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世纪,当欧洲踏上从黑暗的中世纪走上光明的新时代的旅途时,欧洲的征服者却在南美和非洲写下了世界历史最黑暗的篇章。两个大陆至今还生活在那一章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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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的分裂
公元1500年左右,西欧只有一个基督教会,它的首脑就是罗马教皇。这个教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很多教会头领越来越关注金钱、奢侈和权势,而不再是耶稣基督的学说和人的灵魂。教廷也需要大量钱财供日益奢侈的生活开销,当教皇利奥于十六世纪初要修建一座世界还从未见过的大教堂时,就必须开辟新的财政来源。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狡猾的计划:“赎罪券交易”。教皇派出传教士去告诉人们,只要花钱购买“赎罪券”,一切罪孽就可以得到宽恕,不再受炼狱之火的煎熬。
但这种违反基督教义的交易,却遭到德国的修士和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的坚决反对。1517年10月31日,他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依照圣经的教义指出,推销赎罪券的传教士如果不是走上了歧途,那就是有意在说谎。“每一个基督徒,只要对他的罪孽感到悔过和痛苦,他就已经得到了宽恕,不再受惩罚,他所需要的不是赎罪券,而是上帝的慈悲。”他这样写道。
很多人都对此感到欢欣鼓舞,终于有人公开指出了天主教教会的弊端,而且是用一种清晰易懂的语言。路德很快就赢得了很多信徒,和他一样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这当然不会受到教会头目的欢迎;教皇要求路德“撤回他的错误观点”,否则他将被教会开除。但路德却毫不动摇。对他来说,圣经中的话比教皇更为重要,他甚至称教皇为“反基督教徒”。
教皇发出斥责路德的通谕,但被他的信徒在欢呼声中公开焚毁。教皇的使者当时有这样的记载:“整个德国都处于动乱之中。十分之九的人在欢呼‘路德’,而其他十分之一的人,虽然对路德并不在乎,但至少也在喊‘打倒罗马教廷’。”
为了结束这一场斗争,查理五世邀请这个“桀骜不驯的修士”来到乌尔姆斯帝国会议,让他在世俗和宗教上层人物面前承认错误。但路德在这里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不是萨克森大选侯把他保护并隐藏起来,他可能会被当作异教徒烧死。
其他一些公侯也站到了路德一边,离开了天主教会。很快,两个阵营就进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1546年在他们之间甚至发生了一场战争。最后于1555年达成了“奥古斯堡宗教和约”,路德的教派,即新的“抗罗宗”(现称新教),作为平等的宗教获得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各个诸侯都可以自行决定,他的领地实行哪种教派。
宗教改革并没有局限于德国。在瑞士,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神甫乌尔利希·茨温利(1484…1531)和生活在日内瓦的法国人约翰·加尔文(1509…1564)都是促进改革的人物。特别是加尔文还创立了与路德学说不同的独立理论。他主张“上帝预定说”,即人的生活早已注定;“人并不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对某些人是永恒的生命,而对另一些人则是永恒的诅咒,这一切都是事先注定的。”一个人是否被上帝选定,按照加尔文的理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可见:谁要是能够通过勤奋和节俭扩大了自己的财富,他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谁要是做不到这些,他就要下地狱。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他主张信徒应有获取更多利润的欲望,在今天已被看做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动力。
从瑞士越过几个南德小国,加尔文的学说也在荷兰、法国 — 这里的加尔文信徒称为“胡格诺派”,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得以传播。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加尔文派自称为“清教徒”。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移民美国,对美国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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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信仰战争
