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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5节 和申的必然下场
话说回来，到了乾隆六十一年时，乾隆果然对外宣布逊政给嘉庆，朝野就改称嘉庆元年，但在宫中仍继续用乾隆年号纪年，为避弘历的“历”字，不称“时历书”，而称“时宪书”，继续按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往下排。这说明乾隆虽然偏爱嘉庆，但自己并不想轻易撒手，真的逊政，而是要继续把持朝政，亲裁一切大小事宜。上朝时依然坐在宝座上，而嘉庆只能站在一边，所以和仍然得到重用。
一回，在朝堂上乾隆与和申商议选派谁去补现在的某些出缺，嘉庆照例只能在旁边听着，而这二位偏偏不说正式的人名，全用什么“大幺”、“幺天”、“大天”、“虎头”之类的骨牌名来代替。他们俩当然是心照不宣，但嘉庆听起来却是一头雾水。下来后，嘉庆就问和申“你们刚才说的都是谁？”和申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爷俩儿的事，您就别问了。”从乾隆这方面来说，他明知嘉庆不会清楚这些骨牌名都代表谁，而偏要这样说，就是有意不让嘉庆知道；从和申这方面来说，作为佞臣，就要讨主子的欢喜，处处表现对主子的忠心，既然主子不愿直呼其名，自己也就不好把机密泄露出去；但作为新主子，嘉庆没头没脑地在臣子面前碰了这样一个软钉子，心里不能不窝一肚子火。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乾隆在一次谈话中，流露出想把原来上书房的师傅，后因故放外任的朱圭重新调回京城，主持“阁务”。嘉庆与朱圭有师生之谊，关系亲密，听说这个消息后，自然很高兴，就写了一首诗给他，表示祝贺。不料，这事让和申知道了，竟把这首诗抄给了乾隆。并煽风点火地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和申的目的很明显，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权高盖主，得不到嘉庆的好感。如果嘉庆一旦接管了实权，决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趁他还没接管大权，扳倒他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如果另立一个年轻无能的新主子，也许还能控制住局面，继续掌权。乾隆拿到这首诗后果然大怒：一来我还没正式决定，你就先透露出去，法度何在？二来这确实有向手下亲密大臣卖人情的嫌疑，以便培植自己的势力。要知道，凡老皇帝到后来，他最大的对手或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他们都怕自己的儿子因急于登基反过来把自己废掉，或者另立一套，把自己的既定方针否掉。所以太子在没登基前总有被废的危险。现在乾隆也不例外，他也把这件事与废立联系在一起。于是召集重臣商议如何处置这件事，并把嘉庆的诗当廷示众。当时的权臣除和申外，还有阿桂、董诰等。阿桂是实力派。雍正时，朝廷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即把西南一带世袭执政的土司，改为朝廷指派轮换行政的流官。当地土司不满而纷纷造反。阿桂就是最后攻克四川一带大、小金川，平定叛乱的功臣。当时他动用了大量的火炮，这在那时可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般的部队、一般的情况，不会有这样的装备，可见阿桂当时的地位。解放战争前，从北京城到西山的路两旁，还可以看到很多旧时的炮楼、碉堡，那都是为阿桂练兵进行实战演习修建的。但阿桂是武将，这次该文臣出马了。在乾隆的追问下，董诰经过一番思考只说了五个字：“圣主无过言。”这话可理解为：英明的君主从来没有说过错话；也可以理解为：不要让臣子认为君主说过错话。非常含蓄而巧妙地提醒、告诫乾隆：您既然已经决定立嘉庆，就不能轻易改变，否则前边的决定不就成了出尔反尔的“过言”了吗？这就冠冕堂皇地堵住了乾隆想要提出废立的嘴，乾隆听罢也只能默默无语，以别的理由不再召朱圭入京，并嘱咐董诰以后要好好为自己辅佐嘉庆。没想到和申没能借这个机会扳倒嘉庆，反而使一些老臣更死心塌地地站在嘉庆这一边。
当然和申也不会只把赌注下在一边，他也会抓住机会讨好嘉庆，以表自己早有拥戴之心。早在乾隆六十年，乾隆准备正式册封嘉庆为皇太子，但还没正式公布时，和申得知后，就抢先向嘉庆献上一柄上等成色的如意，以表拥戴。但这根稻草救不了他的命。据说，嘉庆接过来瞥了一眼，狠很地把它摔在地上，摔得粉碎，大声质问道：“宫里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会有？”言下之意，你这贪官贪得也太出格了。
