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疑的入教者。草民和传教士一直支持他们狮子开大口，夸大他们的抗议和要求，漫天要价地勒索赔偿。在与教民的争执中，败下阵来的非基督徒乡民被迫在教堂内摆下酒席，款待胜利者，在教民们戏弄嘲笑、大放鞭炮的时候，跪在地上向他们呈献每一道菜。血债不断被创造，他们偿还的日子也慢慢临近。
慈禧曾对她的御前女官德龄说：“中国的洋教徒是些最坏的人。他们劫掠穷苦的乡下人，抢田霸地，横行乡里。而那些传教士还护着他们，为的是自己可以从中分一杯羹。”
1899年3月，张汝梅巡抚因为防治洪水的失败而被革了职，取代他的是毓贤。此人和端郡王一样，也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仇外者，梦想从中国清除所有的外国势力。毓贤成了铁帽子们在山东的新前锋，那个地方与外国人之间的对抗眼看就要爆炸了。他并不是德国人想要的人：一个优先考虑他们利益的唯唯诺诺的官吏。正相反，他是一个比李秉衡还要狂热的极端分子。
在领导山东反教运动的团体中，也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于像大刀会这样的乡勇来说，有一个难题就是需要耗时费力让每一个新来者成为精于肉搏格斗的行家。如果要让反教运动不断得到大规模普及的话，那么它就不得不拿出更容易、更快捷的结果。仿佛是为了回应这个难题似的，一场被称为“神拳”的新兴运动出现了，他们着重于“武术”的魔力方面，而不太强调严格的身体训练。用不着耗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去练习技击直至他们成为徒手格斗方面的行家里手，“神拳”拳师的传授时间不足一周（甚至常常不到一天），在法术、仪式和咒语的帮助下，很快就能进入一种宗教迷狂状态。在迷狂持续期间（从几分钟到一小时甚至更长），年轻人就会被他们所喜爱的神明（来自中国小说和乡村戏剧中的人物）附体，然后就变得刀枪不入，子弹也奈何他不得。展示完这许多癫痫发作的症候之后，他们就会参与暴烈的运动，表演每个中国孩子打小就开始玩的那种拳打脚踢的把戏。这是速成武术，每个人只需要通过最小的努力就可以表演。拳不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明附体，因为正是这种刀枪不入的集体性假想，才使得拳师们觉得自己锐不可当。
他们的教练是那些巡回流动的“师傅”，穿着打扮或僧或道，走村串户，来去无踪。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宗教仪式方面颇有造诣，包括催眠术方面的基本知识。他们在装神弄鬼方面堪称专家，在招募无知的年轻乡民方面也同样技艺非凡，这些年轻人很容易被从事反教大业的辉煌前景所点燃。或许，年轻的“神拳”只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乡村现象，至于那些巡回师傅来自何方，当时又是什么导致他们当中有这么人全都去了山东西部，以及后来为什么转到了北京，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些教练是作为组织者和煽动者而被派出来的，同样，那些印刷的宣传品得以散布流传也是为了煽动乡民。他们或许是由前强盗头子董福祥将军为铁帽子们招募来的，其途径便是他和强盗们的地下秘密帮会以及乡村庙会上的江湖骗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董福祥的一位把兄弟后来领导了一帮拳师的中坚分子，其组成人员就主要是那些“师傅”。这些都符合这个模式。
1896年，神拳最初出现在山东的西北部，大约与此同时，最有前途的大刀会被吸收进了民团组织。李秉衡和毓贤曾鼓励他们成长，并想方设法要引导他们，控制他们。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78节 草民（3）
辛博森讲述了当时外国使馆为什么没有认真对待他们：
获得批准的政府官员正式参观了那些新兵，他们表演了整套恐怖的仪式，勇敢地站在一个身上插满羽毛的拳师的前面；观看了拳师往他的老式短枪里装填火药，用一个枪塞堵住了顶部；目击了一小把铁弹被装填了进去，但没用枪塞填充通常的位置，还注意到了“师傅”用他致命的武器比划了一下，以便在点火之前给他的观众留下更深的印象，不过人们没有注意到铁弹已经愉快地蹦出了那生锈的枪管；到最后，当火引子向外喷射火焰，震耳的声音在距离新兵一人远的地方炸响，他们，还有其他数千人都看见了，他毫发无损。
