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河堡至独石口，整个北线的长城内侧，包括向东流的黑河沿岸，都建立了“人圈”。当时这一带属于丰宁县，如今归张家口管辖。
据《赤城县志》记载，当年黑河沿线共建立了66个“人圈”。有关“人圈”中的悲惨生活，书中也扼要地举出了几个具体的例证。这一点，已在我的兴隆之行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要了解赤城黑河沿线的“人圈”状况。然而，要在这宽广的地域中采访，就必须住进村里。尽管我也提出了再度访问的要求，但未获批准。
《赤城县志》中记有碾子沟、碾子湾这样的村名，宽城县里也有个叫碾子峪的地方，似乎这种地名到处可见。其实，碾子就是加工粮食的一种工具。这样一来，我也无法亲身确认，1985年在卢沟桥纪念馆中见到的照片中的碾子沟“人圈”，究竟在什么地方。据陈平先生的回信说，他曾把照片寄到赤城去核实过，那边的人告诉他，大概是赤诚的碾子沟，的确无法准确辨认。总之，就是让老百姓用石块垒起石墙、石门，然后把他们自己关在里面。在众多的“人圈”中，它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而已。
从独石口以东的老丈坝，一直到山海关以北的九门口，日军在这575公里的长城内外据昭和15年3月由陆地测量部制版的《华北北部河北省地图》测定，是1150华里，即575公里。陈平先生管这一带叫“千里无人区”，关东军民“绵延长城500公里无人区”。设置了“无人区”，将百姓赶入“人圈”，肆意地实行起“三光”政策。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搜捕
兴隆县的大搜捕活动始于1940年，起初还只是以个别村、地区为单位地进行。但到了1942年以后，日军一反常态，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全面大搜捕。重点是八路军、私通八路者。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私通八路罪”而遭被捕的农民。１９４２—1944年进行的大搜捕都在春节（旧历年）进行的，因为远离家乡者要赶回来过年，所以日军就挑选了中国农民非常重视的节日期间进行突袭。
1942年1月下旬，亦即旧历的腊月二十五日，全县统一行动，袭击了河流沿岸的各个村庄，在数日之内逮捕了2000人，杀害了其中的400余人。其余未被杀害的，都被发配到东北当劳工，其中很少有人活着回来。潵河流域受害尤甚。郝席菴曾参加了此次军事行动，他记述如下：见同上（1954年8月13日），（1）—119—2，113 5，2第33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第712—718页。三道河一带、龙井关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和渡边队、三道河分驻所所长杨文宏带领推进；蓝旗营、青杏沟、榆树沟一带以日本宪兵和渡边队为中心，联合刘文警察讨伐队推进；半壁山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塚冈队、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特务主任松山义雄共同推进；庙岭、大洼、宝地、大小水泉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和石庙子的孙德讨伐队推进。
以上这些情况，在前面已介绍过，和潵河、横河流域各村的老人们所说的情况完全一致。
茅山、老营盘的惨案，也是在3月9日（旧历正月二十四日）发生的（参照79）。
承宪第89号文件，是承德宪兵队长安藤次郎写的报告（1942年9月16日）。见1942年9月16日承宪第89号，（3）—884，载于同上书第688页。该报告中说1月22日在兴隆县东南部地区逮捕了423人。此外，兴隆的宪兵队和县警务科，又以违犯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了150人。其中的150人于1月31日和2月11日分两次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所。其余的273人，据说罪状轻，有显著转变，且本居住地区在政治方面尚未遭渗透，经过训诫和宣抚班的教育后已于1月19日和2月10日释放。但实际上这些人有的被杀，有的被送东北充当了劳工。为什么要特意把1月22日的逮捕行动写成报告呢？因为只有那天的行动比较特殊，宪兵队是根据特工人员掌握的名单逐一逮捕这些人的。与往常一样，该报告中对于遣送东北一事只字不提。此外，像对于黑岩杀了人之事，报告中也写成了在战场上就地击毙。
见草沟是“无人区”，表中最后一项，指的是成功村东面的天明村。该村当时属承德县，归柳河口对面的车河口村管辖。讨伐队是从车河口及车河堡出来后，分别深入到五指山根据地的。
第二次大搜捕从1943年初开始，亦即从旧历腊月二十八起至正月初五。这次在全县共逮捕约5000人，杀害数百人，其余的押送去了东北。这些人自此杳无音信。兴隆县东南部和承德县见草沟地区被逮捕者统计表
（1942年1月22日）
