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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成生产甜瓜的藤蔓。被元朝一脚踩破之后，它结出来的再也不是甜瓜，而是苦瓜。人们心里所感受的，不再是生活的美好，而是人世的纷争。人们相信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一面崇尚暴力和权谋，一面满怀怨恨。
人心在迷茫中寻找，而道德就是它的答案。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认为周朝管理秩序的败坏，始于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汉朝管理秩序的败坏，又何尝不始于汉桓帝、汉灵帝的荒诞无道？当元朝的马蹄践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道德的真相。从朱元璋开始，管理当局已经习惯于利用道德的外在形式来欺骗和奴役老百姓。我们对明清时期的印象，造成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会，后来“五四运动”所打倒的，就是这种可耻的伪道德。可是，真正的道德到哪里去了呢？
文化的变迁，说到底是人心的变迁。其中分分合合的奥秘，决不是进化论能够解释清楚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进化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其实也是一种人心。当我们看着时间，它永远向前，决不后退，于是就会错觉，好象历史在不断地进步。现代人相信进化论，认为改朝换代就是历史进步的证据。殊不知，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毁灭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那种通过言传身教来传承的道德理念，一旦终结，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尽管那些书籍还在，但书籍与文化的传承毕竟是两码事。
事实上，无论文化怎样变迁，它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对道德的理解。究竟什么是道德呢？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意思是说，道德不是某种用语言文字描述的形式，而是一种用心去感悟的奥秘。也就是说，所谓道德，乃是从自省到自律的心路历程。非自省无以明道，非自律无以立德，若是没有自省和自律，我们就会受到来自别人的他律。我们所反感的，其实不是道德，而是那些他律。
问题就在这里：道德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它缺少可供操作的技术特征。如果你理解道德，你就能够过上一种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像唐宋时期的诗人一样，心甘情愿地乐在其中、苦在其中。如果你理解不道德呢，你会认为道德束缚了你的人生，你会打碎它、践踏它、抛弃它。人性因为败坏而贪婪，因为贪婪而凶残，而道德也会被看成是你的敌人。
我们唯一感到乐观的是，道德既然是心路的历程，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心路，重新找到对它的理解。人生的希望也在那里，人类的希望也在哪里。
强文化与弱文化
看着这座被古代城墙护卫的校园，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留恋。我想做那些孩子们的老师和朋友，和他们一起去解读那一段经历过天灾和人祸的历史。我要告诉他们说，爱不是占有，而是理解、尊重、呵护与分享。只有理解自己的人生，修复自己被伤害过的人格，才会有一种爱的意念充满我们的生命。
强文化与弱文化
四月是群芳争艳的时节，原本打算去徐州的，却意外地去了惠州。惠州是广东省的地级市，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文化力与惠州经济”的论坛。我是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的两位学者之一，另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先生。我谈的是关于文化力的若干问题，温元凯先生谈的则是经济问题。演讲之后，我们又与几位当地的学者和企业家展开对话，做了一些讨论。其中一位企业家说，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我感到愧疚，向他致歉，因为我没有让他听懂我的话。事实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种表达就形成了他的文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所谓的文化其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态度与方法。那位企业家所表达的，是他对经济利益的崇尚，而那恰好就是他的文化，一种惟利是图的文化。
