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受到过严正审判和应有的惩罚。在德国的哈达玛尔和勃兰登堡两个处决中心审判案中，有数十名纳粹医生和T —4 护士被判处死刑或徒刑。哈达马尔有4 名罪恶累累的纳粹医生，每个人都曾通过注射毒药杀害过1000多名病人；罪行最为严重的女性是哈达玛尔中心的护士长伊姆嘉尔德·胡珀，经她布置杀害或她亲手杀害的病人估计为500 人左右，她被判处25年的重刑；另一个T —4 护士保琳·克奈丝勒被判刑15年，她亲手杀害的德国、波兰、俄罗斯病人高达150 余人。创直接杀人记录的女杀手大概是勃兰登堡中心的T —4 护士玛格蕾特·敦科弗斯基，她用饭食中掺人毒药、注射毒液和灌肠液中掺人毒剂的手法，足足杀死了220 多个病人。然而，她直到1964年才被揭露出来，那时德国早已废除了死刑。另外一名长期逍遥法外的T 一4 护士是玛丽娅·阿平捷。她可以算是T —4 护士的元老。由于六大处决中心的犯罪事实，只有哈达马尔一家在战争结束不久即为盟军获悉，其工作人员遭到审判。而其他5 个处决中心的罪恶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盟国执法人员抓住足够的证据，不曾在哈达马尔供职的阿萍捷等人，也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在T —4 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各式各样的纳粹医生。从事这一勾当的数百名医生中，既有老资格的专家教授，也有刚刚走出医科大学校门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是纳粹种族主义的忠实信徒，或者是纳粹党员，或者是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团员，或者是德国医师联盟，或者是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
战后曾被盟军审判的纳粹医生威廉·古斯塔夫·舒埃普博士，就是亲身参与了这种披着医学外衣的屠杀的一个范例。1941年9 月基辅陷落，到1942年3 月，舒埃普受纳粹德国医学领袖内奥那多惊蒂派遣，到基辅病理学研究所任职。实际上，他担任一支由20多个医生和身着医生制服的保安警察组成的特别突击队的领导，其任务就是“毁灭无生存价值的生命”。具体地讲，是把被运到该研究所内的残疾人和属于劣等种族的犹太人、吉普塞人和土库曼人通过注射毒剂和其他医疗手段杀死。
据他估计，当他在基辅工作的半年左右时间内，被杀死的受害者超过10万人。
杀害精神病患者并非只是纳粹医生和护士们的专利，明火执仗地杀人的特别行动队也负责杀害被占领国家的精神病患者。例如，在波兰被占领的但泽地区，党卫军上尉赫伯特·朗格领导下的瓦克斯图伦巴奈曼行动队不仅杀害了大批波兰知识分子、驱赶波兰人和犹太人出境，而且首要任务就是杀害精神病人；他们在波美拉尼亚精神病院使用毒气车杀死了1400名精神病人，在康拉特施泰因精神病院使用毒气车杀死了2000名精神病人。运用同样的手段，他们以后在东普鲁士的索尔多集中营又杀害了1558名重病人以及后来运进来的300 名波兰“疯子”。正是这支突击队，于1942年在瓦尔特兰地区建立了纳粹德国范围内第一个灭绝营——海乌姆诺灭绝营，专门用于实施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
T —4 计划并非进展一帆风顺。由于处决中心一般都设在大中城市内，有些就设在原来一些医院的某一部分，因此，受害者被焚尸后产生的带有特殊臭味的黑烟，往往引起周围居民的怀疑。长此以往，T —4 计划的奥秘终于被泄露出去。在德国宗教势力甚至纳粹党内部一些人的极力抗议下，希特勒被迫于1941年8 月颁布停止杀害精神病人和残疾人的命令。然而，这一命令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它实际上仅仅适用于某几个处决中心。对残疾人的大规模处决仍然通过其它方式继续进行；而且，停止屠杀的命令也不适用于从未使用过毒气室的儿童“安乐死”计划。因此，尽管停止屠杀的命令使某些精神病患者进入毒气室的过程得以延续，但纳粹医生、护士们仍可以通过诱骗病人服用毒剂、注射毒药、中止饮食的手法继续杀害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所以，在“停止屠杀”的命令下达后，死于“安乐死”行动的受害者较之命令下达之前不是减少了，反而有所增多。其中，对患病的苏联、东欧国家劳工的屠杀，自1943年以后呈现愈演愈烈的局面。1944年9 月6 日，纳粹德国内政部通知各级地方政府：务必将由于精神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东欧劳工集中到指定的＊家地方国营医院接受治疗。其实，这些劳工中有许多人患的不过是略加治疗即可痊愈的轻症。而纳粹当局却不分清红皂白，把他们一体纳人应予处决的范围内。这回五家医院包括：东、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兰地区的蒂根霍夫医院、巴伐利亚的考夫布伦医院。