也有一些偶然的错误，一个家伙用炮弹轰击另外两个人，而另外的人却忘了偏移行刑队的子弹。这些失误被解释为准备工作不到位：受害人没有严格执行他们的仪式。西方人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反正大多数中国农民和许多士绅是坚信不疑的。唯其信仰，所以才敬畏。为了传播他们的宣传品，拳师用上了恐吓连环信：“如果你不传递此信，你将不得好死。另一方面，如果你复制此信并交给他人一次，你的家庭就是安全的。如果你复制十次并将副本交给他人，你们整个村子就是安全的。”
一种巨大的激情逐渐席卷到了山东之外，这种激情由于令人绝望的贫困而不断高涨，他们仅有的装备是棍棒和火把，扛着的旗子写着他们的口号“扶清灭洋”。在“义和拳”的名义下，他们开始攻击性地搜寻基督教民，打伤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家洗劫一空，再一把火烧掉。除此之外，少数教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这样的事变成倍增加，伤害赔偿被传教士们夸大为谋杀赔偿，北京的公使馆被迫提出抗议。
伦敦传道会的分会在1899年的5月、8月和10月，先后受到袭击。10月，袁世凯将军的堂弟被派去驱散一大队正在恐吓基督教徒的拳民。在靠近平原镇的一座庙里，他把一千多名拳民逼到了绝路，然后就开了火。凭着一些木棍、几杆步枪和一门老古董火炮，拳民奋起还击，把老袁的堂弟打得抱头鼠窜。政府的援兵很快就赶到了，杀了28个拳民，包括一位本地首领。当战斗结束，一位赶来为那位年轻拳民辩护的乡村老者被士兵开枪打死了。他的被杀激起了巡抚毓贤的强烈反应，他建议北京剥去袁世凯堂弟的兵权，调到别的职位上。在山东的乡村，毓贤的行动清楚地表明这样的信息：拳民享受巡抚大人的保护。
有了这样的鼓励，义和拳的队伍迅速壮大，来的人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本地小青年、退役士兵、失业船员、流浪汉、无赖、江湖骗子和机会主义者。他们装饰着红色的头巾、护腕和腰带，焚烧写有咒语的裱纸，然后把纸灰吞进肚子，进入具有表演意味的迷狂恍惚，然后被他们所喜爱的超级英雄附体。接下来，他们就为乡村地方清除他们共同的敌人。
1899年11月，一大队拳民在大名鼎鼎的朱红灯3的带领下，在劫掠了许多基督教村庄之后，正行进在回家的路上。就在这时，他们遭到了中国天主教徒的埋伏。拳民们反击，结果三名教民受伤，两名被杀，他们的镇子被烧。因为这些凶杀，冲突戏剧性地逐步升级。毓贤巡抚被迫采取行动以恢复秩序——骚乱是一回事，杀人，则是另一回事。几天之后，当义和拳的首领们开始内讧的时候，政府军突然袭击，把朱红灯抓了起来，因为他扮成一个撒播大粪的农夫试图逃跑。
毓贤巡抚显然指望他逮捕朱红灯的举动能够对公使馆方面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就像几年前他杀掉两个大刀会的头目一样。然而，关注焦点突然从天主教传教士转移到美国新教徒的工作上来了。他们的抗议提交给了北京的美国公使爱德温·康格，最后有了一个结果。12月初，总理衙门通知毓贤：康格“暗示要酌将（该巡抚）免职。”因为康格先生并不是个“惯于爱管闲事的家伙”，所以总理衙门认为他的抗议并非没有道理。第二天，毓贤的位置就被袁世凯将军取代了，他（由于他对李鸿章的忠诚要胜过铁帽子们）立即开始着手改变毓贤对待拳民的策略。
甫一抵达山东，袁世凯就发布了一篇公告，宣布采用严厉的标准，以镇压所有匪帮和麻烦制造者，不管他们披的是什么虎皮。如果这些标准得到全面执行，那么义和团运动就很有可能突然走向终结。不过，在他到任后的一个月之内，他收到了不下于三篇谕旨（毫无疑问是端郡王促成的），警告他要“格外小心”。
然而，12月里最重要的发展，是义和团的一位新的战地指挥官从陕西到了山东，有人要取代毓贤的位置了。此人是一位能力超凡的强盗，名叫李来中，也是穆斯林将军董福祥的一位拜把兄弟，并通过董福祥直接联系着端郡王。他的到来意味着一场新的暴行。这期间，毓贤已被委任为山西巡抚，那是北京西边的一个省份，在董福祥将军的边疆领地的边缘上。
义和团立即就爆发了。照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中国基督徒，但事有凑巧，一位西方传教士撞倒了他们的枪口上。1899年12月的最后一天，英国国教传教士卜克斯牧师正冒着漫天飞雪返回他在平阴（位于黄河边上）的教堂，此时，一队拿着大刀的拳民围住了他。卜克斯并没有向他们的抢掠或其他侮辱行径屈服，而是进行了抵抗，结果，他的头和手臂被砍伤了。拳民们将他剥得只剩下内衣裤，然后把他拖走了。在刺骨的寒冷中，卜克斯试着和他们讨价还价，提议愿出一笔赎金让他们放了自己。当这伙人停下来在一家路边酒馆里吃午饭的时候，就把他绑在了一棵树上。正当他们在里面吃喝吵闹的时候，酒馆老板解开了卜克斯，这位传教士便撒丫子跑了，没想到在离一座由“英国海外福音推广公会”管理的教堂约一英里的地方被拳民追上了，并被他们剁得体无完肤。他的头被割了下来，尸体被扔到一条臭水沟里。