在很多企业家看来，管理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以为，这种观点是有缺陷的。决定企业运营的两大因素，一个是它的组织结构，另一个是它的组织文化。而管理学的奥秘，往往不在维系组织运营的管理技术上，而在于它的文化是否被人们所信赖。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有真与伪的区分，也有强与弱的对比。当一个老板说一套做一套，那么他所展现的文化就是一种伪文化。在一个伪文化盛行的企业内部，必然人心涣散，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打算，这样就会出现文化上的混乱状态。像这样混乱的文化，我称之为弱文化。与之相反，当一种文化越纯真，它的存在就会越鲜明，而它的文化力也就越强大。
我曾经说过，汉朝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它从秦朝那里继承过来的管理技术，而是它通过一种道德上的启蒙教育，把先秦时期那些圣人的思想，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人们不再像秦朝那样崇尚暴力和权谋，而是用一种先修其身、而后兼济天下的人生理念，理解着自己的生活。整个国家社会，也因为这种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汉朝之所以成为一个四百多年的长寿公司，奥秘就在于这种理解和热爱生活的文化。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因为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导致它的文化变得虚伪起来。曾经创造过“文景之治”和“明章之治”的强文化，也因此演变成了群雄争霸的弱文化。
为什么我说东汉末年的群雄争霸是一种弱文化现象呢？因为在这个公司里面，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打算，形成一团混乱的状态。尽管每个人都在努力，由于目标不一致，许多力量在矛盾与冲突中被内耗掉了。群雄争霸所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内耗。内耗所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效率的低下，也包括管理成本的大幅度上扬。人们再也无法热爱自己的生活，大量的财富在兵连祸结之中被消耗掉了，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极度的动乱与贫穷之中。
东汉末年的弱文化现象
四月二十五日，终于踏上徐州之旅。虽然已是暮春，车窗外的杜鹃花却开得那么鲜艳。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的身边多了一位自称是“驴友”的同伴。
“驴友”名叫徐国民，是来自惠州的一位企业家，也是那天出席论坛的听众之一。听说我的旅行计划，他便自告奋勇地要求陪伴我，做我的助手。我一路上搜集的文献资料，大部分装在他的背包里。那样沉重，也真够他受的。
所谓“驴友”，大约是旅游爱好者的意思吧？但徐国民先生最关心的，并不是路上的风景，而是企业的命运。我们一路上探讨的，还是管理学的课题。他说，在他的企业里面，也出现了那种人心叵测的弱文化现象。然后，他很尊敬地相问于我：“成老师，您所说的弱文化现象，最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我看着他，回答说：“最终会导致一个组织的灭亡，无论是国家组织，还是企业组织。”
我不是吓唬他。以管理学的眼光来看，弱文化的混乱状态，最终会导致三种情况发生：①中层与上层之间断裂，形成军阀大战的现象；②下层与中层之间断裂，形成官逼民反的现象；③无力抵抗外来势力的打击，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所以，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首先都是因为组织文化上出现了混乱与危机，最后才造成组织结构的崩溃。
南宋文学家叶适认为，东汉的灭亡不同于其他朝代，其显著特征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其所言也，正是中层与上层之间的断裂。而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酸枣会盟。
公元189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汉灵帝刘宏驾崩，汉少帝刘辩被废，汉献帝刘协以傀儡的形式登上前台，而在背后操纵国家机器的，却是大奸臣董卓。各地诸侯不肯认同汉献帝这个傀儡政府，便聚集于酸枣，结成关东联军，共同对抗祸乱朝廷的董卓。这样对抗的结果，不是董卓的屈服，而是迫使董卓做了两件事：①用毒酒杀害了关东联军心目中的合法皇帝汉少帝刘辩；②一把大火焚烧了首都洛阳，然后胁迫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从此之后，东汉便失去它的上层，而整个中层则陷入了群雄争霸的战争局面。
也许我应该去一趟酸枣。我先后找到河南省的滑县和内黄县，最后确定历史上的酸枣故城在延津县城西南位置。据资料记载，此地因出产酸枣而得名，秦汉置酸枣县，宋朝改曰延津，也就是今天的延津县治。打电话问之于延津县地方志办公室，却说早在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时候，酸枣故城就已经荡然无存。
我只好怅然而叹，然后把目光投向酸枣故城东面的徐州。酸枣会盟之后，各地诸侯便反目成仇，互相征战。其中，袁绍先后占据了冀州、青州、并州和幽州。而曹操也不甘示弱，不仅夺取了兖州，而且以极其残酷的屠城政策，指挥大军向徐州推进。《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许多故事，便发生在那个地方。
