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是这场运动背后的政治策略的关键，也是义和团拳民和铁帽子们之间的联结纽带。在一场各自分散但又彼此相关的移动中，陕西强盗李来中带着他亲手挑选的拳民部队，混杂着本地拳民，也从山东过来了，不同寻常地活跃在北京南郊，和他的拜把兄弟董福祥将军的部队离得很近。在这次义和团策略中，李来中或许是至关重要的元素，没准是个魁首。从那时起，要区分那些五花八门的队伍，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们全都汇聚到了北京。于是，事情很快就失控了。
到了1月底，英、美、法、德、意等国公使给满清朝廷发出了同样的抗议照会，要求颁布一份清楚明确的诏谕，下令彻底镇压义和团。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朝廷指示直隶和山东的官员，禁止义和团的活动，并谕知百姓：这种类型的帮会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使馆方面对此甚是不满，并在4月6日放出了武装干涉的恐怖幽灵：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如果他们关于彻底镇压义和团的要求没有兑现，外国战舰和军队就会出面介入了。
4月中旬，另一篇谕旨采用了更加含混模糊的措辞，反复说明：自卫军将受到宽容对待，但与此同时，也告诫老百姓不要骚扰中国教民。义和团把这理解为官方对他们的组织的认可，并且宣布：他们如今将在皇帝的保护下活动。
5月初，铁帽子们建议：拳民应该全部被吸收进地方民团，在那儿他们将得到训练、供养，还有兵饷。朝廷命令新任直隶总督裕禄6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考虑铁帽子们的建议并回禀。两位大员斗胆极力反对。年长的裕禄（此人和英国驻天津领事私交甚好）暗示：以他看来，拳民都是些犯罪分子和江湖骗子。袁世凯则直言不讳，说：“该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详教。……窃以为……因其私团而官练之，实属必不可行。”7
袁世凯的警告掉进了聋子的耳朵里。
【译注】
1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西方传说中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和他的伙伴们出没的地方。
2毓贤（？…1901），字佐臣，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出身。历官山东按察使、布政使，江宁将军，山东、山西巡抚。庚子事变后遣戍新疆，抵达甘肃时被赐死。
3朱红灯（1850…1899），原名朱逢明，乳名小朱子。山东泗水人。著名的义和团首领。
4满乐道，即罗伯特·考特曼（Robert Coltman 1862…1931），满乐道是其中文名，美国北长老会来华传教的医师、商人。曾在京师同文馆讲授医学。
5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五册第37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6裕禄（？…1900），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子。刑部笔帖式出身，历任湖广、两江、四川总督。光绪二十四年（1898），召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徵荣禄入枢廷，遂代之督直隶。庚子事变中，天津城陷后自杀。
7袁世凯《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奏折》，转引自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第980页。红旗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79节 坏事是这样来的（1）
到了1900年的暮春，来自那条从紫禁城出发流经使馆区的敞口排水沟的气味，越来越浓郁了。对于使馆区的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春天，照例也有饥饿的农夫所引发的外省暴乱，不过多数外国职员已经学会了对乡下人和排水沟概不理睬。这时节，也差不多是该打点行装动身前往西山（在北京西南15英里）休养地的时间了。野餐和晚餐舞会，赛马以及远足，将令人愉快的消遣娱乐填满春天的最后几周。
5月里的大事，是英国使馆庆祝维多利亚女王81岁生日（也是她在世的最后一个生日）所举办的宴会。在59位来宾当中，男女宾客的比例是二比一，光彩照人的窦纳乐夫人领着乔治·莫理循和罗伯特·赫德爵士就席。晚宴后，在挂满中国纸灯笼的网球场上还有舞会，为舞会伴奏的是总司大人新组建的管弦乐队。
