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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伪满政权统治下，兴隆县的大检举，是由一九四○年即开始进行的。但彼时之检举，只限于本县某地区、某一村落，而未普遍实行。俟于一九四二年后，情况就与前不同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中，每次在旧历年节前后，实行全县普遍性大检举一次，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残酷的。至于在以前本县个别地区实行局部检举，尚未述及。而此次敌人实行“投匪家族”大检举，是与当时时局发展分不开的，敌人用尽毒策，用尽方法以对付革命力量，以镇压广大人民。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半壁山一带的大检举情况，只不过是潵河流域一带，而这三次大检举是全县普遍实行的。半壁山一带三次大检举的人数、面积，按本县来讲，只不过是当时所遭受苦难的五分之一而已，其余地区，因不详细故未述及。但以半壁山一带大检举之经过情况，即可推知全县的一般情况了。在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后，由兴隆县警务科内之“非常持出”［紧急时搬出］卷柜中文件载，是年冬日本仍拟实行大检举，包括男子八岁至六十岁者，甚至在伪满政权各机关之官吏、职员、思想“不良者”，亦以“思想犯”列入在被检举之内，可见伪满当局所施政策之毒辣与残酷了。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坂桥润口供（1）
高台子、灰窑峪大检举，是在一九四三年春季实行的（高台子、灰窑峪是在本县五区龙井关口外北山沟中的自然村）。在事前，由三道河子警察分驻所长杨文宏、警尉补马春登等去该村向居民说，某日驻三道河子日本军渡边队长亲来讲话，令准备欢迎。该村居民信以为真，急忙派人去潵河桥购备烟酒点心食物以作欢迎。是日，由日本宪兵队，协同日本军渡边队及驻在龙井关口之日本军本上队（渡边队之一部，队长本上日本少尉），并三道河子分驻所长杨文宏等前往，将村民包围逮捕，用麻绳绑捆解送三道河子分驻所押禁。这次检举，计高台子村人四十余名，灰窑峪村人三十余名（这两村户数根本不多，只两条小山沟）。在三道河子寄押二日，即用汽车载运兴隆县，经锦州特别治安法庭司法人员会合日本军宪兵队、警务科司法股、特务股等，经两周间之刑讯，据闻判死刑者约十余名，即在县街附近执行了。其余约五十余名，押解东北而去，后亦无生还者（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在伪满协和会兴隆县本部充本谷青年武装行动队队附，曾亲身去该两村工作，当时见到该两村中竟无一青壮年男子，是年伪满实行大集家，在六七月间集家工作基本完成，而八九月间该两村集家尚未完竣，土地亦荒芜抛弃了，据居民说，所有被检举之人，至今亦无一人返家者，只有老少妇孺维持生活，并准备拆房并村，其惨状真使人不堪回忆）。
三、“投匪家族”大检举
“投匪家族”大检举，是在一九四四年（伪满康德十一年）六七月间实行的。这次大检举是因为当时本县一带革命形势空前发展，参军人数日益增多，因而使伪满政权当局极端仇视；又因实行治安肃正工作，本县农民坚持山地，不去部落，以示反抗到底，而伪满当局遂施用这惨无人道的毒策，以镇压全县人民。在未执行前，即由驻兴隆县的日本宪兵队、日本军夏道部队长、伪兴隆县长于文英、警务科长于沛山、兴隆县协和会事务长佐佐木小春，并各警察讨伐队长、副队长，并本县十九村村长等，在县街开秘密会议，商讨事前准备工作。当时，负各村调查工作的，是各村分驻所、部落警察防卫所、各村村长等，他们联合秘密进行，将各村各部落参加八路军及革命工作的干部家属，详细调查清楚，呈报县方当局。然后在各村内重要据点，大批增加警察讨伐队武力，准备工作妥当后，即在各村各部落内同时举行。当时，执行的以日本宪兵队为中心，配合警察讨伐队，将全县参加八路军及革命工作干部家属，不分男女老少完全逮捕无遗（以前历次大检举无老少妇女，多系青壮年男子）。这次“投匪家族”大检举，在全县十九个村中，被检举之男女老幼妇孺，据不完全统计，人数约在五百名左右（我当时在兴隆县庙岭村伪满协和会工作，见到该村十五个部落检举之家属约三十余名）。这些被检举之家属，由警察押解用汽车载运兴隆县街后，亦未判刑，这次锦州特别治安法庭司法人员亦未来县处理。由日本军宪兵队、警务科司法股、特务股、伪满兴隆县法院等联合会审刑讯。在审讯中，日本宪兵及伪满司法工作者，任意拷打，并侮辱青年妇女。计在县街二星期后，用汽车多辆载运东北各省充当苦工。这次检举运走之人有秘密逃回的，但亦不敢在家居住。俟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被检举之家属，多有陆续返家者，但死亡在外之男女老幼妇孺甚多。其能返家者，亦沿途讨饭，形如乞丐，真人间之惨事。
