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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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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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民族的国度里的富强康乐,和灿烂的文化,当初不但降服了胡适,也降服了孙中山。所以五四时代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后又修正为「充分西化」),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全盘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学家约翰?杜戚的「实验主义」原是「英美传统」经验的概念化。所以胡适之就做了杜学东传的一世祖而终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孙中山原来也是服膺全盘英美化的。可是孙先生是个搞行动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凯争政权、抢总统。为追求政治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孙文主义」就发生修正从权之变了。——他从一个比较高级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传统,转变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义俄的偏激传统里去。——孙中山栽培了□□□。
  可是在过去四百年的「春秋战国」里,英美传统却是最后的战胜者。二次大战后,德义日三个战败国,均以政从「英美化」而复兴。君不见在九〇年代的世界里,东欧各国乃至□□主义的「祖国」苏联,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臭烘烘和香扑扑
  胡适思想最大的特点便是它永远不变。适之老师言必称美国,也一辈子未改过口。
  他四十岁以前是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启蒙大师」,他启蒙的实效便是介绍美国——介绍美国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他终身治学是「围绕著方法二字打转」。他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方法」。
  四十以后的胡适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自由男神」。他这个男神和站在美国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虽然性别不同、肤色有异,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却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却是摇摆不定,甚至十年一变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而「美国」这个百年不变的抽象名词,在中国也就时香时臭;因而代表「美国」这个抽象名词的另一个抽象名词「胡适」也就香臭随之。
  五四时代的胡适是芬芳扑鼻,三〇年代的胡适则「臭名昭彰」(这是他最得意的□□门生,现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驹先生对老师的评语)。的确,这时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独立了。文学界、思想界为「左联」所篡夺;政治界为蒋廷黻、蒋中正、张学良所遗弃。胡适变成了孤家寡人,「阳春教授」。四〇年代他又时香时臭。五〇年代也就是笔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时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边骂他思想有「毒素」;左边骂他是「买办学者」。——永远笑嘻嘻的白面书生胡适之,却永不认错,死而后已。
  国民党容忍「异党」,□□□「一分为二」
  胡适死后,「胡适的幽灵」(胡老师生前的自挽辞)时隐时现,其遭遇和生前还是一样的——一个思想家,升华到「胡适」的阶层,也就无所谓「生死」了。——国民党为着「异党」问题,竟然把胡老师的第一号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谁知现时现报,目前却被个不讲理的异党逼得走投无路,连老夫人携点细软出国,也要被异党奚落得尴尬无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最可笑可叹的却是□□□。「我的学生毛□□」背叛了老师之后,把老师和老少同学们「脱裤子、割尾巴」割了敦十年。谁知毛死之后,尸骨末寒,胡适的幽灵便把他的贵党一分为二。胡老师当年要把可教的国民党一分为二,我曾当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谁知他剖国未成,如今却把个不可教的□□□一劈为二,劈得如此干净利落!
  胡适的幽灵,不但把□□一分为二,它竟然把邓小平也砍他个「三七分」——邓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适,三分列宁」。「三分列宁」为的是政权也,面子也,饭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适」者,时势也,真理也,现代化也,前途也。
  邓公如此,该党亦然。
  吾人但见许家屯、千家驹、严家其、苏晓康……流落海外,走投无路。但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这七分冰山,我知其骆驼钻针眼也。——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诸民族,在政治上斗不过盎格鲁?萨克逊的关键所在了——他们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内部的问题。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毛公早言之。而□□党内乃至中国国内,以胡适、列宁为界,一分为二,分得如此干净利落,实出我辈台下看戏人意料之外也。
  至于他们双方如何继续纠缠下去,那就骑驴子看话本,走著瞧吧。好戏多著呢!
