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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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 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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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起身向主人告辞。此时,杨长兰执意挽留我吃饭,但我谢绝了。惜别时她对我说:“真没想到今天能把过去的事讲给日本人听啊。”    
    这一带曾发生瘟疫一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为此,翌年之春,我再次访问了二道河。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8日    
    李秀起的口述之二:    
    当时死于瘟疫的有50多口人。主要症状是高烧、头疼、全身疼痛、四肢无力和起不来炕。吐血、流鼻血,由于皮下出血,脸部和脖子以及胸部变红。另外,最明显的是浑身浮肿。一至两天或两至三天就死人,所以老百姓都把它叫做瘟疫。    
    患这种病死的有张海泉的母亲和她二姐,李荣全的父母,李长真夫妇……“人圈”中50多口人都是这么死的。    
    “我丈夫也得了这病,但后来治好了。”杨长兰插话说。    
    没有药,只好躺在炕上等死。如果把坏血都吐出来的话,还有救。我琢磨这或许是病情较轻,得这种病的人很少有活过来的。    
    驻守的讨伐队就没人得这种病?“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医生有药啊!”杨长兰在厨房大声地回应着。    
    二道河村里就只有一口井,在河边附近,井水清澈干净。村民、警察和讨伐队都使用这口井,可为什么仅村民得病呢?是老鼠?那时老鼠成群,到处乱窜。    
    日军没在二道河驻过,但经常来这里。来的都是山下大队的,其中也有宪兵。杀人的都是日本兵和日本宪兵。不知山下现在是否还活着?    
    当谈到瘟疫的话题时,李秀起认为其卫生状态恶劣得都难以描述。无论采访哪个“人圈”,每当触及到瘟疫及卫生状况这一话题时,听到的大都是这句话。我想这是解放后,当地人接受过卫生指导后,才彻底地明白了卫生状况的真正含义。然而,对有关当年流行瘟疫的起因,我却另有所思。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9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朱家沟——“无人区”的枪声

    雾灵山、五指山、狗背岭这三小块抗日根据地,就是插在热河敌占区内的三把尖刀。狗背岭经将军关与平谷县相连。从五道河向南行,便可看到相连的座座险峰屹立,而朱家沟则是进入狗背岭根据地的北部入口。    
    马君起当年曾担任过民兵班长,当我前去采访时,他正忙着挖土、搬石、砌窑的内墙,据说他要建一个贮量大的苹果窑。他家的房子也是新盖的,看上去挺气派。    
    马君起(67岁)的口述:    
    马君起这里是从1941年到1942年期间开始实行集家并屯的。那时,敌人让我们都去五道河“人圈”,但全村谁也不动。1943年正月二十九日,敌人来了后,一把火将全村都烧光了。那可真是彻底的“三光”政策呀!烧光、抢光、杀光,连鸡和孩子都不放过。因此,村里成立了抗日自卫武装。那是5月的一天,六道河的警察和日军山下大队的十多个士兵,一起来到花石沟,在那里竖了一块写有“此地为无人地带”的牌子。随后,他们来到朱家沟附近的池塘,就在他们下水洗澡之际,站岗的民兵突然向他们开枪,敌人立即仓皇逃去。逃跑之中,还把自己费力竖起的牌子给撞倒了。    
    从1943年入秋开始,日军不断地派讨伐队来朱家沟一带清剿和割庄稼。为了自卫,朱家沟的民兵在沟门数十丈的陡壁悬崖上,找到了一个洞穴,决定在那里设瞭望哨,每三人一组执勤。    
    12月19日,日军山下大队率领300余人的警察讨伐队向朱家沟扑来。三个民兵当即在洞内进行阻击。在战斗中,日军死伤18人,伪军死伤20多人。战斗持续了一昼夜。我方的三个民兵也都负了重伤,李秀峰4处受伤,王玉祥3处,杨长起7处受伤。直至第二天早晨日军摸进山洞后才发现,洞中一个人影也没有。原来,在半夜时,他三人已被别的民兵救走了,马君起就曾参加了这次救护行动。    
    当时,坚决不去“人圈”的有150多人,他们都住在这一带的山上。到日军投降后,活着的仅剩下八九十人了,其中妇女、孩子有30多人。死亡六七十人,都是冻死、饿死和病死的。    
    这一带的山洞都住满了村民,为了遮挡风雨,人们在洞口上竖起石板。为了不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大人只好强捂住孩子的嘴,有两位母亲就这样活生生地憋死了自己的孩子。史瑞成两岁的孩子是冻死在山上的。当时,人们吃的食物是野菜、草根、苞米、蚕豆和红薯等等。    
    民兵不仅在朱家沟活动,也去密云县、平谷县及兴隆县一带开展打游击、割电线、破坏公路及埋地雷等活动。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8日    
    马君起从15岁起便开始站岗放哨,17岁当民兵,1945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个农民,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为保卫家乡、保卫民族而进行不屈抗争的典型中国农民。    
    在返回的途中,马君起让我稍等片刻,说罢便返身而去,很快身影就消失不见了。正当我四下寻找时,只见他的头一下子冒出了地面,身子轻轻一纵,就站了起来。他笑眯眯地走过来,像变魔术似的从左右口袋里掏出十几个苹果,捧着递到了我的手中。啊,原来这里也有他的苹果窖呀!    
