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年（丙寅）我画的一张菊花小册页。但这些仅是凭着小聪明，还不具备专业的素质。为了能登堂入室，大约升入中学后不久，我即正式磕头拜贾先生为师学习绘画。贾老师一家都是老塾师，他本人原也作过北洋政府部曹一类的小官。贾老师不但会画，而且博通经史，对书画鉴定也有很深的造诣。那时画坛有这样一个定义不太明确的概念和分法——“内行画”和“外行画”。所谓“内行画”是指那种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类似王石谷那种画什么像什么；所谓“外行画”是指那种不太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画的山不像山，水不像水，类似王原祁，有人说他画的房子像丙舍——坟中停灵的棚子。贾先生是文人，他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这样的词汇不应是文人论画所使用的语言；而吴先生却喜欢用这种通俗的说法来区分这两派不同的画风。正由于贾先生是文人，所以他不太喜欢王石谷而喜欢王原祁，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的一张小幅山水，很能看出他的特点。也正因为此，他在当时画界不太被看重，甚至有些受排挤。贾老师曾经参加过一个画会，它是由金绍城（号巩北、北楼）倡立的，金先生是王世襄先生的舅舅，为了提高这个画会的地位，他请来周兆祥作会长，因为周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学生，又作过东北葫芦岛开辟督办，有的是贪污来的钱。这个画会后来办了一个展览，金先生把贾先生的参展作品放在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贾先生受到这个冷遇后，就主动写了一封信，声明退出画会。
第四部分第15节 贾先生对我的教益
贾先生对我的教益和影响主要在书画鉴定方面，由于他是文人，学问广博，又会画，所以书画史和书画鉴定是他的强项。他经常带我去看故宫的书画藏品。平时去故宫，门票要一块钱，这对一般人可不是小数目，而每月的一、二、三号，实行优惠价，只需三毛钱，而且这三天又是换展品的日子，大量的作品都要撤下来，换上新的，只有那些上等展品会继续保留一段时间，而有些精品，如董其昌题的范中立《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会保留更长的时间。所以我对这类作品印象非常深，现在闭起眼睛，还能清楚地想象出它们当时挂在什么位置，每张画画的是什么，画面的具体布局如何。如《溪山行旅图》树丛的什么位置有“范宽”两个小字，《早春图》什么地方有一个“郭熙笔”的图章，什么地方有注明某年所画的题款，都清楚地印在我的脑中。由于有优惠，我们天天都盼着这三天，每当这三天看完展览，或平时在什么地方相遇，分手时总是说：“下月到时候见！”每看展览，贾先生就给我讲一些鉴定、鉴赏的知识，如远山和远水怎么画是属于北派的，怎么画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人的山水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有真正的行家当面指点。有一回我看到一张米元章的《捕蝗帖》，非常欣赏，可贾先生告诉我这是假的。我当时还很奇怪，心想这不是写得很好吗？后来我见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见了很多米元章真迹的影印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捕蝗帖》，才觉得它真的不行。又如，最初见到董其昌的很多画，难以理解：明明是董其昌的落款，上面还有吴荣光的题跋，如《秋兴八景》等，但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毛病？比如画面的结构不合比例，房子太大，人太小；或构图混乱，同一条河，这半是由左向右流，那半又变成由右向左流；还有的画面很潦草，甚至只画了半截。开始，我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或代笔的画手太不高明。贾老师便告诉我，这并不全是假的，而是属于文人那种随意而为的“大爷高乐”的作品——“大爷高乐”是《艳阳楼》戏中“拿高登”的一句戏词：“大爷您在这儿高乐呢！”——画家也常有些不顾画理，信手涂抹的“高乐”之作，特别是文人画，并没什么画理可讲。还有些画，可能是自己起几笔草，然后让其他画手代为填补，所以画风就不统一了，因此不能把它们一概视为赝品。贾老师的这些教诲使我对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真画假题、假画真题、半真半假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只我一个人到故宫看展览，这时最希望能遇到一些懂行的老先生，每当他们在议论指点时，我就凑上去，听他们说什么，有时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一下，哪怕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但都极有针对性，都使我受益非浅。
