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被捕的抗日地下干部赵福成腿上挨了一刺刀，仍然跑了出去。
日寇在4天中，对被捕的居民轮番审讯二三次，用尽了所有的酷刑，但最终仍是一无所得。
2月12日（正月初八）早晨，敌人大声地喊起来：“别的村的每人给一碗粥喝，大帽峪的每人给两碗粥喝，他们要回老家了。”至晚上，敌人把大帽峪被捕居民中的30多人用汽车押去兴隆。剩下的30多人被赶到3个新挖的大坑边沿，面朝里背朝外跪下。尔后，日寇将事先准备的五六垛玉米秸燃着，大火冲天，映得地面通明。日寇用刺刀蘸着事先准备好的凉水，扑上来照着30多个被捕居民的背部连刺。顿时，热血迸溅，腹破尸横，惨不忍睹！接着，日寇又在此地惨杀青杏沟、马圈子南沟等地同胞30多人。一夜间，日寇杀害70多人。在日寇的屠杀之下，只有杨茂林一人死里逃生，那是在众人出部落西大门下土坎时，杨茂林乘敌人去北道站岗之机，猛地向南跑去。一个特务紧追，向他头上打了两棍子，又放了一枪，他左肩中弹，仍跑上南山，从而获得重生。次日，日寇将在兰旗营关押的群众全部送往兴隆，或继续杀害或送往东北。
大帽峪部落的居民，这次死在兰旗营和外地的计69人，有9户被杀绝，30户死去男人，因此成了“寡妇庄”。惨案后，日寇和特务到该部落刑讯逼供致死8人，由于惨案造成该部落居民患病和冻饿而死的又有62人。从这次惨案至日寇投降的两年多时间，大帽峪共死亡139人，占该村原来总人口的577％。幸存者只有老弱病残102人。“寡妇庄”一词，不仅铭刻着42年前大帽峪、兰旗营这篇血泪斑斑的历史，也记载着兴隆县人民蒙受13年之久的千古奇劫！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楸木林惨案
白恩潮何连仲张春生
我叫白恩潮，今年76岁，我亲眼目睹了楸木林惨案发生的全过程。事情虽已过去42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码事，就怒火满腔，仿佛当年一幕幕的惨景，又展现在眼前。
我们楸木林子村，处在河北省兴隆县城东南110多里，是一个喇叭状的山沟。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这块地形好，就把它和大小河南、沟门子附近的群众，用刺刀驱赶到一起，因这附近的山上长满了楸树，于是就叫楸木林“部落”。
楸木林人民从1938年起，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抓汉奸、捉特务，给敌人以很大威胁，被圈入“人圈”后，还经常夜晚出没到公路两旁割电线、破交通，坚持抗日斗争。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2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爷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责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他们3人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总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被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的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顿时，村子里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因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里，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成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狼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他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绑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人招供。
敌人红眼了，拿出了他们“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3人，第四个该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个人之后就给下一个人松绑，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是在这样的毒刑下，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手里拿着镐把，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打到我这儿，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在这伙恶狼一样敌人的面前，要不逃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傅老二的脚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傅玉来解开，傅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其余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有的哥俩全死了，然而敌人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我们。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派区长王佐民及张友德等连夜赶来慰问我们，召开追悼大会，控诉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别无出路，于是纷纷投奔了八路军游击队。从此，抗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一次，在我村北部山区，敌人遭冀东八路军第十三团一部分部队的伏击，战士们把仇恨集中在枪上，枪口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只用半个多小时，就毙敌80多个，为乡亲们报了血海深仇。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南双庙惨案
中共承德县委党史办公室