天主教会用各种方式试图制止新教的传播。1545年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用了18年的时间,最后在特兰托制定天主教的新学说和新教会。信仰的原则重新加以定义,并同“因信称义”学说划清界限。教皇、主教和神甫的权利和义务都详细确定下来。他们重新成为上帝的仆人,而不再是争权贪欲的贵族,他们应该更多关注信徒,特别是关注穷人。天主教会想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并使自己具有吸引力。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耶稣会成员不把自己关在修道院中,而是深入到普通人中间,作为学校和大学的教师,作为诸侯宫廷的顾问和忏悔神甫,作为传教士,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天主教改革的时代,也被称为“反宗教改革”。确实,很快就有很多人重新回到了天主教会。
然而,两个宗教之间还远没有和解。在所有天主教和新教同时存在的欧洲国家中,还一再出现争斗。在法国,1572年8月24日的巴托罗缪之夜成了惨剧的顶峰。天主教的狂热份子在这个夜里屠杀了大约2万名胡格诺信徒。但即使在这里,新教也不可能长期受到压制。1589年亨利·纳瓦拉成为法国的第一个胡格诺国王。他虽然必须皈依天主教信仰,但却在1598年的“南特敕令”中给予胡格诺教派在国内活动的平等权利。
(插图:原文第81页。文字:弗朗索瓦·杜布瓦的油画的一部分,表现了巴托罗缪之夜的悲惨场面。)
当时强大的西班牙由菲利普二世统治,这就是说,他比教皇更为天主教。他迫害所有“异教徒”,谁要是不放弃“伪信仰”,就必须用火刑处死。同样在隶属西班牙的尼德兰,菲利普也是用各种手段压制新教。但在尼德兰北部,新教在威廉·冯·奥兰治的领导下,同西班牙统治者斗争了十年之久,终于在1581年获得了独立。他们的行为根据是:“一个人民不是为王侯而生,而是一个王侯为了人民的意志而存在,没有人民也就没有王侯。他的存在,就是要依靠法律和公正统治他的臣民。如果他不是这样行动,而是像对待奴隶那样,那他就不再是王侯,而变成了暴君。因此,我们宣布,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已经无权再统治尼德兰。我们要解除一切官吏、上司、主人、封臣和居民过去对西班牙国王所做出的服从和效忠的誓言。”尼德兰人就是这样明确宣布他们的反抗权利的,这些观念后来在很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所体现。
但是,菲利普二世并没有放弃反对新教的征战。他建造了当时最大的战争舰队,并派这支“阿马达(Armada)”舰队向英国进发。当时英国的统治者是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而苏格兰女王天主教徒玛丽亚·斯图亚特正是与她争夺王位的死对头。伊丽莎白逮捕了斯图亚特并把她处死。这也是菲利普发兵进犯的借口之一。此外,伊丽莎白还在反菲利普的斗争中支持了尼德兰,而且在本国也迫害天主教徒。菲利普想占领英国并推翻伊丽莎白。但西班牙的大船由于装载过多,同英国的小快船相比,行动过于沉重和缓慢。在加上风暴的天气也助了英国一臂之力。所以,英国最终成功地给予西班牙的阿马达以毁灭性的打击。菲利普二世在争夺天主教在欧洲霸权的斗争中遭到了失败。英国却从此作为世界最大的海上和殖民大国开始崭露头角。
同样在德国,十七世纪初,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并于1618年爆发了三十年战争。开始时还是为了宗教和信仰。但当皇家天主教大军在统帅华伦斯坦的率领下占领了北德,并把当地的教会财产归属于帝国时,当地信仰天主教的公侯却也起来反对皇帝;他们不希望皇帝过于强大。对这些天主教诸侯来说,权力比信仰更为重要。
当邻国也卷入战争时,权力问题已经居于首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军队为新教而战;特别想把北德从天主教手中夺回来,以便保障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主导地位 — 而天主教的法国却支持了他。战争早已不再是为了宗教。法国所希望的,是取代已经四分五裂、在战争中大大削弱了的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它最终达到了这个目的。
(插图:原文第83页。文字:在三十年战争中,士兵们不懂得怜悯,甚至对平民也是如此。)
在1648年10月达成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确认了1555年奥古斯堡的宗教和解,并在一点上做了重要的补充:臣民们不再有义务接受上层的宗教信仰。德意志各诸侯的权势通过这个和约得以加强,皇帝的力量相应削弱。德国不得不向法国和瑞典割让土地,瑞士和尼德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如果说,德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有1700万居民,那么到战争结束时就只剩下了1000万。而且,这些人现在生活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从战争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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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
欧洲的征服者也企图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他们只在较小的国家和印度取得了成功,但却没有在中国和日本。
在中国,几百年来的生活没有发生变化。朝代不断更迭,较弱的皇帝被较强的所取代;有些重视建立强大的军队,以扩大自己的版图,另一些又看中发展经济和贸易;有些使用恐怖和暴力进行统治,有些又用心于教育和文化。