两周之前，1900年5月10日，《字林西报》刊载了来自北京的一位“本地通信记者”的匿名报道，作者显然是一位有些西方朋友的世家小官吏。文章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笔者竭诚以告：有一项重大的秘密计划，其目的是要镇压所有在华洋人，并借此收复“租借”给他们的领土。……主要领导者有：太后、庆亲王、端郡王、刚毅、赵舒翘（铁帽子的刑部首脑）和李秉衡。……所利用的军队是庆亲王统领的神机营（5万人），端郡王统领的虎神营（1万人）和刚毅等人统领的御林军各旗部队（总计1万2千人）。这7万2千人构成了复仇大军的核心力量，同时，义和团也将被当作这场大战的后备力量，而这场大战的迫在眉睫是北京或其他地方的洋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所有上层社会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一切，那些把洋人归到自己的朋友之列的人也已经警告了他们，但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看，他们都更愿意一笑置之。
这样清楚明白的关于正在迫近的流血警告完全被忽视了。然而有大量的危险比北京的任何外国人所了解到的都更为严重，因为铁帽子们正打算在义和团“自发的”反教暴动的掩护下发起攻击。德国人不依不饶的持续施压，以及山东和直隶的西方传教士和吃教者带了的更多麻烦，甚至在中国政府高层的温和派当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义愤，以至于铁帽子们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庄亲王和澜公如今是京城的步军统领和副统领，这个职位让他们掌管着北京的警察和秘密警察机构，并使他们能够对高层温和派对头实行监视和胁迫。端郡王在宫里占据着同样的职位，在那里，他凭着对太后的个人影响以及对宫廷内部安全的控制，使得荣禄和其他温和派要想干涉都很困难。铁帽子小集团还把下列职位受入囊中：顺天府尹（北京市长）、刑部和礼部尚书、内阁和军机处首席大臣。这大大夸张了强硬派威权无边的感觉，虽然他们在朝廷上并不具备压倒性优势。温和派仍然能够堵住他们。灭尽所有洋鬼子的预定日期被定在1900年7月，离现在还不到两个月，这个日期是由算命先生掐定的，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卦象和历法的会合点。铁帽子们虽然选定了日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得到了太后和朝廷的支持，所以他们很快将不得不实行恐怖的血腥统治，以便让他们的死对头们闭嘴。
说到使馆方面，不管他们就义和团事件怎样再三抗议，也不管他们怎样威胁要叫来外国军队，他们其实并没有把这场危险正儿八经当回事，因为他们正在忙于对付他们所认为的在北京的最大危险：无聊。爱德温·康格和窦纳乐爵士都嘲笑义和团是“几个神神叨叨的家伙。”这个春天没有下雨，整个华北都没有播种。他们坚持认为，只要老天下几天大雨，所有事情很快就会平静下来。
罗伯特·赫德预言灾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他没能帮助人们相信：总有一天，外国人将会把中国人逼得太甚。早在1894年，他的大拇指就已经发痒了，因为铁帽子的阴谋暗流已经越来越汹涌了。他很为外国侨民的弱点而焦虑：“在北京这儿，我们就是身处老鼠夹子中，任由中国人摆布：如果我们全都能聚拢起来，就能对付一群乌合之众，但我们一盘散沙……如果将有一场争端，我怀疑我们中的许多人怕是会逃之夭夭的。”他又补充道：“我认为下面这样的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一个（中国的）绝望的时期或许会表现为最狂暴的愤怒，而我们这些在北京的外国人则统统会被消灭掉。”围攻开始的8个月之前，他写道：“北京的所有外国人将会被消灭，而黄金时代将会回到中国。”他又补充道：“董福祥的军事乌合之众就驻扎在3英里之外，如果他们挣脱了束缚，那我们倒霉的日子也就到了。”
