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词（1956年6月9日），（1）—119—1，574，第27—29页。《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62—463页
鲁家峪的幸存者张俊金“1942年阴历三月初二（4月16日）午后，铃木部队包围了我们鲁家峪。日本鬼子从山洞里把李善、王井同、陈玉坤、徐德胜、于长万、孔建明等七位老人拉出来后就用刀砍死了。然后又把这些尸体扔到李有学家的梨窑里点火焚尸；70多岁的刘清池老人被日本鬼子绑在了大谷门口南面的树上，敌人先用棍棒狠打，随后又点燃干柴将他活活烧死；60多岁的李风林是被敌人用石头砸死的；50多岁的李树坤被刺刀捅死；张井元则是中弹身亡；躲藏在单阴背山一个山洞里的刘俭、卫殿英、刘保和等人是被毒气熏死的；李有中家后山的山洞里，也有16个农民被毒死。李长志一家10口人中竟有6人被毒气熏死在这个山洞里。而李长志的父亲则是被敌人用棍棒打、线香烧，折腾了四五个小时后，最终烧得全身冒油而死。
“这次大扫荡，日本鬼子在鲁家峪连续驻扎了16天。被烧死、熏死、打死的村民竟达200多人。其中丰润县六区薛家屯的铁连发一家7口是到我们村来避难的，但他的两个儿媳妇、一个孙女及一个孙子都在这里被毒气熏死了。他的一位18岁的姑娘中毒后先被日寇轮奸，最后又遭到了枪杀。另外，铃木部队还烧毁了民房1900余间。”（立柱与立柱中的空间称为间，当地农民的家大体是3间）
去年秋天，我到鲁家峪采访了69岁的张俊金。据他讲，他在山洞里被毒气熏倒后，与其他人一起被日军关进了张景森的东屋里。此后，这70多人又被分成两批押到一个薯窖前，在这里，日军将这些人一一杀害后又扔进了窖里。当时，张俊金逃跑未遂，被抓回后令他跪在窖前准备砍首。一个日本兵嫌他的衣领太高，就伸手把他的衣领往下翻了翻。这时他乘机咬住了那个日本兵的手指，另一个日本兵见状，抬脚就把他踢下了薯窖，顺手又向他开了两枪。幸好不是致命伤、直到半夜他才被乡亲们救了上来。
姬田光义的《又一个三光作战》中，已详细记录了鲁家峪惨案的整个经过，至今张俊金的后背上仍留着一块很深的伤疤。
据说在1940年前后，八路军就已经在鲁家峪设立了兵工厂、炸药厂、被服厂、卫生院、电台及报社等机构。当时的鲁家峪也是冀东中部的抗日指挥中心。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推进毒气战的日本机关
栗屋宪太郎·吉见义明合著《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18·毒气战相关资料》《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18）《有关毒气战资料》。的说明中，曾披露了日军在毒气研究、制造、使用、训练等方面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现摘录如下：
“陆军科学研究所的第二部、第三部以及陆军第六技术研究所负责毒气的研究与开发；广岛县大久野岛（毒气之岛）上的东京陆军第二兵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负责大量生产毒气瓦斯；而福冈县企救郡的曾根兵器制造所则负责将毒气填充到容器中。1933年创立的陆军习志野学校设有化学战应用专业，约1万多名各级现役军官曾在这里接受过训练。此外，该学校还深入到各部队为士兵们讲授化学战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得各部队在今后的中国各个战场上，都能独立地开展起了形形色色的毒气战。1939年8月，关东军化学部（满洲五一六部队）在齐齐哈尔的郊外成立。该部除了完成大规模毒气试验、训练等项目外，还配合七三一部队共同开展起了毒气方面的活体试验。”
在战后的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西俊英曾作证：在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中，七三一部队首次实施了细菌战。该部队在哈尔哈河里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以及赤痢菌。见《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对被告西的询问，第353页。执行此任务的是以碇少佐为首的20名敢死队，行动前他们还联名写下了血书。此外，七三一部队还在诺门罕战斗中使用了毒气。
深泽美芳当年负责毒气运输工作。1954年4月21日，他在军事法庭上作证说：引自深泽美好口供（1954年4月22日），（1）—119—2，230，2，第2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
“7月份，按照川根部队长的命令，我和一等兵伊泽返回海拉尔的平站兵工厂，领出4枚甲号毒气弹（每枚500公斤）后，秘密送到了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部队长又命我将一名苏军军官和一名苏军士兵运往海拉尔第一医院。但途中那位苏军军官死亡。到达医院后，经医生尸检才得知他是因中毒而死的。随后连同汽车在内，院方还给我们做了全面消毒。”