1933年3月4日，日本侵略者侵占承德之后，又把魔爪伸向四乡，他们清乡、讨伐、修“部落”、建“人圈”，大搞“无人区”，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蹂躏我山河，残害我人民。南双庙曾是“扫荡”中受害最惨重的村庄之一。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宋（时轮）邓（华）纵队出关，深入承德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纵队转移后，留下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敌人。那时，杨雨民和高振东率领的武工队，经常活动于南双庙及其附近一带山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南双庙人民也经常配合八路军部队活动，他们扒铁路、断交通、割电线、砍线杆，切断敌人通讯联络，同时还配合部队袭击警察分驻所、村公所。为了镇压南双庙人民，日本侵略者曾派遣特务四处活动，搜索情报，曾调动宪兵队、讨伐队，巡回“扫荡”，实行大清查、大检举、大屠杀。
1943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这天深夜，日本宪兵队100多人偷偷地从承德来到南双庙。进村后，他们挨门挨户搜查，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病残体弱，把人们全部驱赶到村南庙前的空地上。尔后，他们通过翻译开始对人们进行审讯：“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办过事？”“谁是村干部？”……对日本侵略者的审讯，人们只以沉默作答。敌人恼怒了，一伙汉奸特务蜂拥而上，霎时，110人被抓捕。敌人又拳打脚踢，棍棒打，刺刀逼，不让被抓捕者的亲属接近。最后，被捕者被用绳子一个个联起来拉走。
当日，被抓捕的人们被押到离南双庙10里远的新杖子。在这里，日本侵略者对人们施以酷刑：烙铁烙、灌辣椒水、压杆子、刺指甲、吊大柁，人们惨遭折磨，但仍坚贞不屈。一个姓靳的小伙子，怀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乘放哨的日本宪兵不注意，抄起镐头砸去，砸得这个侵略者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最后他也被侵略者枪杀。
日本侵略者的严刑拷打一无所获，他们又施诡计，假惺惺地释放20人，但余下的85人却于正月初二被拉到承德，押入承德监狱。以后这85人中，有5人被砍头，69人被折磨致死，11人被送往安东（今丹东）、抚顺、阜新充当劳工。
日本侵略者在南双庙抓走人后，又放起一把火，把房屋烧毁，把粮食焚光，把牲畜烧尽。经这一劫难，南双庙村成了废墟，400多口人死去了一半，并且有10余户死绝，多数户死去男人，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人间地狱“无人区”证言与口供
小林实
陈平先生就长城附近的“无人区”，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发表了证言。而我确实是参加了作战并干出了残暴行为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作如下报告。我在华北派遣军第108师团第242联队第1中队，曾与陈平先生直接交战。
我在1942、1943、1944、1945年间，以陆军伍长、军曹、曹长、分队长、指挥班长的身分在长城线附近的“无人区”参加作战，现为残暴的非人道行为作证。
我所在的部队是在长城线一带与八路军（后来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战斗的部队，是以搞掉八路军根据地和战斗活动地区为目的，是为破坏万里长城两侧的村庄，使村民无法生活而作战。
“无人区”是把15—20间房的小村庄一间房不留的全部烧毁，把村民迁入由日军警备地域内的集团部落之中。为了制造“无人区”，预先划出指定的区域，发出布告说：“在村庄居住者要迁到指定的地区”，强制迁移。在居民全部迁出后，进行烧光作战，对此，居民当然也有反抗，而对抵抗者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进行逮捕射杀或抛入贮藏蔬菜的地窖，再放上藁子等点火进行烧杀。
青年农民则辗转各处进行反抗，被抓捕后则迫使他们挖深坑，在坑前站着许多农民，在这些农民面前，命刚入伍的士兵锻炼胆量用枪刺进行刺杀，那些年青人落入身后的坑中，迫使农民用土埋掉。
这其中也有母子同时被斩杀的。孩子在临死时叫“妈妈”的声音至今仍在耳边回荡。还有，部队的军医把孕妇仰面绑在门板上，连麻醉都不进行，声称进行“医学研究”而剖腹将母子一同杀害了。
干出这种非人道的勾当，干出极为残暴的行径，还认为这是为了“东洋和平”，为“天皇陛下”，为“孝敬父母”，因此，中国人把我们叫做“东洋鬼子。”
我作为中队的指挥班长，忠实地实行了彻底消灭八路军的作战。当地居民和八路军总是一起对日军的占领政策进行不断的抵抗，有时进行反攻。为了把当地居民与八路军分离开，捕捉没有民众掩护的八路军并予以歼灭，便在万里长城线上制造了广大的“无人区”地带，干出了难以言喻的罪恶。刚才，在休息中与陈平先生谈话时，听说，在先生的史料中有小林实军曹的名字。
这样现在还保存有部队名和我的名字，我一个人杀过许多八路军，还笃信这是为国家利益、为天皇陛下，而且是为了乡土，是孝敬父母，其实，这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军队就是由身心凝聚着军国主义的士兵而组成的魔鬼集团。在无人区干出了烧、杀、抢掠的“三光作战”的勾当。
这种“三光作战”不仅我所在的中队实行过，而在占领长城线一带的第108师团等大部队也都实行过。
因此，了解日军这种行为的居民家庭便弃家，相继逃往远处。居民逃走是困难的，部队出动去追捕逃走的居民，用枪刺威胁捕回，为使不再出现逃跑的情况，将数人连串绑着抓回，将首谋者在居民面前杀死。当时，被日军刚刚砍下的二三十个人头并排挂在长城的墙壁上示众。对在黑夜取走人头的居民不容分说进行射杀。人头长时间放置已经腐烂，日军对腐烂的人头不进行处理，而是让遗族领回。而这样的事情，如果这样倒霉的事情是在诸位所居住的地方或者诸位所熟悉的人身上发生，那该怎么想呢？这种事情日本报纸上并不刊登。报纸上只是写着“××部队在河北的长城线取××的战果”，而“把割下的人头挂在城墙上”的这种事大概是不会向大本营报告的吧！而大本营命令“要确保长城线”的结果就是实行这样的“三光作战”。执行命令的人“有必要向中国人们表示诚心的谢罪”。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全家进行抵抗的家族，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和姑娘、小孩子都对日军进行抵抗。日军就把这个家族的人都抓捕起来，把手绑着押入地沟。这家人们相互保护，把小孩子围在中间，表现出战栗与恐怖。中队长命令把手榴弹拉出引信投入沟，五六发手榴弹啧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