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暴而野蛮，男女“病人”动作稍微慢了一拍，或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他马上就要高声呵斥，对一丝不挂的男囚拳脚相待，对脱光衣服的少女推推搡搡，强使他们站在特制的爱克司光菱型灯泡前接受超剂量的照射，对男性照射睾丸，女性则照射下腹和盆腔。为测试不同强度的辐射效果，他经常变换照射剂量。经过5 —15分钟的“治疗”，这些青年男女的生殖能力即遭破坏，不少人的阴囊或外阴被严重灼伤，变得发黑并很快溃烂。因白细胞大量受损和激素紊乱，接受手术的少女们呕吐不止，腹部皮肤被大面积烧伤，疼痛钻心，在地上打滚。然而，对这些不幸的男女而言，这不过才是第一关。此后，接受手术的男子在一个多月后，女子在3 个月之后（此期间，不少少女和少年已经因照射过量而虚脱死亡），还要对他们再进行两次检查性手术，每次切除受害者一侧的睾丸或卵巢，送往柏林进行高倍显微镜下的病理病变研究。被摘除了一侧卵巢的姑娘们，通常在三四周之后，刀口刚刚有所愈合时，又必须接受第三次手术，即切除另一侧卵巢。摘除性腺本是一项高难度的妇科手术，但由于纳粹医生根本不把受害者当人看待，手术作做的敷衍了事，往往造成感染或大出血或腹膜受损，因而又造成病人新一轮的死亡。来自希腊萨罗尼卡的17岁犹太少女贝拉，被舒曼作了辐射手术。在一侧卵巢被摘除还不到一个月，又被他强行摘除另一侧卵巢，结果几天后就死去了。舒曼甚至纵容属下的波兰医生德林毫无责任心和同情心的冒险之举一在100 分钟之内给10个犹太少女切除一侧卵巢。手术是完成了，但因时间短促，只好既不消毒，也不注射麻醉剂，刀口也缝合得极不仔细，乃至10名少女在手术后全部因内出血死去。即使通过了两次手术切除，受害者仍然难逃死亡的劫难。男女病人在手术后往往面容憔悴，疲惫不堪，甚至行走困难。他们已经变得既无医学试验价值又无劳动能力，绝大多数人的归宿只能是被赶进毒气室。有些女囚被送回比克瑙分营后，因身体极度虚弱，行走困难，竞被焚尸场的负责人奥托·莫尔抛人火坑中活活烧死。舒曼究竞用绝育手术害死了多少人，显然已难以估算出准确数字。但根据舒曼医生的惯例——每周M 作3 天，每天可以给30名囚犯进行照射来估计，可以大致估算出，在他从事此项科研活动的2 年半时间内，大致有六七千人被他和他的助手实施了这种极其残忍的手术，其中至少有3000多个男女死亡。仅在1943年回四月回日，舒曼及其助手们就给201 个经过照射手术的青年男子摘除了睾丸。1943年8 月，在比克瑙分营医院的中央病室，舒曼一伙一次也给60多个希腊青年男子作了摘除睾丸的手术。尤为残忍的是，舒曼在给男性囚犯摘除性腺时，经常不预先使用麻醉剂，使他们遭受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其他囚犯证实，受害者的凄惨嚎叫声传遍了整个营区。实践证明，这种绝育疗法不符合纳粹既要灭绝犹太人又要尽可能保存劳动力的初衷。1944年4 月29日，党卫军医务局局长维尔那·布兰肯堡向希姆莱提交专项报告，认为借助爱克司光照射实行大规模绝育的方法是不适宜的。后来，舒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绝育新方法未获成功，一是试验对象在手术完成后非死即残，不能继续充当劳动力；二是成本太高，许多集中营拒绝使用、推广。但舒曼仍不死心，1944年6 月他调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继续进行这种害人的勾当，他行医的9 号楼立时变成残害数百名女国的刑场。这一次，他的试验对象中，不仅有犹太姑娘，也包括吉普赛少女和女孩，其中最小的只有6 岁。作为多年医生的舒曼，头脑中却全无保护儿童的观念，他把幼女和成年妇女同样作为试验对象。结果是，接受爱克斯光照射试验的15岁以下吉普赛女孩几乎无一生还；1945年回月的一个下午，舒曼在9 号楼给2 名15岁的吉普赛女孩进行下腹部照射，结果她们都在声嘶力竭的哭叫中丧生。俩人的腹部均被严重烧伤，情景残不忍睹，就连党卫军女护士也不愿意多看一眼。而那些年龄大一些的少女即使能够侥幸活命，也永远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她们所得到的只有更多的下地狱的机会。1945年 4月 30 日，当苏军解放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之时，罪恶累累的舒曼医生早已不知踪影。
经过几个月提心吊胆的奔波劳碌后，舒曼在德国西部小城格拉德拜克露面了。
他先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警察，接着又恢复了医生的本行，在一个运动队当医生。