另据报道，关东军化学部成立后，还于8月份将泵式液态氰酸毒气弹（50枚，每枚装液态氰酸20公斤）从忠海运到了齐齐哈尔。见武田英子：《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屿·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家庭1987年版，第103页。
另外，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斋藤美雄在抚顺军事法庭的供词中，也谈到了习志野学校和关东军化学部联合搞毒气活体实验的情况：
“1940年4月，我从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学校来到了毒气试验场。同时，我还命令部下押解来了供试验用的30名中国人。引自斋藤美雄口供（1954年12月11日），（1）—119—2，20，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2页。”（斋藤未交待试验地点及毒气种类）
飞松五男的供词中说：
“1940年5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在新民县辽河左岸堤防附近，对奉天甲种后备干部们进行了毒气应用培训。当时，队长南部吉让命令关东军化学部的轻型坦克牵引着喷洒车在长200米、宽400米的区域内喷洒了持久性毒气。毒气漫延后导致100头羊死亡，并使这块土地一年内不能耕用。引自飞松五男笔供（1954年9月6日），（1）—119—2，673，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2页。”
渡边国义指渡边国义笔供（1954年8月8日），（1）—119—2，693，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446页。原是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炊事班长。不过在1944年后的毒气训练中，他也曾担任过助手。可能是保密级别所致、渡边未能参加1940年秋举行的那场“氰酸弹”的空投试验。见厚生省引扬援护局史料室《我国化学武器技术史》，原陆军中将小柳津政雄著：《化学战研究史》。然而因跟随部队多年，他还是供述了关东军化学部搞毒气活体试验的一些情况：
“1940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特种汽车队第一联队材料厂的新兵们，在海拉尔机场以北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糜烂型及持久型的毒气。喷洒面积200平方米，使用杀伤力1000人，持续时间一周的毒剂100公斤。喷洒后导致路边的农民6人死亡，50人手脚溃烂。
1940年7月，关东军化学部特种汽车队第一联队材料厂的新兵，在富拉尔基（现齐齐哈尔市区以西）以东的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喷洒面积2000平方米，使用杀伤力1000人、持续时间一周的毒剂100公斤。导致路过的农民5人死亡，25人手脚溃烂。
1941年11月，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富拉尔基的实弹训练中，导致地头上的农民80人中毒。
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扎兰屯（地处哈尔滨与海拉尔之间，属呼伦贝尔盟管辖）西南60公里之处，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毒气效力测试。施放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后，导致农民3人死亡，70人手脚溃烂。
1942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扎兰屯东南60公里的山地进行毒气效力测试。施放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后，导致当地农民4人死亡，30人受伤。
1943年1月，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扎兰屯东南80公里处的山地上进行了毒气弹发射训练。共发射大型红筒（喷嚏型）50个，大型发烟筒50个，红色迫击炮弹30枚。
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碾子山（今属内蒙管辖）东3公里的山地中，施放了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导致农民3人死亡，50人致残。
1943年9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扎兰屯进行了糜烂型毒气及喷嚏型毒气弹的发射训练，导致当地农民3人死亡，40人致残。