    小黄崖川行——“无人区”的生活    
    小黄崖川一带的村子如今叫上石洞乡,但当年这一带却属于六道河村的一部分。从六道河方向来看,上石洞乡恰好处于朱家沟相反方向的北部山区。小黄崖川的水从小好地开始向西流,而其北侧,以北双洞为起点向西流的则是大黄崖川,这里也是北双洞村的所在地。大小黄崖川的水向西过了长城后,便在营房汇合,一起注入密云水库,再往下游去就变成了潮白河。虽然它们的水源不同,却都发源于兴隆县的深山里,因此也都是潮白河的上游。这里是雾灵山的西麓,当年,雾灵山抗日根据地也是从这里创建起来的。由于夏季洪水泛滥,冲毁了公路,故汽车只得从二道河出发,过小关门长城驶入密云县,然后再从营房逆小黄崖川北上才抵达山神庙。应该说山神庙一带确实还很荒凉。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山神庙

    夏福民(76岁)、夏顺清(81岁)、夏方清(69岁)的口述:    
    夏福民夏顺清夏方清当时这里是“无人区”。1942年1月16日,八路军和日军在此地打了一仗。当时,村民死了两个、伤了两个,另有5名妇女被敌人抓走了,不久又逃了回来。从那以后,日军又来把房子都烧了。由界牌峪到清水湖和栅子沟,共烧了22个村子。它们是后申峪、小后申峪、烟筒沟、杨树沟、栅子沟、苇子坑、东石湖、大石湖、灰窖子、营东峪、营南峪、清水湖、黄土山、石门山、山神庙、椴茂台、界牌峪、米铺、菜场、桃园和窝龙山,当时只剩下这座山神庙没烧,可如今也没庙了。    
    当时,山神庙村共有60户人家。警察到村后,让村民们迁到五道河“人圈”去,但谁也不去。妇女和孩子们也都背起装满锅瓢碗筷的筐子,到深山老峪里住进了山洞。因没粮食吃,人们便下山掰些苞米,或把整个南瓜烤熟,切去蒂部,往里撒点盐大家分着吃。当庄稼收获前,日军突然闯来,把苞米地和菜地全毁了,以后又来毁了三四次。即使这样,大家仍坚持不下山。老年人和孩子们都送到长城对面的亲戚家中寄养,那里也是我们中国的地盘啊。1942年日军共来这里四五次。每次烧过房后,人们又重新搭起草窝棚,而且窝铺一次比一次小。一般的规律是,太阳一出日军便可能进山,所以人们在这之前就躲藏起来,到了夜晚才返回。乡亲们就这样躲躲藏藏地一直到第二年的“大扫荡”。    
    1943年正月,日军开始实行连续扫荡。为了寻找食物,夏福民和其叔叔夏齐清两人下山途中,在山洞中被捕。敌人把他二人带到大黄崖川的苗儿洞严加拷问。敌人说他俩是八路,但夏福民摇头否认,说我们是庄稼人。敌人不相信,便将夏齐清的衣服扒光后,吊在树干上像杀鸭子似地用木棒狠狠地打。不一会儿,夏齐清便被活活打死了。夏福民当年18岁,他趁敌人不注意时悄悄地溜了,在亲戚家躲了几天后又逃回了山中。    
    1944年5月1日,夏福民参加了八路军,并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顺清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曾任村干部。是1942年在村里加入共产党的。1938年,宋时轮部队撤走时,曾留下一批干部创建根据地,为将来建立政权打下了基础。1942年末,承(德)兴(隆)密(云)第三区抗日政府在小黄崖成立,经第三区区委会书记张敬之的介绍,夏顺清成为党员。    
    我发现在谈话过程中,夏顺清总是静静地听着他二人的叙述,偶尔才插上一两句。    
    我(夏方清)也当过民兵。日军来后,不光杀人,连鸡、猪什么的也都抢走了。当民兵那年我17岁,组织上派我站岗放哨。站在山上能看清日军的行动,所以人们都把放哨的叫做“活电杆”。那时我常在六道河山顶上放哨,一看到日军出动了,就立即冲着下一个山头的人高喊:“羊来啦!”下一个山头的人也依次向别的山头传递下去,不一会儿,消息就传到了小黄崖。羊和洋是同音,而洋人指的是外国人——日本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鬼子来了”的意思。再后来,这种“活电杆”又换成了“消息树”的形式。人们只要看见山顶上的树被放倒,就马上隐蔽起来,东西也都“坚壁清野”起来。我说的“坚壁清野”是指一点儿东西也不让敌人抢去或烧毁,全都藏起来,等日后我们回来再拿出来用。    
    夏方清曾当过儿童团长。当年村里也有过妇救会。如今,这里已成为有200户计772口人的村庄。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9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栅子沟