地点被捕人员转送释放兴隆县半壁山村地区１３１３４９７兴隆县双庙村地区２１８８２１３６兴隆蓝旗营地区５４２８２６承德县车河口村见草沟地区２０６１４合计４２３１５０２７３
大帽峪、楸木林的惨案也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小黄崖的栅子沟、清水湖惨案也是如此。当时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的有关人员还提前到达兴隆县公署严阵以待。
第三次大搜捕是在1944年2月（旧历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进行的。这次搜捕与前两次略有不同。宪兵、日军、县警务科、警察署、警察讨伐队、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等重要机关的负责人于事先开了绝密会议，计划在各地区配备武力，开展大规模搜捕。这次行动应该说是按照上一年秋新到任的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的意图展开的。潵河一带的居民，被指控全体私通八路，没有一个好人，所以是见人就抓，尤以靳杖子村为甚。据王贺林、徐少成说：这次搜捕人数达300多人。另据兴隆县公安局调查（1954年8月6日），三次搜捕共逮捕12 000多人，其中被枪杀、斩杀、入狱和送东北矿山者有11 400人之多。见兴隆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兴隆罪行的调查（1954年8月6日），（1）—119—2，２３，６，第20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集《东北“大讨伐”》第709页。
第四次大搜捕是在当年6月进行的，也就是所谓“投匪家属大搜捕”。那次在兴隆街召开了包括日本宪兵、日军下道部队长、兴隆县长于文英、警务科长于沛珊、县协和会事务局长佐佐木小春、各警察讨伐队长、19个村村长参加的秘密会议。商谈了各项的准备工作事宜，并要求对八路军有关亲属进行深入彻底的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县逮捕男女老幼不下500余人，并把这些人装进卡车运至兴隆街。但是这次没有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的有关人员参加。宪兵、警务科司法股、特务和兴隆县法院的人进行野蛮的地审讯、拷问，并且侮辱青年妇女。两周后，又将这些人全都送到东北。中途虽有逃跑者，但却未敢回村。后据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后，在这些被捕的人们当中，有沿途乞讨回归故里，其中死亡很多。
此后，日军的这种小规模搜捕行动持续不断，而且在此期内还不断地穿插着各种大规模的“扫荡”和“讨伐”行动。1941年1月，日军调集了1万多兵力，对五指山、横河的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的长期“扫荡”。此外还集中5000兵力将大小黄崖川的抗日根据地及代号为“中田村”的羊羔峪彻底围困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内，日军不但制造了成功村的屠杀惨案，而且还在抗日根据地中实施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据1954年7月23日承德县公安局的调查统计，此次“大扫荡”中，根据地的军民牺牲者为3000人，此外冻、饿致死者另有千余人。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6页。扫荡中被抓获的年轻妇女也成为了日军士兵的战利品。见承德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承德县罪行的调查（1954年7月23日）（1）—119—2，1149，6，第13号。
至1943年夏季，大规模的集家并屯行动基本完成。当年的4月至7月期间内，日军的集家行动达到了顶峰。全县的村村落落到处都是日本兵，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些被焚烧的村庄白天到处浓烟滚滚、夜晚满山遍野火光熊熊，令人目不忍睹。当年全县40万亩的可耕地中有16万亩被划为“禁耕作地带”，而“无人区”竟占了全县土地的40％以上。全县有2000多个村庄被焚毁，222个“人圈”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19页。里竟关了百姓11 825人。据佟靖功先生说：“按照1962年兴隆县党史办的资料统计，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全县只有199个“人圈”。但此后我们又对原热河省公署日方绘制的地图进行了校对，这才发现‘人圈’总数实为222个。”
毒气与气球炸弹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龙井关（1）
