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荒谬 作者:刘杰- 第11部分

　　　　　　　　　
　　　　　　　　其实武帝也不是一点也不知道司马衷的脑袋有点进水，只是爱子心切的他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事情的真相——司马衷根本就是一个弱智，他总以为太子只是人比较“憨厚老实”而已。另外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三个要素摆在了武帝的面前，一个比一个有说服力，这让他最终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第一，司马衷的生母，武帝的杨皇后病逝前，曾经让武帝发誓保住司马衷的太子之位，武帝在病床前“流涕许之”。第二，杨皇后为司马衷娶了功臣贾充的女儿，把位高权重的贾家捆绑在了太子的战车上，使武帝有了投鼠忌器之心。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自幼聪明伶俐，讨人喜欢，武帝十分喜爱，对他另眼相看，甚至评价他说：“此儿当兴我家。”这样一来，武帝为了使日后的司马遹登上皇位，也就只能让司马衷坐稳皇太子之位先了。（司马衷老子沾了儿子的光，真是傻人有傻福。）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逝，三十多岁的司马衷即位，这就是著名的晋惠帝。惠帝当上皇帝后，受“天资”所限，其主要工作是充当木偶。一开始，朝政掌握在他的皇后贾南风手中，贾南风既黑且丑，搞的朝廷也是暗无天日。到了后来，司马氏诸王也逐渐发现了一个事实，惠帝其实不是皇帝，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任人摆布的橡皮图章。王爷们想明白了这一层后，干脆带兵冲进宫中杀了乱政的贾南风，然后开始玩起了夺宝奇兵的游戏，看谁能把惠帝抢在自己的手里。在这场宫廷内的血腥游戏中，一共有八个王爷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参与进来，最后都化作了一堆黄土随风而逝。而西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的折腾，再加上少数民族的打击，也被搞的大厦将倾，行将就木。不久之后，中原地区五胡十六国的悲惨时代，缓慢并固执的拉开了血染的帷幕。　
　　　　　　　　　
　　　　　　　　著名白痴皇帝司马衷登上了本不属于他的历史舞台，结果表演的一塌糊涂，不但把自己的命都赔了进去，甚至连舞台都被少数民族抢去一大半用来排练“五胡乱华”了，这恐怕是晋武帝永远不会想到的吧。话又说回来，晋武帝明知道自己的长子智力有缺陷，却还是立其为接班人，最后导致国破家亡，真是殊为可叹。正因为如此，唐代的名相房玄龄在三百年后依然对武帝选人不当的立储行为痛心疾首，大加抨击。在他所著的《晋书》中，房玄龄这样写道，“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　
　　　　　　　　　
　　　　　　　　注：惠帝的弱智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略知一二：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　　　　
　　　　　　　　本文史料来源于《晋书》和《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十二月，壬戌，魏帝禅位于晋；甲子，出舍于金墉城。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晋书》卫瓘列传：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复有言。　
　　　　　　　　　　　　
　　　　　　第31节：福兮祸所伏——西晋王朝的盛世悲歌（1）　　　　　　　
　　　　　　　　福兮祸所伏——西晋王朝的盛世悲歌　　　
　　　　　　　　西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凭借着祖宗遗留下来的丰厚家业，（当时蜀汉已灭，西晋差不多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点五）在皇宫里发了几条进兵的诏书后，吴主孙皓便自缚而降，统一大业就这么举重若轻的完成了。晋武帝掰着手指头一算，高兴的发现自己是有皇帝称号的历史以来，继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个一统全国的帝王。虽然遗憾的没进入前三甲，但那显然不是自己能力的问题，要怪就怪太后没早点把他生到秦始皇前面。　
　　　　　　　　
　　　　　　　　话说吴国归降，天下一统，武帝在佩服完自己的英明神武后，觉得该发挥其风流倜傥的本领了，于是便一头扎进后宫发展第三产业去了，一口气解决了一万多名青年女子在后宫就业的问题。不过皇宫的娱乐业蓬勃发展起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从业人员（妃子宫女）过多，而消费者只有武帝一个人，久而久之，武帝便不知道去谁那里共度春宵为好了。为了解决这个供过于求的矛盾，武帝在苦思冥想后，找到了最佳的方法——开通绕宫低速班车。武帝创造性的把羊拉的小车当作班车，自己坐于其上在后宫四处转悠，司机（就是山羊啦）停到哪个院子里，他就去找哪个院子的后妃“消费”，这样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谁也不会有怨言了。不过腐败是无处不在的，时间一长，聪明的宫女们看出了门道，纷纷向“司机”行贿，办法就是把羊喜欢吃的食盐洒在自家门前，看来宫中土地难逃盐碱地的厄运了。　