卜克斯的被杀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当中激起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冷漠。美国传教士满乐道4医生写信给莫理循：“窦纳乐爵士对此非常冷静，明确表示（卜克斯）不应该到纷扰不宁的乡下乱跑。”巴克斯告诉莫理循，根据英国国教华北主教的说法，“此事看来的确是卜克斯在已经得到警告的情况下，并拒绝了一个卫兵的提议，故意进入那个村子的。”
虽然如此，北京的公使馆还是正式递交了外交抗议，要求最高当局谴责并压制义和团。1900年1月11日，朝廷（温和派和敌对派势均力敌）发布了一篇谕旨，字斟句酌，闪烁其词，就连康格也认为“这样古怪的措辞，其效果颇令人忧虑”。谕旨是这样写的：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护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我朝深仁厚泽，涵濡二百余年。百姓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何致甘心盗弄，自取罪戾。全在各省督抚，慎择贤吏，整饬地方，与民休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平日足以孚民望，遇事自足以服众心。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固根本者在此，联邦交者亦在此。各省督抚，受恩深重，共济时艰，必能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吾民亦当以保卫桑梓身家为念，勿听煽惑以构祸兴戎，勿挟威势以欺侮乡里，庶闾阎安谧，藉释宵旰忧勤，是所至望。5
法国公使毕盛这样评论它的措辞：“含混而灵活”，传达了一种“双重含意”。北京只不过是在公开表明观点：只要新兴的乡村防卫力量不是颠覆分子（排满），他们就不会受到压制。
使馆方面则被义和团运动的双重特性弄得很是困惑。爱德温·康格以一位消息提供者的新情报为基础，在1900年2月的报告中写道：“毫无疑问，太后被吓坏了，并且确实不愿意以必要的武力和严厉的态度对‘义和团’采取行动……她显然认为，在这个时候这样做，既不明智也不安全。强大的武装组织，一旦和政府严阵以对，可能最容易成为一场全面叛乱的核心力量。”
慈禧的确被吓坏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后来对她的御前女官德龄所说的话中得知：“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谕旨，制止拳民……但端王和澜公二人却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所有我们所憎恨的洋人。”接着，她补充道：“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即便使馆方面被搞糊涂了，但乡下的西方人却丝毫不怀疑：这全都是一个险恶策略的组成部分。卜克斯被杀的一个月之前，美国公使馆就收到了山东传教士发来的一封电报，警告：“除非各国使馆联合施压，否则，美国人认为情况几乎令人绝望。” 1月11日那篇令人混乱的谕旨发表的两天之前，太原（山西省的首府，冷酷而狂热的毓贤是该省的新巡抚）的英国传教士拍电报给窦纳乐爵士：“前景非常暗淡……来自最高当局的秘密指令看来是要鼓励（义和团）。”外交使团认为传教士们是在杞人忧天。就在灾难性的1900年开始的时候，罗伯特·赫德爵士写道：“据说，山东的义和团真的正在往北京来，而我们还在争吵不休，争吵是由此开始的：总是有大量的谣言在流传。”
1月初，仿佛是响应预先约定的信号一样，巡回拳师开始穿越整个华北平原从一个又一个村镇向北京移动。这之前，有些西方人的印象是：一群群的山东拳民正在向首都蔓延，但事实与此相反，那些“师傅”们并没有带拳民跟着他们，而是在接近城市的时候一路招募、训练新的信徒。这种情形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正是那些师傅（而不是信徒），才是这场运动背后的政治策略的关键，也是义和团拳民和铁帽子们之间的联结纽带。在一场各自分散但又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