    离开山神庙后,汽车沿着小黄崖川边的土路,向其上游的栅子沟驶去。途中还路过了清水湖村。据介绍,当年日军把山神庙村和清水湖村同时烧毁了。因村民们坚决不去“人圈”,并始终住在山上,故而村里被杀害的人也很多。1943年一月二十二日(阴历),300多人的讨伐队突然袭击了清水湖村。当敌人发现扑空后,便顺着雪地上的足迹追到了南沟。他们在山顶上架起机枪,向躲藏在沟里的人群扫射。人们接连倒下,连怀抱婴儿的妇女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包括米铺村民的10人在内,南沟牺牲者为22人,其中还有8名儿童。1944年又有十几名村民被害。小小的清水湖共有126口人,先后被杀害的就达46人。    
    刘云(76岁)口述:    
    刘云1938年,日军开始实行小规模集家并屯时,把沿小黄崖川的山神庙村、栅子沟村、大好地子村的村民都集中到栅子沟,以便在这里建一个“人圈”,但谁也不愿意去“人圈”。    
    栅子沟正好处于距五道河30里(15公里)、距三道河28里、距大好地子村24里的交界处。所以,这里就成为通往抗日根据地的入口。但是,1942年村子被烧毁后,这里也就变成“无人区”了。当年,日军和讨伐队曾在这里驻守,还杀了20个妇女、两个男的和两个孩子。现在,栅子沟是个自然村,户数是100户,而行政村则应是500户。当年,包括杨树沟、东石湖、灰窑子、营南峪、营西峪、营东峪和苇子坑在内,被敌人杀害最多的是苇子坑的村民。    
    1943年1月23日,驻守六道河的刘其讨伐队,驻守三道河的宋庆讨伐队以及驻守北双洞的石振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栅子沟的南大门——苇子坑,一次就杀了60人。整个苇子坑村不过70多人,全家灭户的就有5户。1943年冬天,敌人把躲在栅子沟南山中的20多名老人、妇女和孩子抓下山来,然后从人群中拉出村干部的父亲佟文荣、干部家属夏全清和老师崔善亭,把他们绑在大树上毒打,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儿子在哪儿?三人闭口不语,恼羞成怒的敌人点燃了放在他们脚下的柴堆。佟老人的胸口挨了7刺刀后,被敌人投到火堆里烧死了。尽管夏老人在烈火中已不省人事,但还是被敌人抛到巨石上摔死了。而崔老师则是在被带到三道梁那里用刀刺死的。妇女和孩子们被敌人押到山上的破庙里,趁敌人不注意时,她们全都逃了出来。1944年敌人在杨树沟又杀了十几人。当时,朱玉山的母亲有病不能走动,只好把她放在一个挖好的坑里,哪知还是让敌人拖出来给杀害了,同时耳朵也被削去了。    
    1943年时,这片山上曾住过100多人。那时游击队带领民兵,曾给“人圈”的百姓送过粮食。要说“无人区”的生活那可真算是“野食穴居”、“背篓家庭”呀!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9日    
    山中的窝铺一半地上,一半地下,低矮狭窄,地面的落叶厚6尺(2米),人们能在这里居住,并吃着用石板烧熟的饭。当听到这些描述后,我不禁感慨万分——在那样残酷条件下的“无人区”内,他们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生存能力!    
    横河上游行——瘟疫状况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水泉

    离开兴隆县城向北,过了土城头再折向东行驶,便来到了獐猖山北边的大水泉乡。当地有一股从庆丰一带流淌出来的潺潺泉水,在这里与獐猖山南部而来的横河相汇。    
    乡政府前面有一个自由市场,乡下人来这里出售农产品,城里人在这里摆上卖服装的摊点,商品充足,人声鼎沸。    
    这是我的第三次兴隆之行。此次的采访重点,是要了解当地人所说的瘟疫究竟是什么样的传染病。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称:因鼠疫所致,大水泉死亡人数为400多人。陈平:《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而兴隆县编写的《十万骸骨的碑记》则记载为:1943年,因伤寒等瘟疫流行,全县死亡者达6000余人。见中共兴隆县委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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