随着知识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我鉴定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如前面提到的那两幅画：郭熙的《早春图》，有钤章、有题款，画法技巧纯属宋人的风格，非常难得，无疑是真品。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仅凭画面树丛里有“范宽”两个题字，就能断定它是赝品。因为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也作仲立），华原人，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可见范宽是绰号，形容他度量大，不斤斤计较。试想他怎么能把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当作落款写到画面里呢？比如有人给我起外号叫“马虎”，我能把他当落款题到画上吗？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张类似风格的作品，落款居然是“臣范宽画”，这更没谱了，难道他敢在皇帝面前大不敬地以外号自称？这又不像戏里可以随便编，有一出包公戏，写包公见太后时称“臣包黑见驾”，这在戏里行，但在正式场合绝对不行。这都是一些原来没落款的画，后人给它妄加上的。这些观点虽然不都是贾老师亲口传授，但和他平日点滴的“润物细无声”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贾老师和吴老师的关系很好。贾老师有一块很珍贵的墨，送给了吴老师，吴老师把他一幅类似粗笔的王石谷的画回赠给贾老师。贾老师把它挂在屋里，我还从他那里借来临摹过。实话实说，当初我虽投奔贾老师学画，但心里更喜欢所谓的“内行画”，也就是吴老师这派的画。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和贾老师说了，他非常大度，在一次聚会上，主动把我介绍给吴老师，并主动拜托吴老师好好带我。这事大约发生在我投贾老师门下一年多之后。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到别人门下，这种度量，这种胸襟，就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说跟老师不但要学作学问，更要学作人，贾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恩师。
吴老师的“内行画”确实非常高明，他能研究透每种风格、每个人用笔的技法，如王原祁和王石谷的画都是怎样下笔的，他可以当场表演，随便抻过一张纸来，这样画几笔，那样画几笔，画出的山石树木就是王原祁的风格，再那样画几笔，这样画几笔就是王石谷的味道，还能用同样的方法表现出其他人的特点与习惯。这等于把画理的基本构成都解剖透了，有点现代科学讲究实证的味道，真不愧“内行”中的“内行”。这不但提高了我用笔技法的能力，而且对日后书画鉴定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看得多了，又懂得“解剖学”的基本原理，便掌握了诀窍，一看画上的用笔，就知道这是不是那个人的风格，符合不符合那个人的习惯。我随吴老师学画，仍从临摹开始。有一回我借来吴老师赠给贾老师的那张画来临，临到最后，房子里的人物安排不下了，只好删去了，我母亲在一旁看到后，一语双关地戏称我临的“丢人”。后来就逐渐有了长进。
第四部分第16节 画界的一个小掌故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权当画界当时的一个小掌故说一说吧。吴老师原有一位弟子，是无锡的周先生，当然就是我的师兄。有一回，有人告诉吴老师地安门的品古斋正在卖一张溥心家藏的沈士充的《桃源图》，吴老师就从品古斋借出来，亲自指导周先生临，临得似像似不像。临完后又把原作还给品古斋，我就和曹七先生（事迹见后）说了这张画的来历，他花了三百元买下来。他的太太会画画，曾得到吴谷祥的指导，后来年岁大了，就不怎么画了。曹七先生跟我说“你也临一张，算是我太太临的。”于是我就临了一张题上他太太的名字，现在也不知这张画的下落。后来我又在绢上临了一张，拿去给吴老师看，他很高兴，夸奖我“画的好，是塌下心画出来的。”后来徐燕荪要办一个画展，准备把我这张和周师兄那张都拿去参展，并把我的摆在前面。这下吴老师不高兴了，甚至和徐先生吵了起来。我虽然很愿意把我排在前边，但一想师兄比我大五岁，又是先和吴老师学画，便和徐先生说：“还是把周先生的放在前面吧，这里面有吴老师的指导。”这件风波才就此平息。这幅画我现在还保留着。从这件事我明白，作为老师，他当然会看重亲自指导过的作品，但对真正下过工夫的人，他心里也是有数的。我的这位师兄最初善画芦塘，他自称“别人都管我叫周芦塘”，后来又画葡萄，有一张还作为礼品赠给美国总统，于是他又自称“他们都管我叫周葡萄。”后来我在一次聚会上和大家开玩笑说：“他画芦塘、葡萄，说人家管他叫周芦塘、周葡萄，以后我专画山药，你们就叫别人管我叫‘启山药’好了。”听得人无不大笑。他九十岁时，家人要为他办个画展，他夫人来找我，我写了四首诗，后来还收到我的诗词集中，但在展览会上并没拿出来，他们可能觉得有点“刺”，因为他们可能感觉到在他声名高了之后，其他几个师兄弟可能对他有些不满，也不愿和他多往来，觉得他有点看不起吴老师，以至和吴老师的关系闹僵。其实我的诗都是称赞他的，并坚持认为他的艺术成就和吴老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正如其二所说：