在伪满政权统治下，兴隆县的大检举，是由一九四○年即开始进行的。但彼时之检举，只限于本县某地区、某一村落，而未普遍实行。俟于一九四二年后，情况就与前不同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中，每次在旧历年节前后，实行全县普遍性大检举一次，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残酷的。至于在以前本县个别地区实行局部检举，尚未述及。而此次敌人实行“投匪家族”大检举，是与当时时局发展分不开的，敌人用尽毒策，用尽方法以对付革命力量，以镇压广大人民。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半壁山一带的大检举情况，只不过是潵河流域一带，而这三次大检举是全县普遍实行的。半壁山一带三次大检举的人数、面积，按本县来讲，只不过是当时所遭受苦难的五分之一而已，其余地区，因不详细故未述及。但以半壁山一带大检举之经过情况，即可推知全县的一般情况了。在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后，由兴隆县警务科内之“非常持出”［紧急时搬出］卷柜中文件载，是年冬日本仍拟实行大检举，包括男子八岁至六十岁者，甚至在伪满政权各机关之官吏、职员、思想“不良者”，亦以“思想犯”列入在被检举之内，可见伪满当局所施政策之毒辣与残酷了。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坂桥润口供（2）
1939年
根据“热警特秘第七三六号”：自1939年1月至4月，逮捕343名。
根据“热警特秘第八八九号思想月报”：自1939年1月至6月，共逮捕424名。
1940年
根据“热警9月报告”：1940年1月至同年7月，共讨伐290次，杀死抗日军292人，伤194人，捕40人。
1940年10月至12月，在讨伐中杀死79人，伤24人，捕11人。
1941年
根据“关宪作命第二六四号”：自昭和十六年（1941年）五月二十四日开始实施“西南地区特别肃正”。……“特别肃正”预计进行6个月。根据“关防作命第二八号”关东防卫军命令，自1941年9月中旬开始施行：“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两个月。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一齐检举”事件：
一、根据“承宪作命第二五号”：喜峰口宪兵队于8月23日，在喜峰口附近逮捕中共领导的迁遵兴联合政府及地下组织人员48名。
二、根据“承宪作命第二一号”：承德宪兵队自8月22日至28日，在滦平县西南部之汤河口、古洞沟、金家台子及大峪附近逮捕中共地下组织及抗日县政府工作人员84名。
三、根据“承宪作命第三七号”：承德宪兵队自10月14日配合日军在密云县北部的“扫荡”，对中共地下组织实施“一齐检举”4天。
四、根据“承宪作命第三九号”：古北口宪兵分队于10月8日在滦平县大水峪地区逮捕抗日政府关系人员204名。
五、根据“承宪作命第四二号”：兴隆县马兰峪宪兵派遣队于10月23日在马兰峪逮捕中共地下组织人员40名。
六、根据“承宪作命第四七号”：喜峰口宪兵队于10月24日在迁安县“国境地区”逮捕抗日政府及地下组织人员53名，其中包括妇女及2名12岁幼童。
另：根据“承宪高第三九号思想对策半月报”：自1941年7月至同年12月，讨伐324次，杀死八路军1405名，伤197名，俘179名。
自1941年7月至同年12月施行一齐逮捕73次，共逮捕1942人，其中有14次大逮捕，共捕1099人。
又：根据伪满洲国司法部刑事司“思想月报第五一号”：锦州高检自1941年1月至同年11月，共处理“思想犯罪”（应用《背叛法》）988件，1169人（全满1515件，2093人），其中不起诉者仅87人。
1942年
根据“承宪高第三九九号”：“西南部国境地区前半年（自昭和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六月末）肃正工作中宪兵服务成果”称，半年中施行“一齐检举”154次，共逮捕1293名（其中送石井部队4名）。