这里追捕纳粹战犯的空气很是淡薄，舒曼又是一个尽职和热心肠的医生，因此他很快与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洋洋得意的舒曼，在1949年举行的一次同人聚餐会上暴露了自己的庐山真面貌，但周围人们对他的态度并未发生变化。直到1951年，不断接到举报的盟军和德国司法当局终于找到了这名纳粹战犯的足迹。然而，神通广大的“奥德萨”组织及时向舒曼报了警。当警察敲他家的院门前几个小时，他又一次逃之夭夭。不过，在德国已经没有这位恶名昭彰的纳粹医生的藏身之地，他于是仓皇出逃到法国。在电影城嘎纳，他巧遇T 一4 同行卡尔梅尔和他的妻子弗罗丝（夫妻两人也都是纳粹战犯），并得到他们的资助。如此，他得以远走高飞。1955年以后，舒曼医生又出现在苏丹，他成为一艘客轮上的医生。直到1959年，舒曼才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他在苏丹结识了当时的加纳总统恩克鲁马，并被后者聘为自己的随身医生。此期间，尽管欧洲许多国家均对舒曼发出通缉令，但恩克鲁马根本不为所动。舒曼躲在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内悠然自得，被奉为上宾，锦衣玉食。较之东躲西藏的另一个纳粹医生门格尔，不知要强多少倍。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2 月24日，恩氏大总统在出访越南、中国和苏联的旅途中，被国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赶下台。舒曼顿时失去保护伞。恩克鲁马的继任者接受了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引渡要求，把舒曼和另一个被恩克鲁马长期视为座上宾的纳粹女战犯汉娜·莱奇驱逐出境，舒曼并且被押送回西德。由于一些同伙和同情者的暗中庇护，对舒曼的审判姗姗来迟，直到1970年9 月才开庭。此时，能够以亲身受害经历控诉这位恶魔医生的115 位证人中，已有54人作古，从而造成舒曼的大量杀人罪行变成难以落实的悬案。次年，法庭宣布暂时中止审判，因为被告患有高血压。满打满算，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医生只在狱中度过了6 年时光，随后于 1977 年即被宣告获准保外就医，而再未重返监狱。他一生中的最后5 年定居在法兰克福的塞克巴赫区，直到1983年5 月5 日在此病逝。有的评论家认为，是高超的医术和医学教授的证书保护了舒曼医生，使他免遭一次又一次的审判和惩罚。这当然不代表反法西斯人士和集中营受害者的观点。粹医生门格尔，不知要强多少倍。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2 月24日，恩氏大总统在出访越南、中国和苏联的旅途中，被国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赶下台。舒曼顿时失去保护伞。恩克鲁马的继任者接受了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引渡要求，把舒曼和另一个被恩克鲁马长期视为座上宾的纳粹女战犯汉娜·莱奇驱逐出境，舒曼并且被押送回西德。由于一些同伙和同情者的暗中庇护，对舒曼的审判姗姗来迟，直到1970年9 月才开庭。此时，能够以亲身受害经历控诉这位恶魔医生的115 位证人中，已有54人作古，从而造成舒曼的大量杀人罪行变成难以落实的悬案。次年，法庭宣布暂时中止审判，因为被告患有高血压。满打满算，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医生只在狱中度过了6 年时光，随后于 1977 年即被宣告获准保外就医，而再未重返监狱。他一生中的最后5 年定居在法兰克福的塞克巴赫区，直到1983年5 月5 日在此病逝。有的评论家认为，是高超的医术和医学教授的证书保护了舒曼医生，使他免遭一次又一次的审判和惩罚。这当然不代表反法西斯人士和集中营受害者的观点。
第四节 一流专家也是超级屠户——卡尔·克劳贝格
一方面，他是国际驰名的妇科专家，在国内妇科界则是数一数二的高手，曾给数百名德国妇女带来希望，治愈了她们多年。十余年甚至几十年难治的不育症；另一方面，他又是党卫军少将，用医学手段给数以千记的犹太、吉普赛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和死亡，残酷地剥夺了她们的生育能力，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纳粹战犯和刽子手。这种貌似矛盾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纳粹医学界其实屡见不鲜。这里讲的是卡尔·克劳贝格教授。
