以致无法落实该项制度。
虽然1958年以前江苏的农村已全部实现社会主义化，但农民尚保留有自留地，各农业社仍可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耕种何种农作物。在政治方面，对地富分子的管制还不十分严密，在苏南经济富庶的农村地区，某些地富分子尚可自由进入茶馆议论时事，地富子女在升学和就业方面也未受到特别限制和歧视。综合各方面资料分析，利用发动大跃进运动占领国家权力尚未完全控制的领域或许不是毛泽东的意图，毛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乌托邦的理想。大干快上、赶英超美，是毛在大跃进期间思想的主流，但是毛在1958…1959 年确有不少强调国家权力方面的论述。在毛的理念世界里，一个权力无限扩张的国家和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社会是有机地重叠在一起的。
根据薄一波回忆，1958年毛在谈到国家职能时说，今后“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毛又说：“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但是，毛又在不同场合表示他对军事化管理方式的赞赏。在8 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强调要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并对河北省徐水县委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表示支持和称赞。尽管毛泽东未将强化国家控制作为大跃进的重点，但是这场运动使“控制”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意志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措施得以全力贯彻，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急速扩张。
1958年2 月12日至15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七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名曰“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实际上是落实毛泽东在年初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批评，为正式发起大跃进运动制造舆论准备。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在十天之内，江苏各地纷纷举行党代会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对“反冒进”批评的精神，全省有83000 多名基层干部集中进行了学习。
在毛泽东一再批评“反冒进”的紧锣密鼓声中，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 月5 日在北京召开。5 月8 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 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出席会议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江苏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传达部署落实省委三届八次会议精神，南京市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