根据“关宪高第三八八号”（昭和十七年〈1942年〉五月）：西南地区肃正工作第一期（自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一日至昭和十七年〈1942年〉四月末），宪兵服务成果。
检举次数85次；
检举人数956人（包括特别输送移交其他机关“估计送石井部队”5名）。
1943年
一、根据“热警宪特秘第二九号四之一”康德十年（1943年）八月十八日：喀喇右旗于七月十日，一齐逮捕中共领导之地下组织人员刘振德以下153名（地点喀喇右旗七家、五家、旺业甸）……
二、根据“热警宪特秘第五一号十之四六”（1943年8月24日）：至6月份，“侦谍班成果”累计：逮捕抗日人员3053名。
三、根据“热警特秘第五一号百——五七”（1943年9月28日）：7、8两月射杀11名，逮捕33名抗日人员、捕一般刑事犯15名。
四、根据“热警特秘第三七号二六九——四”（1943年11月5日）：根据承宪作命在省内实施第一次“剔抉工作”，自9月中旬至下旬，兴隆县东部、承德县东南地区（迁遵兴政府）、青龙县西部（迁青平县政府）及东南部（青绥凌县政府）平泉西部地区（承平宁县府），共逮捕抗日地下组织人员958名……
五、根据“热警特秘第五一号百——七三”：9、10月份对抗日人员，杀害4，逮捕198，诱扣27（根据本统计累计：射杀64，逮捕1535，诱扣197，总计1796），逮捕一般刑事犯22（累计386）。
六、根据“热警特秘第三七号三六九——七”（1943年11月12日）：自10月6日至10月19日，施行第二次“剔抉工作”，在兴隆、青龙、承德、滦平各县及喀喇沁中旗七沟一带逮捕抗日地下组织人员292名……
又：“档案摘要”：
一、1943年1月至2月，锦州省检举47次，检举人数95……
二、1943年1月至10月，锦州省检举4501件，6450人，事件送致5275人，释放894人，审讯中282人。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又一个“三光作战”（1）
（日）姬田光义著
和平的冀东丘陵地带的伤痕——对鲁家峪、马兰峪的实地调查鲁家峪由西峪、北峪等6个自然村组成。据说周围南北10公里，东西96公里。我们先去的是乡政府，汽车通过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停在了地势稍平整的乡政府门前。在那里，我们受到了乡长和乡干部们的迎接。随后，他们引领着我们去了北峪的一家农户，这家的主人便是“鲁家峪惨案”的幸存者、大难中存活下来的张俊金老人。张老先生的家住在山里，路两旁和山谷间种着葡萄、柿子、栗子等果树。看到茂密的树林和复杂的地形，便可断定，这里完全具备了抗日游击队根据地的天然条件。顺便说说，中国人对大难不死的人称为幸存者，意在庆幸死里逃生。据说当时村里幸存者寥寥无几。为此，我们特意访问了这几位幸存者。
“鲁家峪惨案”1939年冬季，部分八路军进驻鲁家峪后，这里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竟发展成了冀东中部的重要抗日堡垒。不久，这里又相继设立了兵工厂、火药厂、被服厂。我们走进一家农户，据说这里曾经设置过八路军的指挥部。房舍仍然保持着原样，稍有不同的是，周围的树林里又新盖起几间房子。但是，当我们站在院中，体会当年八路军战士（当然他们都是农民出身的）和村中男女老幼谈笑风生的情景时，就会想到这个抗日村必然会引起日军的注意，因而也就成了日军激烈扫荡讨伐的对象。
日军对这个村第一次大规模扫荡讨伐，发生在前面讲述过的潘家峪惨案之后不久的1941年2月中旬。那天，集结在县城的约一千多名日本军和伪军，将鲁家峪团团围住。其中一部分人闯进了村中，八路军闻讯后立即撤往山里，未逃出去的七八百名村民，被用枪押到了村广场，广场四周架起了4挺机枪。日军和傀儡军令所有的青年男子裸身坐在雪地上，审讯后没有发现八路军，便又强迫人们揭发八路军和村干部的人名和下落。在此过程中，一个村民被杀死了。见仍没有告发的，随即在村内放起了火。两个老人和其中一个老人的不足1岁的小孙女等共9人被烧死，焚毁房屋1931间。
第二次讨伐是在同年7月中旬至下旬期间。由两个方向来的日军和伪军，首先烧了上次扫荡残留下来的住房及此后村民重新修的房子，然后又杀了9人。不知日军从哪里获得的情报，非说村干部中有个麻子脸的人，便从村民中拉出8个有麻子的人，审问谁是那个村干部？但无人回答。在辨别不明之下，日军又从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