奥地利的冒尔一奥林医院、黑森的哈达马尔医院。名义上已经不复存在的T —4 中央办公室对东欧劳工的运输加以安排，并对这次屠杀行动提供了财政方面的支持。在哈达马尔医院，这次屠杀行动是由医院的行政主管阿尔方斯·克莱全盘负责的，具体操作则是由护士长伊姆嘉尔德·胡琅、代理护士长玛格蕾特·敦科弗斯基、护士葆琳·克奈丝勒等30余人进行的。数千名男女东欧劳工被T —4 护士们假借打防疫针名义注射毒剂杀害后，医院的医务主任阿道夫·维尔曼经检查确信所有劳工已经死亡后，便着手准备伪称死者死于各种病因的死亡通知书。进入其它10家医院进行“治疗”的东欧劳工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殊途同归。这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T —4 行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春，大概有2 万多人在纳粹医生和T —4 护士的注射器下命归黄泉。
此后，小批量的T —4 行动依然在继续进行，直到纳粹德国彻底垮台。一个例外的小插曲竟然发生在德国投降一个多月以后：由瓦伦丁·法特豪泽尔担任院长的考夫布伦国营医院及其位于爱尔希的附属医院，在希特勒下令停止T —4 屠杀的命令后成为一个从事任意“安乐死”的处决中心。该医院还设有一个儿童处决病房。
1945年4 月底，美国军队占领了考夫布伦医院，但由于国营医院被列人禁止人内的区域，美军并未干预医院的运行。在长达2 个多月的时间内，该医院的儿童处决病房位于距离美军最高司令部和宪兵总部均不到半英里的一个田园小镇上，不受任何干扰地照常运行，而T —4 行动也在暗中继续进行：1945年5 月29日下午，该医院的医务人员最后注射杀害了一名儿童——年仅4 岁的里查德·杰恩。瓦伦丁·法特豪泽尔还煞有介事地在杰恩的死亡鉴定书的死亡原因栏内写上“伤寒”的字样。这一罪恶勾当直到美军接到举报，于7 月2 日进入该医院才最终被制止。
在T —4 时期，各个处决中心的毒气室已然开始崭露头角，它们勾魂夺命的能力，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从15人猛长到150 人。后者已经同灭绝营时期规模较小的毒气室的杀人能力持平。只要把掌握使用毒气设施的医生、护士们调动过去，把原有的毒气室成倍扩大，专事杀害重残病人的T —4 阶段即可轻而易地转人大规模处决犹太人的莱因哈特阶段。从1941年T —4 行动暂停，到灭绝营大显身手的莱因哈特阶段于1942年春天启动，其间隔不到一年，足见T —4 阶段正是莱因哈特阶段的前奏和预演。当然，后者也与前者有所不同：纳粹杀手汲取了处决中心的黑幕被暴露的教训，把灭绝营纷纷建立在远离德国本土的波兰东部，而且一律设在偏僻荒凉的村镇附近。
1941年以来，由于T —4 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转人地下状态，所需的医生。护士减少，纳粹卫生当局便将数十名T —4 医生。护士、监工派往从事“莱因哈特行动”
的灭绝营继续从事屠杀事业——包括波兰总督区内的贝乌泽茨、索比博和特列勃林卡以及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以后，还有一些处决中心的杀手被调遣到的里雅斯特附近的专门用于杀害南欧国家犹太人的圣萨巴集中营。
到集中营或灭绝营任职，对披着白色工作服的纳粹杀手的工作性质毫无改动，只不过要求杀人的效率成倍增长而已。因此，这些医生、护士的杀人才于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罪恶也日见严重。霍斯特·舒曼、弗里德里希·梅内克等不少医生就是在调动工作之后，由丙级战犯跃升为乙级战犯的。从原来在格拉芬内克和哈达马尔两个处决中心工作，后来调至波兰的特列勃林卡、索比博以及圣萨巴集中营工作的刽子手弗兰茨·霍都的经历来考察，人们难以发现他的工作的屠杀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在新的岗位上，他开始负责焚烧受害者的尸体，以后调人医务室，穿上白大褂。但他从来不给押送到此的妇女和她们的幼儿看病，只是大声地命令她们立刻脱光衣服，面向墙壁站立等候诊治。然而，根本不具备医科学历的霍都从来不曾使用听诊器，他的器械只有勃郎宁手枪。只是当他需要换弹夹时，为了遮人耳目，防止受害者看透他的伎俩进行反抗，他勉强往妇女们的肛门内插进一根体温计。一旦子弹上膛后，他马上就朝着被害妇女的后脑开枪。有时，进来的妇女带着的孩子很小，他便不使用枪弹，结果了孩子的母亲后，又猛地抡起枪柄，把幼儿的头骨砸碎。
某些时候，他的工作复杂一些，还要割下女尸的乳房，交给委托他的纳粹医生充当试验材料或者送给那些具有强烈淫虐狂的党卫军官兵消遣。送给那些具有强烈淫虐狂的党卫军官兵消遣。
第三节 公然践踏日内瓦公约，肆意杀害战俘
二战期间，盟国战俘特别是苏联战俘也早于犹太民族而遭到系统的大屠杀，这类的集体屠杀始于1941年夏。
