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地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时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象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大门。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国焘、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代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东之所以专横跋扈、置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加强自己的权势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读者可以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中共这架机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以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性认识，坚决地、义无反顾地告别它。
（载于《二十一世纪》）
拒绝残酷的美丽
——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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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谁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价值，我会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残酷的美丽，那你只要读一下高华这本书就可以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中国人的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用高书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后，中共又把这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的改变了国人的命运。
然而，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国内外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官方几十年来构筑了对延安整风意识形态的解释话语。对历史真貌大大简化并予以重构，从而与史实有了相当距离。就笔者所知，虽然1980年代以来，就有戴睛、陈永发、杨奎松等人对延安整风历史作了若干局部的研究。然而，完全可以说，高著是迄今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最全面系统并独具匠心的煌煌大作。
高华所研究的，就是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与历史选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脱布化”的历史过程。更具体地说，这是一部史诗之作，它述说的正是这样一个从西方工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作为西方文化异端的革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革命主义是如何摆脱了布尔什维克文化模式的影响，从而具有了中国坚实的农民革命的特色的。如此宏大的历史问题，这部著作却是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说故事人，以沉稳的而克制的语调向我们述说着，以历史事实的强烈的自然的逻辑，而不是以空泛的西式的价值理念或什么理论框架。
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是史料问题，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涉及许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关档案开放极其有限，整风领导机构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基本未开放。当年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更无从查阅。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高华则以其特有的敏锐，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甚至可以说，作者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书所附的三十多页的参考文献就可看出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据我所知，为了对极为分散的史料进行收集，作者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为难得的是，高著所用资料几乎都是公开出版，作者能够从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资料中爬梳鉴别，点滴归拢，并发掘其新意。书中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严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高对史料的真伪也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据事言理，而非凭空想象，对自己所作的论断，他还采用不同的资料加以佐证。可以这么说，经由作者整整十年的如此洗磨，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或补充该书的论断，而难以推翻其整体观点。我深为钦佩的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所显示出来的极高史学悟性与对史料的独到的穿透力。作者善于捕捉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细节，字里行间都能反映出当年氛围，使人们阅读此书时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那位当年在延安街头身穿皮夹克溜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还挥之不去。
本书的作者多次对笔者谈到他治学的风格与原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反对过度解释”。在作者看来，治史者对史料固然需要作一定的解释，但国内外历史学中，却存在着在史料并不充分的条件下，以理论解释来填充史料的不足，这种方便做法实际上是阉割了历史学本身。本书正是作者运用这种以事实说话的方式来挑战解释主义的历史学的成功尝试。三年以前，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学者就把高华的系列论文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史学”案例。此说得是否在理，高华是否是史学新方法的探索者，读者诸君在读完此书后会有自己的体会与判断。
就我所知，不少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对这本书予以相当高的、甚至是极高的评价。当然，一部深刻的历史著作，必然是具有多义性的，并为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提供了充分空间。这是历史本身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可以预料，读完本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读者以为，这本书对延安整风的考察，对毛泽东本人的研究，会引出要批判或否定共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与其说这部著作是要否定中国革命，不如说，是在客观地考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事实上，读者可以惊异地发现，文化革命中那些斗争方式，思想风格与人们的行为态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早已经被康生等人驾轻就熟地运用了。
从作者后记中可以看出，作者无疑是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这痛定思痛之后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就二十世纪中国史而言，作者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重大的正面价值。这可以从作者在后记中自述其对中国共产革命的深刻同情中看到，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一面持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正因为如此，本书隐隐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复杂而深刻的事件一样，延安整风运动也充满了矛盾的一面，无宁说，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在我个人看来，这本书如果对于延安对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的吸引力，能再予以更充分的展示，那么，本书就会更全面一些，并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青年人，会以如此强烈的激情，如精卫填海与灯蛾扑火一样，投入到这样一场革命中去。革命有其残酷的一面，但毕竟是美丽的。
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谁也不知道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而高华这部著作在新世纪诞生的这一年得以出版，可以说是对那场逝去了的伟大革命的沉痛的纪念，是对未来人们内心踊动的革命冲动的一种预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们，面对这个美丽的反复无常的革命女神的无言的沉思。
走笔至此，笔者想到，前些日子，《切格瓦拉》又在北京火红起来，由此可见，当人们在世俗化过程中怀念起左派革命的诗情时，千万不要忘记左派革命的本质就是那种“登仙般的飞扬感”中的残酷的美丽。
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一书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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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80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春。记得有一位前辈学者曾说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情况亦是这样。新中国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早地关注起自己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1至4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30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