乾隆六十四年，乾隆死去。嘉庆作为儿子，当然要举哀服孝，按一般的官员，须丁忧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宫中另有一套说辞和规矩，丧期可以通过巧妙的解释而缩短，一天顶好多天，有如现在的打折。所以嘉庆很快就正式即位亲政了。亲政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和申。先让王念孙上书弹劾和申种种不法之状，然后由嘉庆下达交刑部严查的命令。拿入刑部后，嘉庆还没敢马上杀他，因为他毕竟在朝野上上下下经营了那么多年，到处都是他的党羽，就像崇祯一开始不敢贸然杀掉魏忠贤一样。而和申还在狱里作诗，向嘉庆表示忏悔。但嘉庆最终还是没放过他，宣布他犯有二十大罪。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条大罪就是“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申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可见嘉庆对和申表面拥戴，实则反对，是多么的痛恨。最后，赐帛令其自尽。而嘉庆的另一项命令就是急召朱圭入朝，任上书房总师傅。
这是和申的必然下场。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当嘉庆还没被正式立为太子，和申还没倒台，权势如日中天时，众皇子中就出现这样一个笑谈：某阿哥很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绝对不可能当太子，就对其他阿哥说：“众位哥哥，如果老皇殡天了，你们都有继承王位和宫中财富的可能，我自知没那样的好命。就说那机会多如雨点，也落不到我头上。我只有一个请求，哪位哥哥将来当了皇帝，请把和申住的宅子赏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试想，在那个时候，众皇子就惦记上和申的府第了，他能不倒台吗？这位阿哥最后真的如愿以尝，不但如此，而且在日后朝廷激烈、残酷的倾轧中，居然能安然无恙。因为他早早表示只在财物上有贪心，正表示在政治上没野心，这样，所有在政治场上争斗的人谁也不会拿他当对手，他于是得以保全。历史上这类的事情很多。李后主被俘后，日日思念他旧时的“无限江山”、故苑的“雕栏玉砌”，所以吟咏方毕，牵机（毒药）遂至。正因为他让别人担心还有政治上的不甘心。而蜀后主刘禅，被俘中原后，每日乐不思蜀，反而得以尽天年，正因为在别人眼里他再也构不成政治威胁，而统治者怕的恰恰是这种政治野心，腐化堕落对他们并无所谓，权位才是最重要的。仅从苟全性命这点上说，谁能说这种人不正是“大智若愚”呢！
第二部分第6节 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
历史上有康乾盛世之说。据我看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时代最为强盛，雍正次之，乾隆最差。康熙收复台湾、平定尔丹、力败沙俄，签定尼布楚条约，使中国的版图空前绝后地广阔，制定了开明的民族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大度而主动拜谒明孝陵，消除了明末遗老的对立情绪，稳定了人心。推行宽松的文化政策，优待人才，并注重选拔人才，促进了清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这种势头在乾隆前期还得到保留，乾隆本人也算勤勉。但到了乾隆三十七年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一年川楚“教匪”开始起事，此后愈演愈烈，说明政治统治已发生危机。这一年开始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本身是一部了不起的书，但乾隆修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是推行文化专政，钳制文人的言论和思想。所以自雍正以来兴起的文字狱愈演愈烈。大批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创造被封杀，大量的学者和文人被杀的杀，剐的剐，株连的株连，灭门的灭门。这说明他预感到思想统治也发生了危机，神经变得极为脆弱。这一年开始编纂《贰臣传》、《逆臣传》，将明朝入清继续为官的人，如钱谦益、朱彝尊、毛奇龄等都列入贰臣，把在清朝封官后又反清的人，如吴三桂、耿精忠等都列入逆臣，这说明他们对文武大臣和各种人才已存有严重的戒备之心，不再想如何利用他们，而是如何防范他们。到了这种地步，康乾盛世也就走向穷途末路，而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繁荣期也逐渐走向尽头了，封建社会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的曾祖叫溥良，到他那一辈，因爵位累降，只封了个奉国将军，俸禄也剩得微乎其微，连养家糊口都困难。