克劳贝格于1898年生于科隆，父亲是一家狩猎用品商店的店主。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应征人伍，后来作了英军的俘虏。战争结束，他获释回国，考人医科大学妇科专业。通过不懈的努力，他成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妇科专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在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开设了一家妇科诊所。没出几年，他便以善于治愈不育症的高超手段，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确立了自己在德国和欧洲妇科界的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但是，他又从骨子里嫉恨和仇视他的一些犹太同行，他们的医术也相当高超，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赶超自己。他也仇视那些犹太银行家、房地产商人，认为他们夺走了本来属于德国人的财富。进而，他开始仇视所有的犹太人。纳粹的主张与他不谋而合，这促使他很快就加入了纳粹党，成为纳粹在德国医学界早期的党员。自1942年秋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之日起，克劳贝格就一步步蜕变成以折磨和残害女因的特大屠户、一个专家型的纳粹刽子手。起初，他被安排在条件较差的比克瑙分营女国营第30号楼从事绝育科研活动，因为条件最好的主营10号楼已被另一个绝育专家舒曼所占据。但是，无论是在德国医学界还是在纳粹党内，前者的知名度均比后者高得多。因而，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于1943年3 月裁定，两位医生的科研场所应当易位。从此，克劳贝格成为10号楼唯一的主人，而10号楼也被人们称为克劳贝格诊所。经常在此楼行医的纳粹医生包括：克劳贝格的头号助手、法本公司的主任化学家格贝尔，克劳贝格的其他助手、党卫军医生维贝尔、布宁和考夫曼。后来，为加强10号楼的科研力量，党卫军卫生部门又派来3 名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从他们从事的医学活动来看，各个都够得上纳粹乙级或丙级战犯的资格。一些党卫军护士也是克劳贝格医生的帮凶。因经历复杂而难以确定身份的是一个名叫希尔维亚·菲尔德曼的护士。她本是一名被强迫来此工作的女囚，但不少受害的女囚证明，她曾积极主动地协助克劳贝格于了许多罪恶活动。从1942年秋开始，10号楼也就成了众多女因受苦遭难的活地狱。先是遭受舒曼医生的宰割，以后又受到克劳贝格的摧残。克劳贝格医生的试验对象基本上是女性，只有在十分需要时，才临时拉来几个男囚进行睾丸切除或强迫他们同那些作过绝育手术的妇女进行性交，以验证绝育手术是否灵验。10号楼是主营内被许多男囚营舍围绕的一座红色三层楼，砖木结构，从外表上看同集中营管理人员办公用的其他楼房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通过以下现象，囚犯们还是发现了它的神秘性：当局不允许任何囚犯接近10号楼，10号楼的各扇窗户除了被条条木版钉死以外，还要挂上厚厚的窗帘；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无论白天黑夜，这里时常传出妇女们声嘶力竭的尖厉哀叫。此外，医生和专家们到来时，所坐的汽车也要挂上窗帘，不使外人知悉。这里经常住着三四百个女囚，她们都是克劳贝格一人的试验品。克劳贝格医生选择试验对象的标准与舒曼医生不尽相同，他需要的是20岁以上、40岁以下并有过生育经历的妇女，而不是妙龄的少女，也不很计较试验对象的相貌如何。不过，她们的结局往往也不比舒曼医生的试验对象更好些。克劳贝格医生究竟是怎样以妇科检查为由来残害众多的集中营女国的？由于大多数受害者已在战争结束前惨死，人们主要是通过一位主要的纳粹知情者、前任奥斯维辛主营司令官霍斯在纽伦堡法庭上的供词，来了解这一过程的概况的：“克劳贝格为他的试验，挑选了一批又一批年龄在20—30岁的妇女，她们都已经生育过，并且在集中营还来月经。被选中的妇女按照住院手续转到10号楼。根据1943年4 月30日至10月31日之间纳粹医务人员张贴的接受试验者真实名单，10号楼里通常要保持200 —400 名妇女，她们被登记在”供试验用女囚“的栏目下。由于有法本公司的大量赞助，克劳贝格医生出手大方，一次就向集中营当局买进150 名到200 名健康的青年女囚（有时也购买一些中年女囚）。一进入10号楼，这一群女囚就会遭受终生难忘的凌辱：衣服不容分说就被值班的党卫军扒个精光，随后党卫军护士剪掉她们的头发、剃光她们的阴毛，还要侮辱性地在她们的外阴部涂满所谓的消毒药膏，然后才准许她们住进病室。在此期间，经常有一些面貌娇好的青年女囚，遭到党卫军官兵和男性纳粹医生的无耻猥亵。就是在医生和护士对女囚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时，一些党卫军色鬼，也趁机去窥视，一得手就对女囚们的裸体动手动脚。其实，这不过是悲惨遭遇的的发端，更倒霉的痛苦还在进入克劳贝格的诊室之后。一开始，克劳贝格还会奈着性子，比较和蔼地对充任试验对象的女囚进行询问，收集到详细的情况后，就命令该妇女躺在妇科手术椅上接受“妇科检查”。他使用一根针头很长的注射器往该妇女的输卵管内注射对比物质。这个用电控制的注射器与爱克司光仪器相连通，因而他可以从屏幕上了解输卵管的导通性能。当输卵管被证实完全畅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