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 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走过场。
根据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样就可以使斗争有了目标，并且推动各项中心任务的实现。1958年8 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员、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和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傥（自1955年以来任此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约两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另有2500 余名干部被公开点名和“会诊”、“擦背”，基层的干部与群众被冲击的人数则更多。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 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份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对为数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公开批判和惩罚，只会进一步加强民众对国家威权的认识和对大跃进的支持。
在火热的大跃进的形势下，领导机关“有破有立”，在批判和处理了有问题人员后，各级组织大量吸收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入党。自1958年9 月以来，全省农村在4 个月内就吸收了2。51万名新党员。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针”，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人们似乎普遍患上了“失语症”。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党委决定一切”、“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国家威权与语言禁忌互为依靠、相互支撑。当大量农民因饥饿纷纷死亡时，在内部报告中，只是冠之以“非正常死亡”。1960年后大饥荒蔓延全国，北京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开发“粮食代用品”。江苏随后就开发出“人造肉精”和“食用小球藻”等一批“粮食代用品”，并在城乡普遍推广以节约用粮为目的的“新式蒸饭法”（用较多的水放在较少的米中，使米膨胀，反复蒸煮，达到有较多米饭的视觉效果）。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市，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尽管这时的城 人民生活已非常困难，但并未影响以国家权力为动力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推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市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41920斤。1960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城市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市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市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4 月下旬，仅南京市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454 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 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 （1961年7月玄武区的人口是242542 人）。据当时的报导，城市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市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1960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市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市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大跃进后进入城市的“新工人”为重点。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南京市委要求动员10万人下放，玄武区至10月底共动员11898 人上山下乡，为市下达计划的99。2％ ，1961…1962 年又动员了4672 人回到农业生产战线。至1962年6月，南京市减少城镇人口49800多人。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46万。下放人员胸戴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饥饿的农村。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61年7 月，江苏省各城市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市玄武区8 月份销粮就比7月份减少供应粮20万斤，人均供应由27。11斤/月下降为26。33斤/月，全年少销粮71。9万斤。
江苏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71 所大专院校， 到了60年代初已难以为继。1962年初，江苏省对高校规模进行调整，仅保留26所高校；中等专业学校从281 所压缩到37所。失学青年或被动员下乡，或被安排在城市的小型单位就业。在强大的国家威权下，失学青年都冷静地接受了现实。大灾荒下的江苏农村也十分平静。在实行严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阶级斗争不断调整农村的社会关系，对地富分子的管制更加严格，阶级出身问题开始被反复突出强调。1960年2 月，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35391 人，占农村人口的6。2％，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30％ ），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江苏省在当时施行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只是奉命办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1960年下半年后，大跃进的狂热已逐渐降温，然而政治运动的快车并未减缓速度。1960年5 月，新一轮“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在江苏各地掀起……在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力量笼罩一切，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到了20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逐渐挣脱国家的控制，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原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八月号第四十八期）
1960年“持续跃进”中的
江苏省城市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寄托了毛泽东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理想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时至今日，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亩产万斤”等图景已广为人们所熟知。然而，人民公社不仅在中国农村建立过，在城市也曾一度风行，1960年“持续跃进”的重要组成部份即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持续近半年的“持续跃进”因该年大灾荒的发生而中断。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各地纷纷对城市人民公社进行调整，城市人民公社也因此宛若昙花一现，终被历史所遗忘。本文即以此为主线，以江苏省城市人民公社为个案，简要分析城市人民公社的兴革和若干特征。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起即为一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1949年中共成为中国执政党之后，迅速将其意识形态理念付诸改造中国的实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实现共产主义是其坚定不移的目标，毛泽东于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正是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快速飞跃，而人民公社则被认为是通向这未来理想社会的一座“金桥”。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依据马恩关于“公社”的概念，并结合中共革命成功的若干经验①，在大跃进期间推出的一项“制度创新”。在他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它有两大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所谓“大”，即“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办到”；至于“公”，“就是比合作化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搞掉。”①在毛的推动下，1958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开始建立公社，但毛更希望全社会都实现公社化。毛泽东表示“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②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国兴起了组建人民公社的狂潮。一时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豪言壮语充斥于神州大地。大跃进“红旗省”之一的河南省，在率先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又“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据河南省办公厅1958年10月1日报告，到9月底，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参加公社的人数占总人口的97％。每个城市公社平均规模为4950人。”③仅仅一年之间，“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多数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城市公社人口近二千万人。”④
尽管如此，实现城市人民公社化只是几个“红旗省”的创造。人民公社运动的重点并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冲天豪情中，人民公社“忽如一夜春风来”，然而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十分严重。一时间围绕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发生了争论。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因对“大跃进”有所批评，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宣布为“反党集团”。毛泽东认为大跃进中出现的困难只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他看来，“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⑤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⑥只能坚持，不能动摇。由此，195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乡又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整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不满之辞从公开场合消失了。然而毛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又酝酿掀起新的一轮跃进高潮，试图用“持续跃进”取得的成绩向国内外证明，他所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196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吹响了“持续跃进”的号角。
上海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三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要求在城市试办城市人民公社。随后的3月杭州会议更是号召加快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
1960年的“持续跃进”是由五大运动即技术革新运动、公共食堂运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支持农村运动和卫生工作运动组成，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是其中的重点。它秉承农村人民公社运动而来，又是对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深化和发展。在巩固农村人民公社的同时，毛希望进一步实现城市的人民公社化，这样既能体现跃进在“持续”，又能证明人民公社确实“好得很”。
3月26日，刘少奇起草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稿，⑦毛泽东对其略作修改后，将此文件发往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毛指示全国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和广州五个城市外，其他城市则应一律挂上公社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①毛并要求“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②周恩来也积极拥护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他“原来设想，城市人民公社暂不宣传，只是试点，不挂牌子”。③后来，周恩来改变了看法，他说：“现在看，城市人民公社势不可挡，要有计划，有领导地提倡，要办好。”④在中共核心层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