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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里遭受日军蹂躏的妇女不下100多人，而强奸后被杀害的也有十几人。村里人和受害者家属不愿意提及这件事，包括这些妇女们都在默默地忍受着痛苦。
当时规定，男人一到18岁就去征兵检查，可我们村的年轻人一个都没合格的，却都被送到东北做劳工去了。1942年去了88人，后来返回85人，在那里死了3人。据说是修铁路。1943年又去了几十人，可至今一个也没回来。
采访日期：1995年3月23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柳河口
张金祥（62岁）、王贵岐（66岁）、张文邦（82岁）、勾玉环（69岁）、张权（61岁）的口述：
我们这里曾驻扎过日军的安波部队，那是个约有100多人的中队。宪兵并不是单独行动的，而是和部队共同行动。宪兵共有十几个人，为首的叫黑岩，是热河省警务科警防科长。安波部队调走后，又来了广冈部队，并在柳河口建了宿舍。住了一段后又走了，听说他们是参加太平洋战争去了。接着，伪满洲国军又开了过来。这里也来过讨伐队。
左起：佟靖功、王贵岐、张权、勾玉环、张文邦、张金祥
1939年12月27日，日军飞机是从村东飞来的，飞得挺低，快要擦着房顶了，接着扔了炸弹，炸毁了一些房子。
1942年开始建“人圈”，建到第三个时，黑岩来了，说这些都不行，必须统统拆掉。接着又重新建了两个“大圈”。1943年大集家时，人们都集中到这里面。原来本村是100户，集家后从外村移来130户，两下一加就变成了有230多户、共1000多口人的大部落。
日军没往柳河口扔毒气弹，听说扔到了喀卡山（音译）对面的“无人区”里，当地的老百姓吸了后就死了。
每当日军出去“扫荡”，都让村民去给他们扛弹药及军用物资。
“人圈”的外围有两米深的壕沟，圈的中央有一所高墙大院，里边住着日军。高墙的外围有两米深的壕沟。高墙内部有日军站岗，外面有伪军放哨。在衣食住等方面，内外差别很大，日本人和中国人分别使用各自的井水，而且高墙内部严禁中国人进入。那时，张金祥岁数还不大，日军看他是个小孩子也不盘问就放他进去，有时还给他点米饭吃。有一次，他进去后看到日本人正在院内的大树下杀人，一共17个，都是从山上抓来的农民。只见日本人抡起战刀，边砍边大声地喊着“嗨—依”。虽然此事已过了50多年，但当时那场面，那声音，至今使他不能忘怀。日军先后在这里杀了二三十人，而被杀者全都是从“无人区”抓来的农民。但敌人不杀部落里的百姓。
部落里也闹过瘟疫，1943年死人最多。
到1945年8月，部落里只剩下368人，因我（王贵歧）当时任配给员，人数记得挺清楚。日军一投降，有一百多人立刻返回山里去了。算起来，原先部落里有1000多人，1943年和1944年的两年间，共死了600多口人，症状都是高烧、昏迷后死的。村里的张文邦曾抬过朋友的尸体，哪知回家后头就痛得厉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发了一身大汗后才慢慢见好。到了1945年连续下了一个月的大雨后，瘟疫才没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23日
村里人说，喀卡山上曾埋着日军的毒气弹，那里还插着红旗，部落里死人的原因，大概是毒气弹泄露引起的。
另据张文邦讲，小集家前的1941年，有三个从承德来的日本兵曾在他家住了两天，日本兵是押运三个扛货物的劳工过来的。运到这里后，日本兵将三个男劳工打发走，又重新从柳河口雇了三个村民，把货物运到喀卡山里，埋好后插上旗子，然后又把这三个村民打发走了。自此，当地人传开了，说那里埋着日军的毒气弹。如今那里还竖着一根木桩，地下究竟埋的是什么，村里人谁也不清楚。
为此，我又回访了这个村，仍邀请上次参加座谈的村民，认真地回忆一下有关毒气弹的事情。上次来时他们有些兴奋，讲述得十分快，这次与上次不同，十分冷静，我便请村民们又回忆起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张金祥、张文邦、王贵岐、勾玉环、张权的口述之二：
瘟疫是从1943年五月（阴历）突然开始流行的。王贵岐的二哥是五月十八日发病，3天后，即二十一日死亡。从五月开始的整整一个月内，瘟疫在村里流行得很凶猛，直到五月末下了场大雨后，病情才有所控制。这期间，全村共死了五六百人，大家几乎都传染了这种病。年轻力壮的后来慢慢恢复了，但老人、孩子及体弱的就都死去了。
