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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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 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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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二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斧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贵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我军民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地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村子里顿时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那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着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儿。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答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狗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捆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施以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个招供的。    
    敌人红了眼,拿出了“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3人,第四个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下之后又松一松,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这样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手里拿着镐把,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打到我这儿,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这阵势,要不逃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傅老二的脚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傅玉来解开,傅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    
    见证人的叙述是活生生的事实,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的区长王佐民便来楸木林看望村民。这样一来,村民们纷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据白恩培讲,当时被捕的共99人。另外,《兴隆“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一书中,也记载着:楸木林原有80户村民,99人被捕,38人被日军杀害。另据《楸木林民众回忆录》中记载:白恩培的兄长白景舒是从兴隆被释放回来的。据他讲,日军把给八路军送3斤以上粮食的村民都给杀了,3斤以下的就释放了。被释放的共3人,其中就有白瑞林的儿子白贵朝。白贵朝亲眼目睹了其父白瑞林惨遭日寇杀害的场面,而白江朝则是从其父白贵朝那里听说祖父白瑞林惨死经过的。    
    一般认为,村的户数多少与是否是自然村或是行政村有关。至于被捕者人数上的差异,也是常理之事。当白恩朝等44人被捕后,或许敌人又抓走了一些人。至于谁被抓或谁被害,只要村里活着的人将数字凑到一起就准确了,一个人记忆可能会有偏差。我从佟先生那里了解到,兴隆县党史办公室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统计人数的。因此我认为,被捕者是99人这个数字较为合理。    
    潮河行——“人圈”的生活    
    兴隆县城以西有个叫前苇塘的村镇,而潮河则发源于前苇塘以北的深山之中。潮河从这里一路向西,经过小关门长城后,在密云汇成大河。另外,经滦平南下而来的潮河主流,与流经张家口地区赤城县城南下,尔后向东去的白河在密云水库汇合,并再汇集其他支流形成潮白河及新潮白河,最后经天津东部进入渤海湾。中国的河流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从其发源地开始,它总是在想不到的地方与想不到的河流相汇合。    
    流经兴隆县的潮河边上,有二道河村和三道河村。这里所称的二道或三道,其实是指潮河第二个拐弯和第三个拐弯处的意思。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潵河边上也有个叫做三道河的村子。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五道河

    五道河是从南边狗背岭流过来的潮河支流汇合之地。当年这里也设置过“人圈”,关的都是狗背岭一带山区的村民。    
    谢金山今年84岁,满族。当年,他从马兰峪迁移到兴隆县。在马兰峪时,因为没有土地生活贫困,便于1920年来到兴隆县北火道村,后又于1932年转到五道河来。他从13岁时起开始喂猪,14岁半放羊,到17岁后便一直给地主做长工,是个典型的贫苦农民。他是个和蔼善良的老人,常年的人生磨难,使他的性格变得谨小慎微。    
    郭玉成(75岁)、谢金山(84岁)、周德广(村民组长)的口述:    
    郭玉成(左)、周德广谢金山日军是在1942年2月10日开始划定“无人区”的。原先,五道河村共有15户计100多口人。当山里的村民被迁到这里后,就变成了60户计400多人的村子。外来户共45户300多口人。干的都是农活儿,另外还得出劳役,为讨伐队运物资。这里规定是太阳出来就外出干农活儿,太阳落山才回村,一到夜晚村大门就紧闭不开。日本人允许这里耕作农活儿。    
    所谓“无人区”是统称,其实它包括三种形式:即禁居住禁耕作地带、禁居住可耕作地带和“人圈”。禁居住可耕作地带在禁居住禁耕作地带和“人圈”之间,有3公里左右宽。    
    村里所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给日本人,然后再从他们那里领取配给。但因配给通过中间几个环节的层层盘剥,最后分到村民手里的就所剩无几了。    
    粮食配给是每人每天7两(合350克),老人是3两(合150克),大都是红高粱。不足部分只得采野菜和野果来充饥。由于总吃这些东西,人的身上就浮肿。1943年闹了一次瘟疫,一下子死了30多人,都是吐血后就咽气了。    
    大搜捕时从本村里抓走七八个人(一一列出人名),全都被送到北票下煤矿去了。外村来的就地杀了7人。另外,饿死了20多人,冻死了七八个人,主要是王绍清的妻子和孩子。    
    住的是草盖的马架子窝铺,地方不大却住着三代人,也没厕所。    
    布的配给是按粮食上交量来决定,平均下来5口人之家所配给的布,还不够一个人穿的。冬天没有棉花,人们只好捞河藻晾干后,用它来做棉衣挡寒。每家只有一条裤子,哪家有一身衣服就算顶好的人家了。    
    食盐每月每人3两(合150克),火柴每户(5人)3盒。    
    当年,郭玉成家是7口人,谢金山家是3口人。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8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六道河