整个战争期间，惨遭纳粹分子毒手——直接杀害或蓄意谋害致死的盟国战俘，数量大约150 万以上。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有580 万苏军官兵遭到合围。突围失利后成为德军的战俘。由于苏联政府未曾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纳粹当局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不肯给予苏军战俘以应有的战俘待遇。多方面的档案材料已经证实，无论是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还是党卫军、盖世太保当局，均曾下达秘密指令杀害不肯屈服就范的苏军战俘。1941年3 月，纳粹德国对苏进攻前夕，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秉承希特勒的意图，制定了“特殊纲领”，其中规定：对苏军战俘中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政委，一经发现即可就地处决。1941年11月9 日，盖世太保的总头目海因利希·密勒对其部下发布指示：苏军战俘中凡明显不能干活或不能进行短暂行军者，今后不必送往集中营处死，允许对其就地处决。1942年初，德军大本营战俘事务局在柏林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由该局局长冯·格雷维尼茨将军主持，议题是讨论如何处置那些因病弱伤残而已失去劳动能力的苏军战俘。许多出席该会议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些医生均声称，应该把这样的俘虏集中在营地或战地医院，并且把他们毒死。根据会议精神，冯·格雷维尼茨将军下达命令，把丧失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战俘处死，为此目的可以使用医务人员。至迟到同年夏天，“毒死俄国战俘的办法已经被付诸实施”。此举给纳粹党卫军和国防军官兵对苏军战俘大开杀戒提供了堂而皇之的依据，导致无数起虐待、折磨、拷打、杀害苏军战俘的事件。仅在白俄罗斯，就有70多万战俘被德军以各种方式虐杀。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是德国陆军驻白俄罗斯部队司令官古斯塔夫·弗雷海尔将军、纳粹中央保安总局驻白俄罗斯警察长官爱德华·瓦格纳将军和盖世太保驻明斯克地区首领盖奥尔格·豪泽尔。
纳粹分子大肆杀害盟军战俘特别是苏军战俘的罪恶行经，大部分是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内完成的。在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苏军战俘作为极端的异己势力被蓄意大量杀害。1941年9 月3 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部门负责人、党卫军上尉弗利奇，在主营进行新型毒气奇克隆—B 的功能试验。他挑选出来的试验对象不是犹太人，而是600 名苏军战俘和250 名波兰重病囚犯。集中营当局还故意加重苏军战俘的劳动强度，削减其营养标准，甚至只因轻微的过错，就把他们作为对抗当局、破坏营内秩序的罪名送往政治部严刑拷打，直至大批处决。从1941年8 月到1945年初，仅在奥斯维辛一处，非正常死亡的苏军战俘即多达15万人以上。布亨瓦尔特集中营的纳粹医生还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简便易行且不易为受害者觉察的日常杀人方法，专门以苏军战俘为对象：每天，都有一批苏军战俘接到通知，要求他们逐个进入医疗所测量身高。一进入指定房间，站好位置后，医生就开始按电钮。不过，落到他们头顶上的不是卡尺，而是一块急速下降的下端极为尖锐的圆锥型大铁块，一经扎人脑颅，就造成测量者当场毙命。党卫军护士只需拉走尸体，再擦去少许溅在墙上、地上的血迹，就笑盈盈地叫喊下一个受害者进来接受检测。每天，受害者的数量都往往在5 人以上。
在斯莫棱斯克，德国军医舍姆、盖特勒、米勒、奥特、施泰芬、瓦格纳，在其他军医部门人员协助下，在给予新药的幌子下，对被俘的苏军官兵肆意进行各种医学试验。其后，又通过注射砒霜和羊角拗质等剧毒制剂将他们杀害。驻扎在斯莫棱斯克的德军第551 战地医院卫生员莫迪什，使用注射毒剂的手段杀害了24个苏军伤病战俘。此外，他还从6 —8 岁的苏联儿童身上抽取大量血液输入到德军伤员体内，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大量因过度失血死去。在1944年8 月开始的华沙起义中，不少德军军医也对战俘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例如，德军在华沙切尔尼亚科夫斯卡大街的奇特罗恩工厂俘获了一个起义者的医院，德国军医舒尔策发现了两名需要立即进行手术的重伤员。然而，他不但拒绝给他们做手术，反而掏出手枪将2 人击毙。至于德军枪杀被俘的盟军医院军医和护士的事件，更是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