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在夏天所颁布的许多维新诏令都继续有效，尤其是那些为军事、工业、贸易和发展国立学校体系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除的改革措施是那些铁帽子们最担心的——那些试图开放现存政治体制的措施。对维新派的处理（逮捕或处死），并没有清除维新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而只是使它的鼓吹者更谨慎一些而已。
1898年11月16日的一篇上谕，清楚地表明了她本人的意愿和改革政策：
从来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见，力戒因循。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盖立法之初，未尝不善，迨积久弊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然或徒务虚名，不求实际，则立一法又生一弊，于国事仍无裨益。故弊去其太甚，法期于可行，必须慎始图终，实事求是，乃能有济。
深宫宵旰焦劳，勤求治理，无时不以力图自强为念。然内外臣工，大率畏难苟安，不知振作。国家所赖以宏济艰难、补救时局者，果安在耶？
即如泰西各国风俗政令，与中国虽有不同，而其兵农工商诸务，类能力致富强，确有明效。苟能择善而从，次第举办，自可日期有功。
第恐浅识之徒，妄生揣测，或疑朝廷蹈常习故，不复为久远之谋，实于励精图治之心大相刺谬。总之，兴利除弊，责在疆臣；指陈得失，责在言路。嗣后内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责者，务当各抒所见，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切实陈奏，以备采择施行，毋得徒以空言塞责，致负殷殷求治之意。22
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亨利·科伯恩这样评估朝廷上的情形：
我认为事情很明显，皇帝面对这样的美景（在自己手里重塑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无法自持，他并不清楚在他的改革之路上有怎样的困难。比起他的那些维新顾问，人们更有理由原谅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外部世界的经验。我以为，他们把他移走，颇像我国（英国）的煽动者移走那些乌合之众；这些人相信：一品脱容量的壶能装下一夸脱水23的日子终于来了。皇帝对未来的想象，很少怀疑，很少私心，但也很少实践上的可行性。
科伯恩颇有见地的评估与众不同。多数权威人士断言：慈禧的再度掌权是“残忍的”，并且，他们通常声称：她“废除了”所有的改革措施。历史学家说她“折磨着可怜的光绪。”“在他的余生里，光绪一直生活在他姨妈的淫威之下。”这是严重的夸张。他一直就顺从她，这种顺从，即是出于自我本性，也是出于自我选择。他不断恶化的身体和情绪状况，使他日益依赖于他的姨妈。他不是她的囚犯。在颐和园，许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她隔壁的宫殿里，她不断为他操心，敦促亲王大臣们找更好的医生为他治病，他的慢性病越来越糟糕了。经过三年的反思，在1901年的一篇上谕中，光绪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康野狐和维新运动的真实看法：
丁戊（1897、1898两年）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24
有两位在百日维新后的几个月里有机会连续贴近观察光绪的女人，她们都注意到：光绪害羞而忧郁。这是他终生的性格特点。光绪后来住在已经部分修复的颐和园的昆明湖畔，和慈禧的住处紧挨着，他的私人宫殿也和慈禧的一样雅致而豪华。在那儿，他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潜心学习，大量阅读，研习英文，学弹钢琴。他对皇后和嫔妃毫无兴趣，却很喜爱孩子。“他在宫里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也完全不理睬那些漂亮姑娘和太后身边的女人。”他极不情愿地履行自己在朝廷上的义务。每日的朝见使他烦不胜烦，一有机会就会溜出来，用无休无止的香烟抚慰自己。两位观察者都没有发现他憎恨自己的姨妈的明显迹象。“他们的关系，虽然严格恪守礼仪……但似乎还算友好。在他这边，即使他感觉到自己的政府由于1898年的政变而受到掣肘的话，他也似乎并不觉得太后对此有什么责任。”
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于这次危机的结果可以说喜忧参半：
这儿的情形转瞬间全变了……太后把皇帝逼到了后台，控制了政府。但是我担心，亲俄派（李鸿章）赢了，而皇帝的废黜也许是巴布罗福（俄国公使）对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的回击。……有谣传说：皇帝已经向伊藤博文求助，而且这和太后的突然出击大有关系：这个老太太已经安静——简直太安静了——好几个礼拜，毫无疑问，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她和她的“后党”精心准备好了的。她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女人，用一场使人震惊的政变（像她曾经把他扶上皇位一样）把皇帝击倒了。
百日维新的垮台，真正的胜利者是李鸿章。他的目标有一连串：替换掉曾经鲁莽地让自己既丢脸又丢钱的皇帝；恢复太后作为政府中主要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就有希望通过她更容易地收复自己的头衔和特权；最后，将他的铁帽子死对头们置于自我毁灭的危险之中。像他从前所干的那样，李鸿章将操纵危机，使事情向尽可能糟糕的方向发展。当他被召唤去拯救大清王朝的时候，他的价钱就会陡然上涨（他一直都这样），而且，必须在他采取行动之前支付。简简单单的敲诈，在他手上就上升为一门艺术。这一切，恰好发生在1900年。
由于李鸿章对铁帽子们的幕后帮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再加上袁世凯将皇帝出卖给了他们，而杨崇伊御史又帮着把他们的意见巧妙地呈献给了太后，所以，李鸿章很快就恢复了他总督的职位。这一回，他被派到遥远的广州，在那儿，铁帽子们觉得他的威胁会小很多。当然，这回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错了。李鸿章的报复才刚刚开始，他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
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里，端郡王集团相信，他们如今几乎完全控制了朝廷，于是，他们就开始为那个光辉的日子做准备了：把所有洋鬼子从中国赶出去。这些准备工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露端倪，但所有这些都被外国公使馆误解了，只有传教士们对此有模模糊糊的领会。端郡王，一个被荣誉冲昏了头脑却毫不关心自己是怎么得到这些荣誉的家伙，正在通过恐怖手段而成为北京城的最高权威。慈禧不断犯下大错，由于显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深深地陷入了端郡王的圈套。许多年来她都没能正确认识他，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年轻一代宗室亲王中最有干劲的一位。现如今，他的活力看上去倒更像是妄想狂，他的宫廷安全部队，其举动不太像是保护者，倒更像是监狱看守。
第四部分 逃亡第65节 告密（6）
【译注】