　　　　　　　　
　　　　　　　　俗话说，上行下效，在皇帝的以身作则和带头垂范下，几乎整个晋王朝的统治阶层都沉醉在盛世大联欢的繁荣局面之中，争相奢侈。你用蜡烛当柴禾，我就用糖水刷锅（这锅刷的，还不如不刷呢）；你香料涂墙，我就用赤石脂涂墙（看来我们现在家居装修业落后人家1700年啊），总之是一个比一个能拉动内需，一个比一个能刺激消费。　
　　　　　　　　
　　　　　　　　宰相何曾位居百官之首，自然他的阔气也是超一流水平。何曾的消费观是“性奢豪，务在华侈”，一个“务”字，表明了在他的一生中，是在刻意的、一贯的、发自内心的追求奢侈浪费，所以他的“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说到“厨膳滋味”，那可是何曾的强项。他的伙食标准很高，令人高山仰止般的达到了每天一万钱，而且是天天如此，但就是这样的盛宴，他还嫌菜色不好，说没有自己喜欢吃的品种。有其父必有其子，到了何曾儿子何劭时，干脆标准翻翻，打破了自己父亲保持的西晋王朝记录，达到了每天二万钱，“食必尽四方珍异”。（由此推断，何家的厨房肯定是锻炼厨师的培训基地。）　
　　　　　　　　　　　　　　
　　　　　　第32节：福兮祸所伏——西晋王朝的盛世悲歌（2）　　　　　　　
　　　　　　　　不过何曾父子虽然吃便天下美味，但是论口福很可能比不上武帝的女婿王济。王济有一次在家招待武帝，给武帝端上了盘烤乳猪。武帝吃后觉得鲜美异常，便问此猪是拿什么饲料养大的，王济得意的说：“以人乳喂之。”（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烤乳猪”。）王济后来还曾吃过一头名为“八百里驳”的千里牛的心，看来对饮食之道是剑走偏锋，独辟蹊径。王济为人“性豪侈，丽服玉食”，也是追求享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经买下首都洛阳最贵的地段当养马场，并独一无二的用大量的铜钱做为地域的界线，那些金钱在阳光的普照下，灿烂生辉，光华夺目，路人为之惊叹，称之为“金沟”。（要是没人看管的话，这金沟的寿命大概存活不到第二天。）　
　　　　　　　　
　　　　　　　　王济的金沟虽然名噪一时，但很快就被一个大臣石崇奋起直追了上来。石崇原本是坐镇荆州的方面大员，不过他的行政理念是比较超群的。其他官员讲究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到了石崇这里，却被发展成了“为官一任，祸害一方”。石崇在荆州时，最大的政绩就是假扮土匪抢劫过往的客商，他和他的军队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来比真土匪还要专业。等到石崇调回洛阳后，已经是“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石崇有多阔气，看看他家对厕所的布置就知道了。石家厕所里平常有十几个浓妆艳抹的公关小姐常驻，手里分别拿着檀香、卫生纸、肥皂甚至新衣服之类的物品，24小时为客人提供“一站式”的大小便服务，以致造成了“客多羞不能如厕”的“严重”后果。石崇家的厕所，比别人家的卧室还要豪华，他生活的腐朽糜烂，可想而知。　
　　　　　　　　
　　　　　　　　孟子曾经告诫世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然而不幸的是，西晋统一了全国后，晋武帝“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便陶醉在了“天人之功成矣”的虚幻中，完全丧失了励精图治的意识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在皇帝的带动和表率下，事实上，当时几乎整个上层统治阶级都在盛世的表象下大肆享受生活，挥霍财富，文恬武嬉，追名逐利。西晋完全没有一个封建王朝开国时所应该具有的与民休息，居安思危，祥瑞显应，风教肃清等特点反而更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于是武帝死后不久，西晋矛盾彰便显，陷入了混乱之中，先是有贾氏乱政，后有八王之乱。更为严重的是，内迁的少数民族趁机聚众而起，五胡乱华，“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西晋短短几十年的统一，换来得却是“网纪大乱，海内版荡”的严重后果，酿成了分裂三百余年的滔天巨祸。晋朝的惨痛历史教训，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本文史料来源于《晋书》和《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春，三月，诏选孙皓宫人五千人入宫。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　
　　　　　　　　
　　　　　　　　《晋书》何曾列传：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　
　　　　　　　　
