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恭亲王刚满28岁，比赫德大两岁，第一次涉足外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迷宫。赫德觉得他不太自信，是个有些害羞的年轻人，担心自己和外国人的接触会招致朝廷保守派的攻击。为了限制自己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恭亲王曾经努力说服最高当局：把管理外国关税的工作交给倭仁的户部，那要比交给他的总理衙门强得多。遗憾的是这种说服并没有成功。起初，和赫德呆在一起他总是呆板而威严，但当他摸清赫德底细之后就开始放松了，他知道赫德对于条约和口岸相当熟悉，并且能够提供真相和数据以支持他所有的建议，使自己能够防止来自背后的敌人的攻击。
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赫德开拓出一条个人途径，使得自己即使在那些杰出的在华外国人中间，也显得卓尔不群。逐渐地，汉人和满洲人都对他灵活的处事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给予回馈，向他敞开通道。由此，他可以直达官府衙门，面见大权在握的亲王们，甚至，能适时地进入皇帝的家庭。多年以来，他被允许单独加入他们的谈话，总计时间达数千小时。
赫德曾经向英国使馆的一位名叫芮尼的医务官谈到过早年和恭亲王在一起的经历，这位医务官总是在每天的晚餐之后草草记下那些奇闻轶事。“亲王把一长串关于海关事务的问题摆在（赫德的）面前。” 芮尼写道，“并且叫赫德要仔细想想他的这些近乎孩子气的提问，这些问题如此之多而又如此简单；事实的确如此，在此之前，他对这些完全一无所知，不仅仅是那些很专业的问题，即使是普通的商业事务也是如此。直到近来刚刚发生的那些事件，迫使他不得不担负起他现在的职责，但还是很少亲自顾问这些不那么有趣的事情。” 赫德对于亲王渴望弄懂这些问题的努力留有很深的印象：“说来也怪，亲王倒是理解了低关税所带来的好处：很可能会促使交易额的增长。而更有经验也更精明的文祥却看不到这一点，坚决要维持高额关税。”
当芮尼的流水帐出版的时候，赫德深感震惊，发誓不再透露他的任何私人讨论和对中国统治者的个人感受。恭亲王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赫德立下了终身沉默的誓约，以保护自己和恭亲王，免受更多轻率言行的伤害。由于这一誓言，我们不得不在赫德那些从未公开的日记的字里行间寻寻觅觅，从他大量的感受中拼装出一幅罕见的图画，让满清高层不经意间的刹那流露浮现出来。
有时候赫德早早地来到总理衙门，看到恭亲王独自一人，正在阅读公文。这使得他们有时间坐下来聊一些天南海北的奇闻轶事，也使得恭亲王有时间对赫德的衣服口袋（这真是一项奇怪的发明）惊叹不已。满洲人习惯把他们的私人物品——扇子、袋烟、袖珍痰盂——装进小袋子挂在他们的腰带上。过不多久，文祥也会加入到他们的闲聊中来。这两个满洲人都同意：中国政府里几乎没一个他们信得过的家伙，幸好他们可以在洋鬼子中雇佣到这样的人：他的报告符合实情，值得信任。听到这样的话，赫德很开心。
和满洲人打交道，赫德虽然精明，却很坦率，虽然他们总是敷衍他。至于赫德想要什么、他的立场如何，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早在1861年，恭亲王就注意到：到底是什么使得赫德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殚精竭虑，不是别的，正是“他对总税务司巨额薪金的极度渴望”。对于恭亲王来说，弄清楚这一点显然要比搞懂李泰国和巴夏礼那些复杂的欲望更容易一些，对这两个人而言，金钱的欲望跟荣誉和恶念混在一起。赫德逐渐成了恭亲王的私人顾问，太阳底下的任何事情他都要给他出主意。赫德说：“我经常见到恭亲王，事实上，只要我愿意，就可以随时走进他的总理衙门。”
这期间，李泰国在职务上仍然是赫德的老板，而且仍然和从前一样干劲十足。从英国回来以后，李泰国构想了一个计划，打算组建一支中国皇家水师，以保卫沿海口岸，强化关税征收。他得到了最高当局的许可，到欧洲去购买了一支蒸汽炮艇舰队，外加一帮英国水手。但李泰国一直是个咋咋唬唬的家伙，他的要求太过分了，他想让自己来担任这支中国舰队的水师提督。有了这一职位，他就可以直接听命于皇上，而用不着满汉官员来做他的中间人。毫无疑问，这对英国佬大有好处，因为这就确保了地方官员不会把这支水师用作他们敲竹杠的本钱。但是，李泰国的计划打乱了李鸿章总督的如意算盘，他更愿意有一支由他一手控制和操纵的水师。总督大人大老远地雇来一帮英国水手，并鼓动沿海各地的地方首脑（这些家伙全都野心勃勃地想拥有自己的水师舰队），愣是把李泰国的舰队给凿沉了。这同样也是李泰国短暂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生涯的终结。满清政府让他结账走人，带着一大笔解雇费（将近21；000两白银）离开中国。