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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以党治国”还有赖于因内政局的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1927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和“剿共”战争，引致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武装对抗和日本的侵略不但加剧了政局的动荡，还严重消耗了国民党，使其领导的国家政权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
达成“以党治国”的另一关键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一再鼓吹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和组织，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纪律严明、富有效率的党。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的胡汉民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3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演合，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
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的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困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之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国民党为了贯彻其政治主张，虽然也曾提出过一些鼓动性的口号，例如：“崇道德以振人心”，“建设新生活”，“反共剿匪”，但是这类口号的背后根本没有深厚的理论系统作为背景，因此，并不具有有震摄人心、凝聚人心的功效。由于国民党意识形态没有坚实的义理作为基础，国民党很快成了丧失政治理想的松散的集合。1928年后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曾总结在中国政治中以挥作用的三种关系是：①政治关系，②经济关系，③同乡同学关系。他认为，在国民党内发生作用的仅是经济关系和传统的乡谊同学关系。
此番言论，出之深知国民党性格的陈立夫之口，可谓陈氏对国民党所作的坦率剖析，称得上是一语中的。
在党纪织与政府机构及社会的义系上，国民党也缺乏动员型政党所具有的广泛的支配力。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国民党的组织实际上仅存在中央，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1945年前，国民党党员不需缴纳党费。这就使得国民党中央几乎不了解其组织存在的一般状况。由于国民党组织的“中央化”，它的影响力很难依靠其组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难以顺利渗入社会生活以影响普通民众。
南京十年，国民党在党治原则下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严重述背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政治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1935年后，在社会各界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开始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调整，但仍然拒绝对其政治结构作任何实质性的重大改革，这就不仅使得国内政治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而且最终成为导致抗战爆发后民党政权陷入长期统治危机的主要症结。
三、如何看待“专家参政”
“专家参政”是南京十年中后期国民政府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大陆与台湾学者对此均缺少研究，探究专家参政的起因与范围，将有助于揭示南京十年国民党政治发展的全貌及其严重局限性。
1928一1937年，是国民党厉行党治统治的时期，然而就在这十年，国民党也并非完全拒绝进行任何政治变革，只是较大地限制了变革的范围、规模与速度。蒋介石在不涉及基本政治结构稳定的前题下，变通地、有限度地对政治参与做了局部开放。
国民党政治开放的范围和程度是极其有限的，蒋介石严格地将其限制在用于技术性层面的外交、经济和教育领域，其基本特点是，在不触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的政治过程。
外交方面：
1928年后，留用一些长期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资深外交家，如顾维钧、施肇基继续担任中国驻国际联盟及英美使节、1934年蒋介石征用了主张集权改革的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蒋廷黻担任赴苏考察代表，负责改善对苏关系的具体工作，继而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
政策设计和经济方面：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11月成立了旨在改善国民党与各级知识分子关系的，由钱昌照、翁文灏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该委员会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参与有关国际关系、军事政策的设计及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计有胡适、丁文江、陶孟和、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等人。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停止了国际关系、军事的研究而转入经济建设领域的调查、开发等实际工作。
193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自任院长，下属9个部长中的3个由技术专家担任，分别是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三十年代，蒋介石还派任了一批社会贤达、名流、学者担任立法委员。
教育方面：
任命、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担任教育部高级官员和国立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所长。
立法方面：
1933年1月后，邀请著名法学家吴经熊、马寅初、陈茹玄等参与《五五宪草》和其他法规、条令、条例的制订工作。
严格地说，选召一批技术型专家参与外交和经济事务能否称得上是开放政治是大可置疑的。吸收技术专家参加政府并不表示国民党对民主政治的诚意，因为它没有改变国民党独占政治体系的局面。在国民政府中央五院一级担任正副院长和在地方省一级行政机构担任省长的人选，无一不是国民党籍。蒋介石引入少数专家进入国民党政治过程，和参与管理经济、教育等职务，只是对党治国家粗糙的外部形式所作的少许修饰。
在对待政治参与的问题上，蒋介石一向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1912年蒋介石在东京《军声》杂志上撰文声称，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独立，应该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把自己的命运托附给军事强人，由其完成集权统一。1923年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后，虽然对苏联东方政策多有不满，但对苏联建党建军的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1928年后，蒋介石在公开反共的同时，时而隐蔽、时而公开地攻击英美民主主义。1931年5月5日，在国民会议开幕式上，蒋介石发表了迄今唯一一篇可查考的称颂法西斯主义的讲话。蒋介石称“法西期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依法要求国民之任何之牺牲”，鼓吹中国应加以模仿。对于孙中山关于训政6年的遗训，蒋介石内心并不想遵守，他曾对其亲信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的时间来领导国家”。在蒋介石授意下，一鼓吹批法西斯主义和“领袖至上”的刊物纷纷问世。复兴社分子与CC分子在《前途》、《社会新闻》、《中国文化建设》、《青年战争》、《复兴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大量赞美德、意法西斯的文章，抨击英美民主主义、功利主义软化中国青年，造成国人意志涣散和国力的日渐衰弱。蒋介石的这种政治倾向受到意大利法西斯的欣赏和关注，墨索里尼宣称，中国实行的政策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不同的只是形式和细节，但基础是相同的”。
内心羡慕集权制度的蒋介石，之所以作出开放政治的姿态，同意接纳少数专家参政，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内民主化潮流的压力。二十年代以后，在中国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并非是缺少社会基础的少数人的个别愿望，政治民主化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除了中共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一部分知识分子基于理念为实现政治民主化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外，三十年代初，随着国民党“党治”弊端日益暴露和民族危机的加重，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共御外侮的呼声日趋强烈，在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呼吁“结束党治、尽快实现宪政”的政治活动。在这两股压力下，国民党四届四三中全会于1932年12月20日通过决议，宣布开始筹备宪政事宜，蒋介石才被迫在开放政治方面作出稍许让步，以舒解缓民党及其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少数专家参政虽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但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专家参与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毕竟使得社会经济领域的运行条件有所改善，有可能对社会发展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8—1937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环境下，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南京十年，国民党虽然对苏俄革命专政的部分形式作了表面上的移植；但其核心层面仍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完全操之于蒋介石的个人手中。由于国民党彻底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其政治动员功能急剧衰落。国民党党政分开的体制无法有效控制社会，党化意识形态也难以社会化。加上党内派别斗争持续不绝，党纪荡然，而实际统领国民党的蒋介石又不愿主动进行任何可能导致削弱其权力的党内和社会变革，这就使得国民党及其政府长期处于危机之中。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组织起来。因而它的统治一直缺乏得以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是来自社会各阶层人民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的支撑。历史曾给予国民党以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理想的机会，但是事实证明，南京十年国民党的统治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未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少政治创新能力，因而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发生严重的冲突。尽管1928－1937年中国现代化在若干领域内取得成就，但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因素也在急剧增长，最终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载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联，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