  大方向和水的方向
  列宁之余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适的幽灵,竟有如此力量,则非始料所及也。
  其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原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已,何可归功于一人。只是胡适之是这项外来思想,最有力的启蒙大师。五四以后,大师小师之间也只有他一人,不计毁誉、不论成败而坚持到底。时至今日「胡适」与「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开了。「胡适」这个具体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与列宁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将来。
  胡先生告诉我,中国传统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响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运用西方逻辑推理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说的。胡先生说,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尔大学时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
  事实上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实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能风靡全国的道理。
  疮痍满目的小框框
  当然天下原无十全的圣人。我们尾随适之老师顺流而下,但并不是说适之先生所有的教条都是金科玉律。胡适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跻身圣贤的条件,是他的宗师形象和学术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师如谈起具体的小问题来,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学者一样是疮痍满目的。
  胡适以二十来岁的青年,一日自海外归国,便大讲其五千年文明的优劣而要以一厢情愿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读文言、毁灭方块宇等等,未免是瞻大妄为。至于他的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为社会科学前期的辅助技术而已,谈不到是什么真正的「治学方法」。不过这些都是若干无关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笔者对这些小框框所论已多,不想重复。烘云托月,还希望后来的注疏家去继续发挥吧!尚感读者贤达,不吝教之。
  * 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冥诞而作
  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脱稿于台北中研院招待所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十、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师
  在海内外大中学里教授文史学科,简直就教了一辈子。行有余力则以撰文;以中英两文著书写稿,至今也在千万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断涂鸦。引句时髦话,说我自己是个「职业史学工作者」(professional historian),大致也不算过分。毕竟搞了一辈子嘛。
  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一技随身。」我这个「职业」史学工作者,如果啖饭维生,也有「一技随身」的话,想来想去,这个「一技」,就应该是英语里的research了。
  research这个英文单字,近日几乎成为现代学人的口头禅。小至在学术上情窦初开的大一大二的在学青年;老至白发盈头的国学大师,大家忙个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么通义,翻译成汉语,可不大容易。
  我个人最初对这一辞汇发现翻译上的困难,那还是大学一、二年级的事。那时我阅读「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语教科书,学会了这个辞。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汉辞典,都把这个辞译成「研究」、「探索」……一类的意思。其实「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盖这个research的英文单字。
  「research」是个很具体的治学的法则与程序;而「研究」(正确英译应为study)则是空泛的抽象名词。正如我们日常口语常说的,对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讨论、讨论。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后的研究法则和研究程序的总名称。这种法则和程序,在我国传统学术里有一些与它有关的零星名词,如「考据」、「训诂」、「由约及博」(演绎)、「由博返约」(归纳)等等,而没个涵盖一切的总名称。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今时近二十一世纪,胡、傅之说已早嫌不足。在当前的「行为科学」里,还有个「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后再找出,大至宇宙发展,小至社会里的酒色财气等等运行的「规律」(law or rules)。严格的说起来,这一整套的法则和运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聪明的胡适把这一套简化成「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也就是他宣传一辈子的现代化的「治学方法」。虽然以偏概全,也不太离谱。
  适之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无意中翻到的。以后就受用了一辈子。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看出来的。
  郭廷以先生学会这套「方法」,显然是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时,受了蒋廷黻和罗家伦两人的影响。罗是清华校长;蒋是历史系主任。他两位对郭老师都是最赏识的。蒋是哥大的博士,与胡适一个山门出来的。罗则是胡的学生,讴歌胡适一辈子。
  我自己开始学「做research」,则是在大学二年级,上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一课,逐渐摸索出来的。那时我已知道这套治学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样翻译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来在比较文化学上,两种语言的互译,一般都是具体翻译易,而抽象翻译难。例如我国道德观念里的「仁」、「义」二字,尤其是「义」这个辞,在英语里就无法直译。《三国演义》上说关云长「义薄云天」。这个「义薄云天」简直就无法翻译。因为在西方的道德范畴里,没有「义」这个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没有这个同义字了。要把「义薄云天」这宗汉语道德观念,译成英文,你就得噜噜苏苏,转弯抹角,讲它一大片了。
  research这个西方概念,也没个汉语同义字,因为我们原先没这套东西。我学了这套东西,是在郭老师课堂里摸索出来的。至于怎样摸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万有文库》没啥好书
  那时是抗战中期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国「流亡学生」于一炉的「国立(第八)中学」毕业。接著参加科举考试,竟然考进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战时中学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能考入顶尖的中央大学,那真比满清「乡试」中,考个举人还要难。
  我以一个十九岁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穿著草鞋短裤,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敌机狂炸声中,跑到了重庆。头发已两月未剃,初生的小胡须,已在腮上唇边,四处萌芽。加以经年不知肉味,两条腿瘦成两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觉可笑。就这样,我跨入了沙坪坝,那全国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贵的「国立中央大学」;真是板儿进了大观园。
  那时全国统考,只考「笔试」,未考「口试」。我考入中大时,首先还要在形式上补考个口试。我乃到历史系办公室的门外去排队候试。当那位助教唤我进去时,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严,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镜的「教授」。我向这「教授」鞠个躬。他头也不点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两眼向我一瞪,问道:
  「你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下就被问慌了。想不出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只是记得战前我校有一部崭新的《万有文库》。我们师生爱惜它,借阅时,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说:
  「读过《万有文库》。」
  「《万有文库》?」教授说:「《万有文库》里,没什么好书!」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还读过些什么?」教授又追问一句。
  「还读过《史记菁华录》。」我恭敬作答。其实那不是在「中学里读的」;是在私塾里读的。姑且举出来搪塞一下。教授闻言还是面无表情。
  「还有呢?」教授又问一句。
  「还读过《资治通鉴》。」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学时期」读的;虽然不是在「中学里面读的」。
  「哪一段?」教授又问。
  「都读过,只漏掉一本。」我诚实地回答。因为我家那部《通鉴》丢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挥。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来又向教授鞠个躬,然后缓步退出门外。结束了这场紧张的口试。在门外,我悄悄地问一位似乎更年长一点的同学: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气的回答我一声。
  抹抹我头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来,犹有余悸。
  十多年后,郭廷以老师在我纽约的公寓里吃稀饭——他那时长途飞行劳顿,时差又作祟。有点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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