迁西县偏岭子村的农民就曾被日军押到龙井关据点后，遭到严刑拷打和毒气试验的。如今迁西县已划归唐山市管辖，但当年的龙井关一带却是八路军及日军进出长城的必经之地。当时，长城是一条军事分界线。北面由关东军占领，南面则是华北派遣军的辖区。虽说华北派遣军从未越过长城线北上，但关东军却经常从承德、兴隆方面集结兵力、越过长城向南突袭。它的主要清剿目标是密云、蓟县、平谷（今北京市）、遵化、丰润、迁安（今唐山市）等地。除此之外，日军在龙井关使用毒气的方法也与车河流域的秘密投放不尽相同。它与唐山、宽城的做法极其相似，都是派出步兵小队携带毒气弹前去搞试验的。
如今笔者手中有一份关东军第八○四部队中根小队大岛光的亲笔供词，见大岛光亲笔供词（1954年9月13日）。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74页。内容是宽城县亮甲台的毒气试验经过。据大岛讲，大致是在1943年的7月至8月期间，他们在亮甲台突遭八路军的夜袭时，曾在村口向外发谢了3枚催泪弹，才将敌人击退。数日后，为了进一步测试毒气弹的威力，奉中队长之命，他们小队又向村外地头上正在休息的20名村民发射了2枚催泪弹。此后他们看到，其中有七八个人捂着嘴，蒙着眼，边咳嗽边流泪地逃走了。
其实龙井关和亮甲台的日军都使用过毒气弹。因士兵们都对这种武器感到新奇，所以大家也都想亲手试一试。所不同的是，这里是伪满洲国，他们不能像在河北省那样公开使用毒气弹罢了。
河北省的毒气战与“三光作战”
与此同时，关东军在河北省使用毒气的频率却高得惊人。为了对应百团大战，日军下达了冀号作战令。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也于1941年5月向河北省派出了独立守备队的4个大队人马前去增援，其中每个大队都配备了毒气和防毒面具。
以下是小川政夫在1954年8月22日的供词，他当年曾在独立守备步兵第七大队服役。现摘录其所在部队当时携带毒气装备的内容如下：引自小川政夫检举重富广一的材料（1954年8月22日），（1）—119—2，873，1，第2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55页。
“红色毒气筒——各中队配备5个
绿色毒气筒——各中队配备100个
绿色毒气棒——各中队大致配备100个
小型毒气发射弹——各中队配备100枚
防毒面具——各中队配备50个
此外，各大队的兵器委员还另携带各种型号的毒气筒2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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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龙井关（2）
关于毒气使用情况
在“冀号作战”期间，关东军派出的部队和二十七师团的各部都服从中将师团长富永泰次（实为富永政信）的指挥。在他的命令下，各部队都审讯过中国人，同时在与八路军的战斗中还多次使用过毒气。
另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还收录了几位当事人讲述日军当年在蓟县、玉田县、遵化县及丰润县的一些村庄实施扫荡和使用毒气战的经过。这里仅介绍一下该书中收录的铃木启久的供词。见铃木启久口供（1955年5月6日），（1）—119—2，1，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61页。
铃木启久1955年5月6日的供词：
“1942年，师团得到了情报，说八路军数千人正在丰润县北部山区的王官营一带集结，由此我军开始了‘丰润大讨伐’。按照第二十七师团长原田熊吉的命令，我负责指挥第一、第三联队参加此次作战。讨伐中，我向部下发出了‘务必全歼王官营附近的八路军，并将其根据地彻底捣毁’的命令。
“第一联队在王官营附近包围了八路军100多人，战斗中击毙对方60人。王官营的战斗结束后，我又得到了情报说‘八路军正在鲁家峪一带构筑秘密工事’。随即，我命令第一联队马上赶赴那里进行彻底扫荡，并命令该联队长向我报告扫荡结果。其后我又亲自赶赴鲁家峪进行了视察。但抵达时，这里的扫荡战已基本结束，看到的只是我军正继续对藏在一两个山洞里的八路军展开攻击的场面。视察了缴获的战利品后，我又向田浦联队长下达了彻底捣毁八路军根据地的命令。按照我的命令，第一联队在鲁家峪烧毁民房800户，攻击山洞时部队还使用了毒气，致使约100名八路军干部死亡。另外还残杀了在鲁家峪一带避难的村民235人。在此次扫荡中，有100多名妇女遭强奸，其中有的孕妇还被剖开了腹部。对于捕获的约50名八路军俘虏和嫌疑人，我又下令将他们押往玉田县城，并在那里尽快结案。部下在押解途中又杀害了其中的5名俘虏。”
铃木所称的“彻底扫荡”，其结果却令人触目惊心。幸存者张俊金在抚顺法庭上，就铃木部队在鲁家峪使用毒气残杀村民的罪行做了如下证言：引自张俊金关于铃木启久部队在遵化县鲁家峪村施放毒气的证词（1956年6月9日），（1）—119—1，574，第27—29页。《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62—463页
鲁家峪的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