    六道河是六道河乡行政中心。    
    刘继忠(69岁)、殷淑珍(75岁)、潘明怀(69岁)的口述:    
    刘继忠殷淑珍潘明怀这里是1941年前后开始在北山建“人圈”的。那天警察来了,边大声喊着“搬家,快搬家”!边驱赶着人们,接着便从村头放起火来了。    
    六道河“人圈”是在1942年春天建成的。共30户100多口人。这里驻扎着日军的山下大队,也驻有宪兵队,还有派出所和村公署,也是实行配给制。    
    根据刘继忠的口述,佟同志画了张“人圈”图。为了加强城墙的厚度,砌了一些墙垛,低的地方叫垛口。因为里边驻扎着日军,所以城墙的质量很好,四周有炮楼。六道河“人圈”的特点是,各种机构多而居民较少。    
    居民没住房,都是搭马架子或窝铺来住。火柴是每月一户一盒,没火柴时,只好拿木棍相互摩擦取火。男人一天喝两顿稀粥,女人只喝一顿。    
    六道河人圈示意图殷家原是专干农活的,可日本人不让种庄稼,并放马出来把她家的苞米地啃光了。她家人去撵马,却遭到日本人的毒打。后来,日本人干脆用刀把苞米地全砍了。这样一来粮食彻底没来源了,只好一天喝一顿稀粥,肚中无食无力干活,平常吃些野菜、野果和树皮来充饥。能配给上高粱就算不错了,哪有什么苞米和小米啊。    
    配给的布是用大豆壳造的,一穿就破开了,不结实。就这布每人一年也只给这么一块(约五六十公分长)。没办法儿,男人只好整天光着身子出来进去。没通行证和证明信不得外出,若丢了这些证件,配给也就不给了。    
    你问日军杀了多少人呀?仅在“人圈”里,日本山下大队一次就杀了100多口人呐!全都是从山里抓来的百姓,其余的大都是押到兴隆的南土门去枪杀。这种事不稀奇,常有。唉!我们村上就有一个人被杀。    
    1943年这里闹瘟疫,一下子就死了40多口人,全都是浑身浮肿,鼻口出血而死的。    
    外来的只有7户,多数是妇女。日军经常侮辱妇女,一看到被抓来的那些怀孕妇女,就凑上前来指着人家肚子戏弄地说:“喂,这里什么的有?”气得当婆婆的净撵他们。到处都有强奸妇女的事呀!日本兵喝醉了后,便到这里来,拉上妇女就走。    
    后来,日军撤走了,伪军又开了进来。    
    采访时间:1994年11月18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二道河

    李秀起(右)、杨长兰夫妇当年,兴隆县最西部的“人圈”就设在二道河村,站到村口就能看到长城。趟过潮河进入小关门长城,就是密云县。如今,这里柏油路很宽敞,它一直通往北京。    
    李秀起领着我们参观了当年二道河子“人圈”的遗址,据说这也是现存最大的一处“人圈”。李秀起是河北省劳动模范,1963年和1964年曾受过表彰。    
    李秀起(78岁)、杨长兰(71岁,李之妻)的口述:    
    现在只剩下四五十米长的一段墙了。当时墙高3米,宽1米。“人圈”东西250米,南北80米,有南门和北门,都是二层的门楼。四周有炮楼,用于警戒。除警察之外,村民也必须去站岗。    
    “人圈”是1942年开始修建,1943年完工后便住进了人。原先,二道河人只是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人圈”建成后,陆续地从小关门、黄门子、偏道沟和庙梁迁来了40户。这样一来,“人圈”里就变成50多户130多口人了。我是从潮河北面的山上被强迫迁到这里的,没房子只得搭个马架子窝铺住着。    
    二道河“人圈”没有驻军,只有个警察防卫所,里面有所长和几名警察,没日本人。长城上设有警防所,住着20几个人的讨伐队。他们是从1942年起开始设防的,一直驻守到1945年夏季。先后在那里驻防的有刘其昌讨伐队、程斌讨伐队和宋庆讨伐队,其中也有几个日本兵。大部分日军都驻在六道河。    
    二道河子长城    
    到了1945年7月,“人圈”里只剩下五六十口人。1943年那场瘟疫就死了50多人,最惨的是一天竟死了7口人。年轻姑娘死后连衣服都没穿,光着身子就埋了。那情景太惨啦!……    
    这里被逮捕的有3人,被杀的有十几人(李边想边说出这些人的名字),那些被捕的人后来都押送到承德和锦州去了。    
    我们全家七八口人只有两条棉被,讨伐队来了说是太奢侈了,便拿走了一条。后来,我弟弟去讨伐队把那条被子要了回来。但不久,讨伐队再来时,用木棒把我弟弟打了一顿,连人带棉被都给弄走了。我们到讨伐队驻地去了几次,他们大门紧闭。第二天,家里人再去找时才发现,他已冻死在那里了。当然,棉被也没要回来。    
    二道河村“人圈”遗址(回忆往日的悲伤,老人潸然泪下。)    
    那时没棉被,没衣服,也没吃的,人们只好吃野菜、野果充饥。根本就没有学校,也谈不上孩子受教育的事。1947年这里才有了小学校,那时是私立学校,是我请来的教书先生。刚解放时,我们这个村一多半以上是妇女。    
    那儿的住房是个低矮的小草棚,一天,有户人家母亲到外面去了一小会儿,哪知灶中的火冒了出来,一下子把小草棚点着了,炕上躺着个3岁的孩子也被活活烧死了。那时,一般都是3米见方的草房,里面住着七八个人,也没厕所,卫生条件极差。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起身向主人告辞。此时,杨长兰执意挽留我吃饭,但我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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