罗伯特·赫德立即接手了他的差事，成为新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在赫德的领导下，中国海关成了诚实而富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其职员主要是外国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团队里有巴夏礼和李泰国这样恃强凌弱的家伙。他要求那些为他工作的西方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必须对东道国表示尊重：“海关税务司是一家中国机构，而不是一家外国机构，同样，他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让自己向着中国，无论是它的百姓还是它的官员，这也是他们的义务之所在，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来避免产生冒犯和恶感。”一位英国领事抱怨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像中国人。”
打那以后，赫德就为满清政府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税收。他的海关还管理着皇家邮政局。在这里工作的人，其薪水和其他进项加起来要远远超西方外交部门，再加上中国廉价的住房、食品和仆人，一个精打细算的家伙就能节余下他的一半薪水，并计划提前退休。中国海关成了人们最向往的地方，其吸引力要超过一个人在西方所能谋到的任何职业。国会议员和其他要人都缠着赫德，请求他雇佣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亲戚的孩子。赫德自己的亲戚则常常指责他冷酷无情、六亲不认。许多年来，赫德慎重地雇佣了几个大有来头的被推荐人，通过这样明智的任命，他很快就在伦敦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为自己赢得了一大批支持者。
到1866年，他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海关。他是唯一一个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海关管理人员，独立地对海关的一切业务负责。政府给了他一笔特别津贴，由他决定怎么开支，别人无权染指。
有时候，他也感到疲劳、厌倦、身体不适、孤独寂寞，但每当他打算辞职回家的时候，他就提醒自己：“困难的产生，或许正是由于我独自掌控了几项未完成实验的线索的缘故。”“我希望能让中国强大起来，”赫德写道，“我也希望能让英国成为它最好的朋友。”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40节 咱们赫德（3）
赫德的主要敌人，是他自己的同胞——主要是那些希望一夜暴富、马上回家的英国商人。“我们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可不是为了锻炼身体。”他们喜欢这样说。他们反对妨碍自己赚钱的任何控制。
在北京的英国外交官中，有些人也恨透了赫德，有些人则暂时还算友善，也看重他的见识，他在朝廷上的调停，或者他对完全秘密的敏感事件做出公断的能力。虽然他爱中国，对自己在这里的未来也充满希望，他甚至从未回过国。不过，他的外套、衬衫、夹克和内衣裤，则全都是从家里寄来的。同样，他的糖果、酒和活页乐谱（他照着谱子演奏小提琴），他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从英国的商品名录中订购的。
1865年的下半年，恭亲王同意赫德离任几个月，为某些紧迫的个人事务而回趟家。这是他将近12年来首次回到英格兰。他的紧迫个人事务被称作安娜、赫伯特和亚瑟。
自从1855年以来，他一直维持着和他的中国情人阿瑶之间的关系，此时，他们已经有了3个孩子：安娜（出生于1858年底或1859年初）、赫伯特（出生于1862年）和亚瑟（出生于1865年）。许多年以后，他已经是个时刻为儿孙操心的老人了，赫德通过他的日记回到从前，抹去了大多数提及他和阿瑶之间风流韵事的部分，于是，关于阿瑶的结局就完全没有了记录。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就是：1865年，阿瑶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死于第三个孩子的分娩。赫德把这3个孩子送回了英国，寄养在一户人家，并提供他们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直到他们成年。他再也没见到过他们。
虽然赫德很少提及阿瑶（哪怕是转弯抹角），但他从未忘记她。在10年之后（1875年）的一封信里，他描述她“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温和亲切、最通情达理的的人”，而给自己分派的角色则是“一个傻瓜”。