弱冠从师受艺初，耕烟（王石谷）名迹几番摹。灵怀（吴镜汀）法乳通今古，壮岁芦塘似六如（唐寅）。
后记后记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想协助启先生整理一本类似自传性质的书，但出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启先生自己感到为难的原因，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及早实现。但我一直不甘心作罢。后来更多的人也有类似的呼吁，以至政协、文史馆、北师大等有关部门都很关心这件事。因为大家都深知这是一份宝贵的财产，启先生一生的经历并不是一个“个体”的经历，它折射了现当代很多历史的痕迹；如果推及他的家族，还能再现晚清以至近现代的很多片段，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启先生又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他是当代公认的文化名人、国学大师，就总体成就而言，绝不是随便就能出现的人才，如能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哪怕挂一漏万也是弥足珍贵的。
后来，有感于大家的殷切希望，启先生在九十一岁高龄的时候，改变了初衷，可惜此时目疾严重，体弱多病，已不能亲自执笔，他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我口述了他的经历。
听到他讲述家族从盛清到晚清以至民国的经历，我们会深感到清朝的兴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历史的轨迹可以从一个皇族的家史中得到生动地展现，很多原来只是一些概念性的认识，现在有了重要的实证，更何况还补充了史书上很多缺载的东西，这对了解清史和民国史很有帮助。
听他讲述自己出生后家族的种种不幸，我们会深感到一个家族在失去它的社会基础后会怎样地“家败如山倒”，这不仅是偶然事件的频发，而是命运的必然，这也许会使我们从另一种角度来反思一下家和国的关系。
听到他讲述自己辛勤学习和走入社会的过程，我们一方面会被他自强不息、顽强进取的精神所感动，一方面又不能不庆幸他遇到那么多的恩师、前辈和朋友，从而体会到一个成功者的背后会有多少人的支持，一座高峰的横空出世，往往要出现在很多的山峰之后。
当我们了解了他在“反右”和“文革”中的种种不幸之后，既会对那段历史的错误进行重新的反思，更能从他达观的生活态度和开阔的胸襟中汲取人生的智慧，学会在逆境中怎样积极的生存，变缺憾为完美。
当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他学艺上方方面面的成就，我们就会更深刻地了解什么叫名家、巨匠，什么家大师、国宝，什么叫通才、天才，什么叫“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是的，启先生的一生并没有投入到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的最前沿和时代漩涡的最中心，更没有亲身投入过战火和硝烟，即使划为右派也只是“莫须有”的阑入，他过的基本上是书斋的生活。他走的只是一个文人所走过的路，但这也是另一种生活，也是丰富的社会生活的一隅，更何况出于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他的书斋生活更加独特、精彩。从这里我们可以窥测到近现代很多著名文艺沙龙和著名文人的活动踪影，这更是其他人很难提供的珍贵资料。
启先生的身份虽有他的特殊性，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可以代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品格特征：正直、务实、宽容、谦逊、聪慧、睿智；富于同情心，知恩图报；富于责任感，忠于事业；富于爱心，会接受别人的爱，也会爱别人；充满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心去对待周围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达观的心态待人处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谦和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成绩。这些美德也能从他的回顾中流露出来，给人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