1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幼弟。不应科举。1897年在澳门办《知新报》，后在上海办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主张改革科举以出人才。因参与维新被捕就义，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2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又译伦敦差会、伦敦会，是英国一个跨教派传教机构，成立于1795年。曾派遣过许多著名的传教士（如马礼逊）来华传教，然而书中提到的李提摩太却是受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来华的。伦敦传道会还在上海创办过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1843），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
3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美国传教会机构，创立于1704年。后来分为南长老会和北长老会。
4奥吉亚斯王的牛棚，奥吉亚斯（Augeas）是传说中的希腊国王，据说他养了3；000头牛，而且30年未曾清洗过他的牛棚。因此在西方谚语中，用“奥吉亚斯王的牛棚”来指称那些最脏的东西。
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6同上书，第161页。
7同上。
8袁世凯：《戊戌日记》，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9同上。
10同上。
11光绪和伊藤博文的这段对话，载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1898年10月30日）《昌言报》（转译自日本《梅尔报》）。这里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4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12杨深秀（1849…1898），号仪村，山西闻喜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二十三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时列强欺侮中国益甚，杨担任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绪皇帝上了《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一时传诵。二十四年，俄国割占旅顺、大连，他上疏请联合英、日抗俄，辞甚切直，京城人士，相与传抄。变法失败后被杀。
13宋伯鲁（1853…1932），字子纯，号芝洞，又号芝田，陕西礼泉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乡试副考官、山东道监察御史等职。百日维新中，曾上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以网络人才。变法失败后，被革职通缉，避祸上海，一度流亡日本。
14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1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5作者这里弄错了。《康南海自编年谱》对此的记载是：“是时上幽南海瀛台中，王小航（即王照）与日人谋逾南苑救上，复生（即谭嗣同）与京师侠士大刀王五亦谋救上，皆未及事。”
1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17同上书，165页。
18嘉约翰，即约翰·格拉斯哥·克尔（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美国传教士、医生，1855年到广州医务传教会的眼科医院工作，在中国传教、行医多年。据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传》记载，康广仁曾“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
19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3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0同上书，434页。
21徐致靖（1826…1918），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转编修，历左右春坊赞善、左中允、右庶子、侍讲、侍读学士。徐致靖因与康有为结邻而居，朝夕相叙，受其影响日深。百日维新中，屡次上书陈事，呼吁新政。授礼部右侍郎。变法失败后，被捕下狱。庚子拳乱中，方始获释，“出狱待罪”，后赦免。光绪二十七年南归，客居杭州。徐致靖生平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廉静寡欲”。著有《上虞县志》、《奏议》、《仅叟诗文》若干卷，皆藏于家。
2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5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3品脱（pint）和夸脱（quart）均为英制容积单位，1品脱= 0。5夸脱。
24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46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四部分 逃亡第66节 逃亡（1）
就在北京城的血腥报复进行之中的时候，康野狐也正在英国轮船“重庆号”的下等舱里和他的伙计们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肉包子，这艘船正沿着中国海岸一路颠簸向下航行，前往上海。康野狐全然不知自己是正在通令捉拿的对象。尽管他后来自夸，他的南下之旅肩负着皇上的秘密使命，但这一点却并没有被他的行为所证实。
9月20日，他出席完最后一轮午夜告别晚会，离开北京，登上了前往天津的早班火车。作为一个自我放纵者，他为自己订了头等车厢，这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就到了天津，找了家旅馆，第二天，登上重庆号蒸汽邮轮。由于太拥挤了，他没能得到好一点的铺位，只好将就着在下等舱凑合，和那些呕吐不止的伙计们挤在一起。经过三天的航行，邮轮驶过宽阔的扬子江口，进入狭窄的黄埔江，向上海港靠近。邮轮缓慢驶向吴淞口凋敝破败的市郊，人类排泄物所发出的恶臭扑面而来，正在这时，一艘快艇靠了过来。几分钟之后，《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走到康有为的面前。濮兰德，皮肤红润黝黑，头发用薰衣草润发油抹得光溜溜的，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他一会儿看看照片，一会儿又看看康有为，问，“这是你的照片吗？你在北京杀人了么？”
濮兰德是奉英国驻上海署理总领事白利南1之命，前来拦截康有为的。
在北京，李提摩太急匆匆地赶到了英国公使馆，近乎歇斯底里地敦促窦纳乐爵士设法营救康有为，使其免受中国人的审判。指令很快就通过电报发到了沿海各大城市的英国领事馆，指示他们密切注意康有为的行踪，争取赶在满清当局逮捕他之前将他营救出来。然而没等这些信息传到上海领事馆，白利南就已经在地方当局的鼓动下开始自作主张地采取行动了。在1898年9月26日写给窦纳乐的信中，白利南描述了当时古怪的情形：
23日早晨，我收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