迫使赫德不得不向恭亲王告假回国的另一件紧迫的个人事务就是：他决定找一位合适的妻子。阿瑶死后，他已经是自由之身了，正如他向自己的日记所倾诉的：“我感到更加孤单了，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妻子。”那时候，他已经每年挣4；000英镑了，即使是在伦敦，这也是很高的薪水了。
他找老婆也像当初买阿瑶一样干净利落、直截了当。刚刚回到北爱尔兰，他就认识了赫丝特·简·布雷登，他的家庭医生的女儿，5天之后就向她求婚。赫丝特是个一本正经、严厉刻板的18岁女孩，是维多利亚时代老古板的典范，敏锐的眼睛能测度最有利的机会。赫德所寻找的并不是什么浪漫激情，而是一桩和他的身份相匹配的维多利亚式的婚姻。他们的恋爱时期持续了3个月。当他们1866年8月22日结婚的时候，赫丝特只有19岁，而赫德是31岁，但对于一个已经在遥远的东方扬名立万的男人来说，这样的年龄落差似乎也没什么不合适。
赫丝特陪伴他在中国度过了十个年头，在此期间，她因为流产而失去了第一个孩子，后来生下了女儿伊薇和儿子爱德加。她在北京的生活是舒适而愉快的，就像在不列颠帝国治下的任何地方一样。这儿有赫德的社交集会，而且，当她去拜会公使馆的女士们的时候，她乘坐的是一乘四人抬的绿色轿子。
赫德夫妇即使谈不上恩爱，也可算得上相处融洽，而且赫德也为赫丝特和孩子们而感到自豪。和大多数殖民地婚姻一样，孩子是在婚姻这杯牛奶变酸之前趁早分居的、方便而正当的理由。1876年，赫丝特的责任完成了，她带着孩子们回了英国，开始享受她劳动的果实——作为著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妻子。
而那时候的赫德，仍然住在北京市郊一幢中国房子里，他曾经为让赫丝特高兴而将这里重新翻修过。1877年，清廷允许他搬到靠近使馆区的新住地，在马可·波罗路7的一个拐角处，为的是方便他处理海关事务。在那儿，他建了新房子，一幢西式别墅坐落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还有办公室和雇员们住的单独小别墅。赫德的房子被设计成一个字母H，有休息室、台球室、他乱七八糟的办公室和招待中国客人的接待室。像北京大多数住处一样，也被一圈高墙环绕着。
当他1878年4月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和赫丝特有过短暂的团聚。这次重逢使赫丝特怀上了他们最后的孩子：一个小名叫诺丽叶的女孩。赫丝特也跟着赫德一起回了北京，1879年11月1日，诺丽叶出生。神秘的东方生活已经不再能激起赫丝特的丝毫兴趣，1882年她带着孩子回了欧洲。在这之后的20年里，赫德夫妇一直分居两地。赫德一直很谨慎，对这样的分居生活从不做任何解释，只通过邮件保持忠诚的联系。赫德在金钱方面一直也很谨慎，他正在成为一个阔人，供养着赫丝特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过着奢华的生活。这正是她一直所希望的，他没有让她失望。
当今圣上两位最重要的仆人如今正面相对了：李鸿章和罗伯特·赫德，最有权力的中国政治领袖和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他们逐渐发展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但却维持着疏远的私人关系。总督大人在北京的时候，赫德就尽可能经常去拜访他，时间一般是夜里10点，一直要呆到很晚，常常聊至深夜。在赫德的日记里，李鸿章被当作重要的内部消息来源而再三被提及。他对李鸿章简朴的持家之道赞佩有加；总督大人用一张普通的桌子招待赫德，吃的通常有鱼、小鸡和一大碗米饭。赫德好意地向衙门里的人谈起这些，还说他本人也很讨厌铺张浪费。不料，他的话很快就传到了李鸿章那里。下一次赫德去的时候，李鸿章备了一桌精美的菜肴，足足有60多盘，从鱼翅到荔枝，应有尽有。食量再大的人也要望而生畏，赫德被迫每样菜都尝了一点，而李鸿章则对他的局促狼狈甚为得意，不动声色地评论道：“这回你再也不会到别处去说在我家吃得像个苦力了吧。”
罗伯特·赫德见识过李鸿章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那是1864年他被召去调停李鸿章和戈登的激烈争吵的时候——那段时间戈登向他介绍了李鸿章的背信弃义和冷酷无情。
赫德一直提防着李鸿章，但面对政府中大量的犬儒主义和不诚信的行为，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从专业的角度讲，他尊敬李鸿章，这种尊敬随着两人在各自的任上渐渐老去而逐步增长。“李鸿章并不很坏，”赫德说，“但他所处的环境则很糟糕。他很有才能，但却缺乏正直和诚实。”
尽管李鸿章腐败、不诚实和机会主义，但他是个行动的人，只要他拿定主意的事情，就一定有能力做好。他使自己陷身于大量例行公事和令人讨厌的工作上，在有限的细节问题上倾注了他的精力。其他的汉族大臣可能在晒太阳，避免任何麻烦，而李鸿章却是个肉身发电机，这倒有点像北爱尔兰佬所赞赏的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