1900年5月，他写道：“谣传说太后是被她自己‘咬伤’的，她同情（义和团）。但我真的对官方的感觉所知甚少，而且在表面现象的底下，我也实在看不出什么东西。”如果她是被人咬伤的，那倒没准是真的，因为西方人正起劲地发表康有为、梁启超和林文庆那些粗俗下流的攻击，并对之深信不疑。这只能让这位老太太更容易被端郡王和刚毅劝诱说服。人类是出了名的容易受到沙文主义的影响，慈禧也不例外。赫德后来得知：最好的义和团表演者先在端郡王面前进行了展示，然后再来到皇帝和太后面前，在铁帽子们的安排下进行御前表演。这样的技艺在乡村庙会上已经磨炼过数千次，他们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除了那些最坚定的怀疑论者。在这样的时刻，集体意志也保准会被愚弄。慈禧对京城之外的世界毫无实际经验。中日战争之前，她就曾经被说服，打心眼里相信：李鸿章的新水师坚不可摧，而那些德国人设计的坚固港口也固若金汤，所以，她凭什么不会相信端郡王的魔法武器呢。她后来描述了端郡王是如何告诉她的：他看见“一个拳民用火枪向另一个射击，子弹打中了，但那人却毫发无损。”毫无疑问，端郡王相信了这一切。当慈禧就此事和荣禄讨论时，他嘲笑了端郡王的愚蠢，并告诉她“一个洋兵可以毫不费力地杀死一百个拳民。”还说端郡王“丧心病狂”，在他们完蛋之前，义和团“必将闯下大祸”。在中国法术和表演技巧依然有着巨大威力的情况下，而慈禧又在犹疑不定，她的顾问们就将她向反的方向拉了。
使馆方面对赫德的苦恼毫无兴趣，对于发表在《字林西报》上的直来直去的警告，他们表现出的兴趣也不见得多到哪儿去。没有任何自我怀疑的感觉困扰外国侨民，他们站在上帝一边，不会受到伤害，因为面对愚昧的中国人，文明的使者将会受到道德优越的保护。正如拳民们面对西方人的子弹一样，也刀枪不入。亦如日之中升面对弱智低能。
什么事也没发生，窦纳乐爵士采取的防范措施就是召来一支海军炫耀武力，两艘英国战舰停靠在大沽要塞外的锚地，4月中旬，又有几艘炮艇加入了进来：一艘美国的，一艘法国的，两艘意大利的。一个月之内，将会有24艘外国军舰抵达大沽口外。就像百日维新结束时英国舰队在这一海域露面的情形一样，这一举动使得朝廷恐慌起来，温和派也忧心忡忡，而铁帽子们则被激怒了。
1900年，北京城里大概有500名外国居民，他们当中有一半是传教士，管理着教堂、医院、诊所、孤儿院和学校，由于宗派差异，他们之间很少通气。比较起来，使馆区算是个自满自足的世界。一共有11家公使馆：奥匈帝国、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日本、俄国、西班牙和美国。它们并没有连成一个整体，而是杂乱地散布在一个长方形区域，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各边有一英里，蜷缩在紫禁城的一侧。南部边界是一堵墙，标志着旗人区的界限；在它的矮墙的那一边，是臭气熏天、嘈杂喧闹的汉人区；东边，一条主街通到哈达门（即崇文门）；北边是紫禁城的外墙；而西边则是天安门，是进入错综复杂的皇宫的主门。臭气熏天的排水沟从使馆区穿行而过，充满着黑色的污泥，一条两边绿树成行的街道，将英国使馆及相邻的翰林院与围墙圈着的肃王宫花园分隔开来。起初，英国使馆是整个肃王府的一部分，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城后，它就被英国得到了。
除了使馆本身之外，这一区域还布满了商铺、货栈、银行、事务所和一家旅馆，其中有些是有钱的中国人所拥有，另一些则是外国公司的。这儿有：汇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怡和商行，两家库存丰富的商店（分别时英伯克和基鲁夫开设的），以及由瑞士人奥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美国妻子安妮·伊丽莎白·麦卡锡所经营的北京饭店。罗伯特·赫德的中国海关和口岸事务所的西方雇员，在附近有他们自己的聚居区，还有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几位教师。
这个孑然孤立的社群，其领头人就是窦纳乐爵士，此公是位身材瘦长、处事谨慎的48岁的苏格兰人，蓄着一副亲切的胡子，用蜡进行过定型处理，有着军人的风度，那是在1880年代早期在希腊战争期间培养成的。他是个严肃的人，也是个好人，严厉苛刻、沉默寡言、富有思想；他还顽强、勇敢，是个靠得住的军事指挥官。但他缺乏耐心和想象力，在对东方问题的理解方面，他并不像他的东京同行萨道义爵士那样敏锐，萨道义爵士像赫德一样，成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远东。虽然西班牙公使是这个外交使团中的老前辈，但窦纳乐爵士是最强大的“列强”的代表，而且他的公使馆也是这个社群最有吸引力的中心。至于莫理循，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对头，对他的个人评价都是：冷酷无情，窦纳乐爵士将他描述为一个“智慧和判断力一样稀少”的家伙。
5月，义和团在北京城外的活动突然之间爆发了。在一个叫涞水的小镇上，那里的教徒和非教徒势均力敌，中国教民砸了一个乡村庙会，掀掉了本地神明的牌匾。为了报复，非教民洗劫了村子里的教堂。当满清的政府官员袒护教民的时候，怨恨就开始生长，1900年5月12日，一伙拳民焚烧了教堂和所有教民的房子，屠杀了30个教徒家庭。随后，这伙拳民又击溃了一支皇家刑警队，并打死了他们的统带。60名拳民也死于这场战斗。几天之后，义和团一把火将“伦敦传道会”的一座教堂夷为平地，那儿距离北京城只有40英里。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