　　　　　　　　《晋书》王济列传：性豪侈，丽服玉食。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济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而至，一割便去。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　
　　　　　　　　
　　　　　　　　《晋书》石崇列传：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第33节：魏晋“疯”骨，清谈误国——两晋治下所谓的世家贵族（1）　　　　　　　
　　　　　　　　魏晋“疯”骨，清谈误国——两晋治下所谓的世家贵族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中，正儿八经的儒家文化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官方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君主们都想把治下小民培养成“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仁人君子。（那是最高目标，其实最低目标是只要他们不捣乱就行。）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有这么一个时期，有这么一群人物，是游离于儒学之外的，他们做起事来特立独行、怪异不羁，谈起话来滔滔不绝、酣放恣肆，这就是后世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魏晋风骨，名士风流。　
　　　　　　　　　
　　　　　　　　翻开魏晋的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物的列传里都有“容仪伟丽”，“不修小节”，“才藻美赡”，“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善言玄理”，“风神秀异”之类的评语，给人的感觉仿佛是那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基因突变，然后造就出了一堆一堆不可胜数的帅哥俊男。那些身世高贵的美男子们除了给当时女性的眼球造成了无与伦比的震撼力之外，在他们身上，还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另类和清谈。　
　　　　　　　　
　　　　　　　　所谓另类，就是当时的名士们用自己独创的怪异行为，去阐述“我走我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的哲学含义，这方面“竹林七贤”是开一代之风的伟大先驱。七贤之一的阮籍“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他曾经与其美貌的嫂子出双入对，有人指指点点，阮籍一翻白眼说：“世俗的礼教岂能管到我？”更能表现他另类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他听说一户人家的女儿不幸去世，虽然并不认识她的家人，但还是径直闯到人家家里大哭。（颇有点“想哭就哭，要哭的响亮，就算没人有为我鼓掌”的“超男”风范。）　
　　　　　　　　
　　　　　　　　长江后浪推前浪，晋朝建立后，名士们像是受到了刺激，变得愈加另类起来。“日食万钱”的宰相何曾特别尊重其妻子，每次与她相见时，都要先穿上正式的衣服，然后拿酒进屋，碰杯祝愿。至于相见的频率嘛，是一年之中不超过三次。何曾见一次老婆，搞得像拜见丈母娘一样，放到今天会被人看成精神病，然而当时的人们却都称赞他的行为是“君子之仪表”。　
　　　　　　　　
　　　　　　　　西晋灭亡后，司马家族的残余力量在东南撑起了半边天，虽然这时候汉人差不多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但是贵族们摆谱胡闹的优良传统还是“幸运”的传承了下来并被很好的发扬光大。东晋建立后，乐安人光逸南下去投奔安东将军胡毋辅之，他到了胡毋家的豪宅后，守门人不放他进去，因为主人和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一帮志同道合的大臣披头裸体喝了好几天的酒了。（那帮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喝鸡尾酒。）光逸一听就急了，酒瘾大发，连忙钻到狗洞里向里大叫：“我要喝酒！”胡毋辅之听出了他的声音，于是高兴的把他拉进来，众人喝酒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八个酒晕子被时人羡慕的称之为“八伯”。）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的王忱则更为厉害，按说作为一员军队统帅，应该“披挂操练，日夜勤勉”才是，不过我们这位王大将军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经常趾高气扬的“裸体而游，三日不止”。（大家注意，裸游的境界显然比当代的裸奔要高出许多。）　
　　　　　　　　
　　　　　　　　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