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毛与周恩来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的新的角色，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是，毛仍不便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自己对过去党的路线的评价公开托出，这样将使自己处于和洛甫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境地，从而影响到党的团结和个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再继续违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对的意见，也实在勉强。就在这关键的时期，刘少奇及时站了出来。刘的出现打破了中共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二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洛甫陈述自己纲领性意见的两封各长达万言的信。刘少奇在这两封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对中共中央多年来的路线、方针公开表示自己的怀疑，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1）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刘少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2）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十年政治路线。
（3）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
刘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给洛甫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折，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派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初，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返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并未返陕北，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毛刘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决定向洛甫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的党内左倾分子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洛甫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他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大家一致共认的唯一领袖。因此，给洛甫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洛甫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和，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刘“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对于刘少奇有关八七会议后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刘少奇的声音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没有直接卷入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而是竭力调和刘、洛之间的意见冲突。这样，刘少奇虽然受到洛甫的严厉批评，但由于说了毛想说又不便公开说的话，引起毛泽东的共鸣。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5—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向洛甫发起面对面的挑战。
三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洛甫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的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从1937年5月17日—5月25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3月4日给洛甫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柯庆施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的路线是正确的”。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1937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十年来的白区工作。毛泽东在关键时期助了刘一臂之力。毛一反不久前回避刘格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又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毛避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洛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洛甫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有意识地谈化毛泽东在6月1－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洛甫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份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意给同志们‘戴大帽子’”。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准备。
刘少奇与洛甫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洛甫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洛甫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洛甫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洛甫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对党员思想方法的广泛影响。刘宣布“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洛甫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洛甫。为了防止洛甫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暂时离开中共中央中枢，然而毛刘政治结合却因刘、洛争论而正式形成了。毛刘与毛治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第一，毛洛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洛甫有意放弃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围绕此问题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3年，毛刘据说就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洛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
第二，毛泽东与洛甫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洛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在领导全党全军对外的同时，将进一步加紧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以随时准备选择最佳时机，向“教条宗派集团”发起新的攻击，从而实现其改造全中国的政治理想。而这一切，不仅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道”与“势”之间
——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在中共与中国现代历史中，1942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内全面展开的整风运动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在整风运动中，依据自己的理想全面改造了至那时为止的中共所有有形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