病状是发烧、头昏、全身疼痛、出红斑点。于是我画了丘疹的图问王贵岐是不是丘疹。他说不是，画了蔷薇疹的图给我看。患病后一般是二三天或三四天后死亡。村里的张兆风夫妇俩，在一周之内都死了。有的一家死四五口人，也有的全家灭户。那时，这里几乎都成了死“人圈”了。张文邦给人家抬死尸，也得了这种病。当时感觉头痛、全身无力，一下子昏了过去。发了一身透汗后，两天才恢复正常。
当时，村民们都怀疑闹瘟疫和日军在喀卡山上埋的东西有关系，但谁也不清楚那里埋的是什么。
王贵岐的哥哥王金良从外地回村后说，这种传染病大概是毒气弹引起的，日本人埋的也许是毒气弹吧。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什么是细菌弹，所以就都说成毒气弹了。王金良1947年参加共产党，1949年随军南下。如今住在湖南。有关细菌武器的事，大家是在朝鲜战争以后才知道的。
张文邦又把当年日本兵运货物及住在他家的情节回忆了一遍。
那天，三个日本兵带着三个农民，要把两个箱子和一块石头埋到喀卡山去。一只箱子的形状近似于立方体（50×３０×３０），另一个比它小一些，呈长方体。石头是四方形，也是从承德运来的。因为进屋时，文邦还帮着他们抬东西，所以记住了东西的大小。每个重量约有15乃至20公斤，但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进屋后，日军就让那三个民工回去，后来文邦发现又有另外三个村民把东西抬走了。运到山上后，由日本兵来处理。因为不敢靠近，怎么处理也就不清楚了。不过，从村里可以见到埋东西的地方竖着一杆红色的旗子。事后，日本兵是和三个村民一起下山的，并把这3人打发回家了。以后听说，那面旗子是航空线标志。至今也没人去那个山头。
日军没往柳河口扔过臭弹（毒气弹），但这里曾有过臭雾现象，像雾那样，臭得很。臭雾一来，人就头痛、恶心呕吐，接着就得病。但一下雨，臭味就消失了。解放后也有过这种现象，但臭味没有。这和前面说的瘟疫不同。
日军飞机不常来这里。以前来时是从东向西飞过的，“人圈”建好后，飞机来时是从东向南飞过的。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高杖子（1）
赵文启（71岁）、刘虎山（60岁）、杨成林（72岁）、张学成（73岁）的口述：
刘虎山赵文启杨成林张学成我们是1943年迁入“人圈”的。以前这里只是个有30户、150人的村子，集家后，一下子变成了有1000多户，七八千人的大部落。到高杖子来的，都是从黑河、柳河、西山、水沟等地迁来的移民。日军把那片划为“无人区”，房子也都烧光了，凡磨磨蹭蹭不愿来的村民，都就地枪杀了。大家都说日本鬼子黑岩最凶狠。
当年，杨成林给日本人做过饭。日军的队长叫安原。在高杖子设有日军指挥部，在此地训练新兵。日军撤去后，伪满洲国军队和讨伐队都来过这里。多数被杀的罪名都是通八路，而且全都是从山里抓来的村民。本村的人没有被日军杀害的。
死者中有一半人是得瘟疫死的，也有饿死的。1943年每天都死人。1944年，高杖子死了42人，大都是吃野菜中毒死亡。也有得红白痢疾的，其中白痢疾死得最快。不少人得了疟疾，也有得水肿病的。
有一回，日本飞机还跑到这里撒了不少传单，都是日本字谁也不认识。“人圈”的围墙高一丈二，壕沟深两米，但无水。“人圈”里面还有一处高墙大院，里面住着日军，四周有炮楼（他们给我画出各自在“人圈”住过的地方，而且他们的住所都在“人圈”的北侧）。
车河堡
车河堡公路逆车河支流而上，穿过了黑河的成功村、天明村和解放村。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公路。当年，这一带是“无人区”，被抓被杀害的人很多，而且瘟疫的种类也多种多样。为此，我在这里做了两次采访，花费了一些时间，对一些细节进行了确认。
第一次采访了7个人，第二次除马殿举外，又添了6名从西洼村来的村民。综合整理两次座谈记录如下。
衣秀坤（62岁）、张建广（69岁）、刘廷满（79岁）、马殿新（72岁）、马殿举（82岁）、唐木来（70岁）、杨宝林（82岁）的口述：
第一次：1995年3月23日记录。
衣秀坤、张建广、刘廷满、马殿新、唐木来、杨宝林、张凤才（71岁）、杨宝玉（72岁）、李东顺（76岁）、李东良（72岁）、衣秀修（83岁）、刘长春（81岁）的口述：
第二次：1995年4月22日记录。马殿新衣秀坤唐木来张建广杨宝林刘廷满马殿举张风才衣秀修杨宝玉刘长春李东顺（右）、李东良兄弟以前，我们这个村有100多户人家。1943年建立“人圈”后，变成了有600多户、3000多人的部落。驻军有日军、宪兵200人，伪满洲国军200人。日军撤走后，讨伐队又来了。他们全都住在部落里。警察署设在柳河口。