在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明朝,中国在一个短时间内转向西方。他们建造了船队,于1431年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并踏上去欧洲的旅程。但外交上突然出现了转折,远征停顿下来,中国从此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想把自己封闭了500年之久。还在1793年,乾隆皇帝致函英国国王说:“国王陛下,尔虽远隔重洋,却以谦卑之心,求学我之文明,并遣特使呈上信函,表尔对我天朝有敬仰之意,诚愿得我之文化,然我国之风俗习惯与尔截然不同,难以移植贵国享用,即使贵国特使有能力接触我国文化之毛皮 …… 朕对贵国物品无有需要。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贵国物品。然而,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如若欧洲各国和尔邦极有需要,则可于广东进行有限交易。”(因未查到原始文件,故只能按德文意译。— 译者)
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始终感觉自己优于世界其他地方。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企图在中国站稳脚跟,甚至传播基督教的尝试,均遭失败。和欧洲的往来仅局限于出口瓷器、丝绸、棉花和茶叶。
与中国相比,欧洲人在日本要成功一些。1542年,第一批葡萄牙商人在那里登陆,七年以后耶稣会传教士弗朗西斯·哈维尔得以在日本开始传播基督教的活动。他和同伴甚至取得相当的成功;人们甚至说这是日本历史上的“基督教世纪”。这所以如此,是因为很多地方诸侯不断进行战争,无暇顾及欧洲传教士的动向。在这些无数的争战中,德川家康最终于1600年取得了胜利。统一了国家,让天皇授予他有继承权的幕府职位。幕府是一种类似政府首脑和最高统帅融为一体的职务,实际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人。刚刚就任伊始,德川就开始清理欧洲的影响。欧洲人被驱逐出境,基督徒遭到迫害,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基督教信仰几乎在日本绝迹。
除了中国人和少数向日本提供西方商品的荷兰商人外,外国人从此禁止和日本通商。从1615至1854年,德川幕府彻底封闭了这个国家。外国人不能进去,日本人不许出来。人民的生活主要依靠传统的价值观念,完全按照古老的风俗和习惯。日本就这样经历了250年之久的内部和平和经济繁荣。然而,日本和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却导致了两国切断了与西方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联系,达数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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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即国家!
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的一句话,像路易十四这句话这么有名。他于1643年,刚刚五岁,就登上了法兰西国王的宝座,执政达72年之久。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曾统治过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在孩提时期他还不能亲自统治;而是由监国马扎然红衣主教代他理政。1661年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随即召见国务委员会,并声明:“我把各位召集到这里,是为了对各位说:从现在起,我的事务由我自己处理。我需要的时候,各位可以用你们的建议为我服务。”一位神职人员提出,红衣主教马扎然死后,他将向谁请示教务,路易回答:“当然向我,大主教先生!”
由于路易十四想在他的帝国中独断专行,所以他首先在身旁聚集了一批对他绝对顺从的人。一些以为有权得到高级职务的贵族,被他巧妙地解除了权力:他们公开的身份是皇帝的顾问,所以必须住在宫中他的身边 — 但这只是为了能够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从来没有向他们顾问过什么。
同样在国内,他也不把权力交给贵族,而是在每一个辖区,都安置一个来自市民阶层的亲信官员。他们之中如果有人违反了自己的义务,他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撤掉。
所有的捐税和关税全部进入国库,如何使用这些钱,完全由国王决定。他还给自己颁布法律的权利;甚至连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他握有国家的全部和绝对的权力,也是用“专制主义”方法统治国家。路易十四把自己比作太阳,所以也被称为“太阳王”。至于说本章标题上的那句话,到底是不是他说的,我们无法证明;但他完全有可能说这样的话。
太阳王让人在凡尔赛建造一座巨大的宫殿。换算成今天的货币,花费了大约250到300亿欧圆 — 对当时的状况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宫中有4000人随时为国王服务。从早上的穿衣到晚上的脱衣,总之他的一切行动都像是演戏,他是戏中的主角,其他人则是配角。和建造宫殿一样,他在宫中的奢侈无度的生活也要花去很多很多的钱。此外,他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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