如果仅靠袭爵位，领俸禄，只能是坐吃山空，维持不了多少时候。生活逼迫他必须另谋生路。按清制：有爵位的人是不能下科场求功名的。我的曾祖便毅然决然地辞去封爵，决心走科举考试这条路。所幸，凭着良好的功底，中举登第，入了翰林，先后任礼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督察院满右都御史，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察哈尔督统等职。其实，他最有政绩的还是在江苏学政（相当于江苏教育厅厅长）任上。最初，他被任为广东学政，赴任时，走到苏州，住在拙政园，正赶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太后母子匆匆逃往西安，按规定他应该先到朝廷去述职，但此时正值战乱，不能前往，于是又改派为江苏学政。他是一位善于选拔、培育人才的人。凡当时江苏有名的文人学者，大多出其门下。我日后的老师戴绥之（姜福）就是他任上的拔贡。又如张謇（季直），他家与翁同和家为世家友好，翁同和曾特别写信嘱咐我曾祖父务必安排好张謇。翁同和曾任同治、光绪的老师，并几乎任遍六部尚书，还任过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现在来亲自过问张謇的前程。这封信现在还在我手中，因为文笔好，说得又和我家的事相关，我至今还能背下来：“吾从事春官，目迷五色，贤郎其一也。我有要好通家，江南张謇，孝友通达。”翁同和作过礼部尚书，按《周礼春官》记载，春官为六官之一，掌礼法、祭祀，后来就成为礼部的代名词。所谓“目迷五色，贤郎其一”是对上次科考，没能看准，因而遗漏了令郎（即我祖父）而表示歉意。我曾祖也是翁同和的门生，这封信写得又这样富于暗示性，岂敢不听？于是就安排张謇作崇明书院的山长。过了两年，到下一次省试时，他和我祖父两人果然高中，张謇拔得状元，我祖父考中进士，入翰林。
显然，张謇和我祖父的中第与翁同和的特意安排有关，说白了，这就是当今所说的“猫匿”，但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状元是要由皇帝钦点的，一般情况下都由阅卷大臣排定。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就在上面画一个圈，谁的圈多，谁就排在前面。前十本要呈交皇帝亲自审查，阅卷大臣把他们认为第一的放在最上面，皇帝拿起的第一本就是状元了。下边的就是榜眼、探花，以此类推。其它级别的考试也如此，但也有例外。如乾隆时，有一位陕西人尹继善，他是刘墉的学生，曾四任两江总督。两江是清朝财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盐政，再加上钱、粮，有大量的收入，因此两江总督是朝廷和皇帝非常倚重的要职。某年会试，尹继善参与主持，准备录取的状元是江苏人赵翼（瓯北），他本来学问就好，又是军机章京，最了解考场的内情，知道什么文章最对路数。但乾隆觉得江苏的状元太多了，想换一个别省的。他特别喜欢尹继善奏折上书一类公文的文笔，又知道这些文笔都出自尹继善手下的幕僚陕西人王杰（伟人），便特意问尹继善：“你们陕西有状元吗？”“王杰这个人怎么样？”意思是想取王杰，并以此来奖掖尹继善，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拍尹继善的马屁——为了政治的需要，皇帝有时也要拍大臣的马屁。尹继善自然顺水推舟，于是改取王杰为状元，而把赵翼取为探花，为此赵翼始终耿耿于怀。但科举要服从政治，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话说回来，张謇也确非等闲之辈。他入仕后，觉得在官场上混没前途，就主动弃官经商，去搞实业，成为洋务派中的重要一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海”了。他反过来对翁同和也有很大的影响，翁同和的那些较新的思想、知识，多是从张謇那儿来的，颇有点像康有为的许多东西都是从梁启超那儿贩来的一样。而翁同和为此在守旧派眼中逐渐被视为异己，不断受到排斥。
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侯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就连光绪的皇后隆裕（她是慈禧那条线上的人）也得在这边整天伺候着，连梳洗打扮都顾不上，进进出出时，大臣们也来不及向她请安，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哪哪都是，情景非常狼狈。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