1944年8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材料厂在富拉尔基东4公里的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100公斤杀伤力1000人，持续时间为一周的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100公斤。喷洒面积为2000平方米，导致路过的农民4人死亡，20人致残。
1945年6月上旬，关东化学部训练队在富拉尔基的实弹演习中，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发射了喷嚏型毒气弹30个，导致农民10人致残。”
另外，三尾丰在谈到关东军化学部时也说：
“其实五一六部队（关东军化学部代号）就是一个毒气研究机构，但对外则称为“服装制作组”。它们搞毒气的分工是，五一六负责研究开发，七三一部队负责验证，五二六部队负责实地训练。只听说过富拉尔基有个五二六训练队，其他的则一概不知。”
武田英子在《地图上消失的大久野岛毒气厂》（自费出版）一书中，也对五一六部队做了简单的概述——“在齐齐哈尔郊外的荒野上，驻扎着一支由技术军官及军医官组成的约100人的小部队”。
1984年7月7日的《赤旗》报上刊登了有关五一六部队的证言；7月16日，该报又刊登了大阪市的富口先生谈有关五二六部队的文章。据富口讲，其实，五二六部队是迫击炮大队中的一个分队，也是直属五一六部队的一支实战部队，它下设4个中队。其中第一、第二中队的任务是专门实施毒气战。富口是1945年3月作为汽车兵被分配到第一中队的，训练场地就在富拉尔基。他记得，兵营四周都是铁丝网，里面有毒气实验室，训练场及器材仓库等建筑。对他们这些新兵而言，每天穿着防护服搞训练，简直就像炼狱一般。但究竟试验什么？他们则不得而知。
由此可知，渡边国义说的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或许就是五二六部队，况且该部的活动范围也是在富拉尔基及扎兰屯一带，而且其部队规模也大致在300人左右。虽然他仅知道五二六部队的一些毛鳞片爪之事，但如果属实的话，仍不失为是一份极其珍贵的证言。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毒气兵的训练与配备（1）
在表述毒气兵的训练与配备问题上，后口笃文的供词简直可以说是既简明又扼要。见后口笃文笔供（1954年9月13日），（1）—119—2，671，1，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90—392页。
后口笃文1954年9月13日的亲笔供词：
“1我接受毒气训练的时间与场所
甲、1941年，在广岛第五师团一一联队后备队第六中队开办的第一期新兵训练期间受训三日。时任步兵射手，二等兵。
乙、1941年9月，在湖北省江陵县沙市的第39师团231联队开办的后备军官集中训练期间，受训六日，时任第二内务班一等兵。
丙、1942年3月，在江苏省南景后备军官训练队受训三日，时任第三内务班上等兵。
2毒气训练概要
甲、毒气种类：我只记得有红、绿、青、茶褐色及黄色5种。毒气筒规格为大、中、小三种型号，此外还有毒气手榴弹及毒气炮弹等。
乙、毒气性能：红色为喷嚏型（时间短暂）、绿色为催泪型（时间短暂）、青色为窒息型（时间短暂）、茶褐色为糜烂型（时间持久）、黄色为芥子气体型（时间持久）。〔注：实际上，黄色1号为芥子气体型、黄色2号为糜烂型、茶色的为氰酸液体型〕。
丙、毒气的效力与使用目的：短暂型毒气弹内装气体。其杀伤效果是刺激人的呼吸道和眼睛，使之失去行动自由后，来达到杀伤的目的。尤其是短距离作战及拂晓发起攻击时，可利用风速弥漫毒气，以此来大量杀戮敌方。
持久型毒气弹内装液体。其杀伤效果是毒液侵蚀人的全身皮肤，使之糜烂并最终使人丧命。因此类型毒气弹杀伤力面积大，可区域性地彻底消灭抗日爱国力量和当地百姓，故而是一种最为残忍且又非人道行为的化学武器。日军经常在拂晓时分使用这种毒气弹。
丁、毒气的使用方法：①近距离——卸下毒气筒底部后盖、点燃内部的发火装置后投掷出去；②中距离——发射红筒装有弹簧装置。将该发射筒倾斜45°角固定在地面上，发射的毒气弹可命中一二十公里远的密集目标。③远距离——可利用毒气发射器或火炮。
〔注：火炮为迫击炮、山炮、野炮〕
戊、毒气配备：各中队配备大型红筒一个，中型红筒，圆筒20个，小型红筒、绿筒约150个。行动时，小队配备中型红筒2个，小型红筒、绿筒10个，发射红筒20个。另外，联队里还配备持久型毒气弹，而大队里则配备毒气发射器、毒气炮弹及毒气手榴弹。
己、防毒装备：部队都配备九五式防毒面具、及九九式全套防护服。”
村上勇二的供词中记录了有关师团毒气兵的编制问题，他说：“按照1937年及1941年颁布的第5号动员编制令，各师团都配备了负责指挥毒气作战的军官、下士官及毒气兵，其总数为534人。第五十九师团也大致相仿。引自村上勇二笔供（1954年6月25日），（1）—119—2，2，3，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88页。”村上先后担任过第五十九师团的作战主任、情报主任及教育主任之职。他认为，毒气兵是师团中的最重要编制之一。
日本无视国际法准则，从日中战争开始就将毒气兵列入了部队编制，而且还秘密地向各部队提供化学武器。
《侵略》一书中有一篇阿贺惠撰写的文章，题为“甲号弹——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