与其说徐州是群雄争霸的战场，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徐州刺史陶谦这边，是一种崇尚道德的传统文化。攻打徐州的曹操那边，是一种崇尚掠夺和占有的战争文化。而徐州的意义就在于，它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见证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并且因此充满了历史的悲情。
从武汉乘火车去徐州，需要花费大约10个小时。徐国民先生似乎很喜欢这种“说三国，话管理”的谈话方式，我一路上是畅所欲言，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他也会提一些刁钻的问题。言来语去之间，也因为这样碰撞而生发出许多绚丽的火花。
三国人物的名与字
说到三国时期的徐州，应该记住几个重要的人名，他们依次是：陶谦、曹操、孔融、刘备、吕布和张邈。
徐国民先生自称“也是一个三国迷”，竟然不知道陶谦、孔融和张邈为何许人也。其实这也难怪他，因为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他们的阅读重点在曹操、吕布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身上，余者实在没有多少兴趣。在他们眼里，即使是后来三分天下的刘备，也不过是“一个形象苍白的人” 。
尴尬之中，徐国民先生问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三国人物的名与字。古代社会，婴儿出生三月即由长辈为之取名，至于男子弱冠、女子及笄之年又为之取字。人们自称其名，以示谦逊；称人以字，以示尊敬。而名与字之间，也往往有着意义上的关联性。例如：
陶谦，字恭祖。谦，谦恭、谦卑、谦逊的意思。恭祖，恭行祖训。这是用他的字来解释他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名与字，就好象看到一篇富有文化气息的小品文，很有意思。
孔融，字文举。融，炊气上出，引申为火。在这里，融是光线明亮、柔和、而有穿透力的意思。文举，文采飞扬。名与字，有一种因果关系，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刘备，字玄德。《易经系辞》有云：“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也。” 悉备者何？玄德也。老子云：“玄之又玄，谓之道也。” 玄德，就是道德的意思。备与玄德之间，就好象一问一答似的，饶有趣味。
关羽，字云长。意思是说，羽翼者，长于云天之上也。
张飞，字翼德。意思是说，翼之德者，在于飞也。
吕布，字奉先。布，铺开、展开的意思，引申为陈述、宣告、宣扬。用于人名，则犹言美名之流传也。奉先，敬奉祖先，犹言孝子之意义。名与字联系起来就是说，吕布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美名远扬的孝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吕布恰好以不忠不孝闻名于历史，辜负了他老爸的一番苦心。
曹操，字孟德。操，操行。德，道德。古人以德操并称，有德于内者，则操之于外。曹操的名与字，意思是说，良好的品行来自于良好的道德信念。孟是排行，说明曹操在兄弟之间排行老大。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视道德如敝履的，恰好也是这位排行老大的曹操。
徐国民先生笑道：“三国时期，人们取名用字，似乎很喜欢用这个‘德’字啊！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应该说，在整个汉朝人们都喜欢用‘德’字取名。三国时期，不过是汉朝的遗风罢了。即便不用‘德’字，也会用包含道德意义的文字，例如陶谦、孔融、吕布，都暗含着道德上的嘉许。您注意到了吗？”我反问徐国民先生说，“与那个时期相反，现代社会却很少有人用‘德’字取名，为什么呢？”
徐国民先生问：“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乃风气之使然耳。”
据说，人从宋后少名“桧”——自从宋朝的秦桧以后，很少有人用“桧”字取名。人们觉得，秦桧这个人太坏了，连岳飞这样的忠臣也被他谋害，实在令人讨厌。桧树是一种常绿乔木，木质桃红而有香气，颇为珍贵，却因为秦桧而背上恶名，只好改了一个名字，叫做 “刺柏”。植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从此再也没有人愿意用“桧”字取名，惟恐别人把自己跟秦桧牵连在一起。
同样的道理，一自文革批孔后，人间至今少名“德”——自从“文化大革命” 批判孔子以来，就很少有人用“德”字取名。当孔子被打倒，孔子所鼓吹的道德观也遭到践踏。从此以后，道德就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但凡有人谈及道德，便很可能遭到人们的嘲笑。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风气依然没有多少改变。
曹操与徐州的战争（1）
在关东联军的逼迫下，董卓火烧洛阳，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袁绍身为关东联军的盟主，眼看着董卓绝尘而去，却开始向自己的盟友暗下毒手。而他瞄准的第一个对手，乃是冀州牧韩馥。当年，袁绍与董卓争雄，逃往冀州，韩馥算得上袁绍的恩人。而后，董卓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韩馥也刚好是袁绍的顶头上司。可是，野心勃勃的袁绍早已顾不得什么恩情与职场伦理，不仅阴谋占领了冀州，还用计使韩馥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