西洼村是个有300多户、1200多人的部落，病死了600多人。车河堡病死的有200多人。日军没杀过部落内的人，抓住杀掉的都是“无人区”内的百姓，死了有200多人。
所患瘟疫的症状，大体整理如下：
1高烧、呕吐、红白痢疾。
2呕吐、白痢疾。此病死亡较快，二三天即死去。红白痢疾和白痢疾、死亡者各占一半。
3畏寒、发烧、全身疼痛、浮肿、昏迷、出红斑疹，一二日死亡，此病最厉害。
4畏寒、打冷战，周期性发烧，体壮的可以慢慢恢复过来，体弱的患病后死去，也称疟疾。
5从鼻、口中出血，厌食，一般3—4天，或4—5天后死亡。不一定都发烧。
6浮肿、皮肤溃烂。
在西洼村，最多时一天竟死了21人，给二斗高粱米都没人愿抬尸体。
从1943年至1944年开始流行，但1944年最严重。
7雀盲眼。张凤才当年27岁，曾得过这种病。那时，人们吃的是日本人配给的食盐，走路时，不知为什么，眼睛一下子就看不见东西了，紧接着就昏迷过去。原来，配给的食盐中掺入了一些小黑粒的东西，不仔细看就发现不了。那种小黑粒闻着无味，吃起来有点涩。
李东顺和李东长说，西洼的人也得过这种病。这时参加座谈的人们都说，这一带的人也都得过。大白天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一下子摔倒在路上，也有人从山崖上摔死了。人们都称它是雀盲眼。大多数人过几天就恢复正常，但杨宝林的左眼至今还什么也看不见。日本投降后，人们不再吃配给的食盐后，村里的这种病也就消失了。
8催泪棒。接着，张凤才又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他曾在伪满洲国军队的食堂里当伙夫。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一些像粉笔粗细的小棒棒，就顺手抽出一支往北沟的马殿贵肩上一蹭，哪知马殿贵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马一边哭喊着疼啊，一边挥手打张凤才。站在旁边的士兵让他马上把蘸湿的毛巾捂在自己的脸上。开饭时，士兵们听了这件事后都哈哈大笑起来。当年，伪满洲国军和日军的服装一样。
9气球炸弹。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高杖子（2）
马殿新：放羊时，见过一个像气球那样的东西落了下来。午前11点左右，我走在羊群的前面，所以没发现。估摸两个时辰后，我赶羊群下山时就看见了那些气球。当时我没看到飞机来过，只看见气球慢慢地落下来，正落的时候，就听到“噗”的一声它就破开了，立刻冒出烟来，我闻到一股子味儿，感到有股气，泪水流了出来。回家后饭也不想吃，一下子就迷糊过去了。
张建广：没看见天上有飞机，只看见有气球。
刘廷满：那飞机早走啦，当时也没看见扔过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有个像降落伞的东西慢慢悠悠地飘落下来，刚一落地立刻就裂开了，四下散出了烟雾，人一闻到后马上昏倒。第二天，那片草地都枯黄了，谁要吃那片地里的野菜，准保得病。
杨宝林：那味儿挺难闻的，后来人们都管它叫毒菌。我回家后也昏倒了，连续睡了七八天什么也吃不下去。
李东顺：我听说后就急忙往家跑，进门一看，全家人都躺着呢，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唐木来：我发现山上有个破气球，就捡回家来。大小有5米左右，但不知道是啥材料做的。那时候也没有塑料布，反正不是咱中国的东西。全家翻看之后眼睛就都有毛病，以后发病了。
那气球形状就跟北京天安门前的差不多。马殿新说完后，大家都点头说差不多。凡是看到气球的人，都说是在山上看见的，而在家里的人都说没看见。另外，距离不一样，人们所说的尺寸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比划着说是直径50公分，有的认为是一米。此外，人们看到的颜色也多种多样，有茶色的，灰白的，绿的和蓝的等等。
那些直接看到气球并闻到气味的人，有的眼睛出了毛病或昏迷过去，但经过一周时间又都恢复正常，但也有人躺了很长时间才病愈。气球来后，经过一周或10天左右，村里便开始发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