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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关于围攻的悲剧神话，不得不由使馆方面到那些教民所遭受的极度痛苦中去抄袭。到了7月13日，在攻打花园23天之后，肃王府四分之三的部分已经落入清军之手。英勇无畏、聪明过人、毅力可嘉的柴五郎大佐和他的日本水兵们是怎样阻挡铁帽子军队席卷整个花园、屠杀所有本国教民的呢。
焦虑不安的西方人很乐意把这个使命留给日本人，因为他们有另外的麻烦要对付。虽然他们百分之九十的人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一个拳民，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男人和女人）都躲在紧闭的门后不住地歇斯底里，或者继续猛灌那些抢掠来的五花八门的酒：香槟、杜松子酒、威士忌、白兰地。所谓的围攻，倒成了一个酒气熏天的节假日。有些使馆人员则热心于当众表演装模作样的冷静。留声机及音乐盒也被从基鲁夫的商店里解放了出来。只要得到最轻微的鼓励，华俄道胜银行经理的夫人璞科第太太（从前是圣彼得堡一位歌剧演员）就会引吭高歌，来几支咏叹调。英国人则打板球。当大雨倾盆、水漫金山的时候，使馆里的人就扎起木筏，在附近划水玩。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冯·贝洛先生总是一边喝荷兰杜松子酒，一边弹钢琴。波莉·史密斯说：“在一次可怕的进攻期间，他突然预感到这就是末日。……他忍受着灵魂的巨大痛苦，弹奏着，但几个小时之后被粗暴地唤醒了，人们告诉他，进攻全都结束了，这一次他至少不会在如醉如痴的音乐中被杀死了。”到处都有牢骚满腹。人们觉得：这些外交官们逃避了他们所有的职责。
美国公使的夫人、虔诚地献身于基督科学教派的莎拉·康格倒显得很乐观，这真令人气恼。“她认真地向我们保证，”波莉写道，“使我们烦躁不安、荒腔走板的，正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这个非常时期。她还强调：虽然有战争对抗的表面迹象，但那确实只是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并没有一颗子弹进入房子。错误地导致我们相信这是实情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我们过于敏感的头脑。”不管怎么说，莎拉·康格是对的。围攻主要是他们的想象，很少有子弹落到附近的任何地方。围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休战中度过的。所以，与其说它是一场围攻，不如说是一次冷战。
赫伯特·斯奎尔斯，美国使馆贪得无厌的一等秘书，表现得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如果斯奎尔斯先生是公使，我们就决不会陷入目前这样糟糕的境地。” 斯特劳兹上校被杀后，斯奎尔斯就成了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
法国公使、前新闻记者毕盛，一位大个子男人，蓄着威严气派的胡子，常听到他嘴里咕咕哝哝：“Nous sommes perdus！”（法语：我们完了。）在英国佬当中，对毕盛看法完全一致。辛博森称他“胆小鬼”，而莫理循则称他“贪生怕死的杂种”，“整个使馆区的笑柄”以及“可恶的懦夫”。鬼也想象不到，中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在法国使馆的地底下挖地道，除非是一门心思要摧毁它那非同凡响的酒窖。
围攻刚开始的时候，毕盛就让使馆卫兵帮着他烧掉了所有的外交档案，而毕盛太太则手忙脚乱扑住那些飘起来的纸片，再烧掉它们。俄国公使格尔思男爵不甘落后，第二天也把自己的档案给烧了。莫理循对于法、俄两国外交的相对价值有自己的看法，他给法国外交档案出价5；000美元，俄国的则是50；000美元。
最近以来一直强健矍铄的罗伯特·赫德爵士，因为感到绝望而在眨眼之间变了一个人。他如今65岁了，而且日益衰弱，却要装出勇敢的样子。虽然收到了让他打上黑领结去窦纳乐爵士的专用餐桌上用餐的邀请，但他拒绝了，还是和自己的晚辈助手一起吃饭。辛博森说赫德“携带着多少有点令人生畏的武器——至少有两把大号柯尔特式自动手枪，被他绑缚在自己单薄的身体上，而且很可能还有第三把，藏在屁股后面的口袋里。”赫德拒绝参加抢掠酒和雪茄。根据他的命令，海关的食堂总是很朴素：早餐是米饭、茶和果酱，午饭是咖喱赛马肉和米饭，晚餐是咖喱赛马肉、米饭和果酱。赫德深信：满清朝廷已经被疯狂浪潮席卷一空，如今可能一切都没了。他身陷使馆，也无从展开调停，这一事实让他感觉到虚弱而疲乏。
当一切结束的时候，赫德在一封信里写道：“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我感到非常痛心。”他的悲痛，除了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宅邸以及毕生的纪念品之外，他的自尊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方面，赫德没法不去想：中国人在设法杀死他（他们最堪信任、最有价值的雇员）。但这只不过是他在工作中的想象，受到了使馆里一种普遍假想的传染，这种假想认为他们所有人随时都可能被杀，就像在印度兵变中被害的那些英国家庭一样。由于从来也没有哪个洋人像他那样，是个内部人，所以，如果他也没有提前得到通知，那实在太令人难堪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正确理解许多已经出现的信号，就像《字林西报》的通信所警示外国人的那样。在自己的日记里，他注意到了所有那些征兆，然而不知何故，多年来他越来越自我满足，已有的预警信息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要不了多久他就感到麻木了。他全然不知道：他在朝廷上的保护人（包括太后）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所以，他的牺牲，是由于形势的失控，而并不是由于那些背判了他的信任的朋友们。最糟糕的是，赫德在搬入英国使馆的时候发现，所有西方外交官憎恶他，其程度比自己曾经猜想的要严重的多。他们清楚地表明：是他们，而不是赫德，如今在控制着这场演出并发号施令。他是一根额外的拇指，无用而可恶。
天气也不帮忙。时当仲夏，气温超过华氏100度，来自戈壁滩的热风裹挟着灰土和扬沙。苍蝇无处不在，军队和蛆虫一同爬行。熏天的臭气尤其可恶。
有许多甜水井，还有一些味道不佳的水井，所以，水从来就不是个问题，虽然使馆里的水井都愚蠢地紧挨着臭水河，而且大多数水在烧开后要沉淀半个多小时才能喝。痢疾是使馆区内所有人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件事情。
在7月的停火期间，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乐队里的一位老号手偷偷溜进来了。他挨了一位满清官员的打，一只耳朵被割掉了，因为那些人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密探，他这次来是因为他知道外国的医生手段高明。他说，外国军队在大沽大获全胜，并且已经占领了天津，而董福祥和从前的义和团已经去阻挡外国军队进一步向北京推进了。
7月18日，一封信被偷偷地带给了日本公使西德二郎男爵，信中说，一支33；300人的混合武装正准备离开天津，“约在7月20日左右”救援北京。（十分欣赏日本的莫理循描述西德二郎男爵有着“和类人猿最古怪的相似之处。”）每个人都因为这一消息而兴高采烈，不过在十天内他们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好消息了。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91节 北京之围（4）
大沽和天津的失陷，在北京的朝廷里引起了巨大的恐惧，唤醒了他们对于1860年的记忆，并预示着在权力的天平上即将发生一次突然而猛烈的向右偏移。温和派已经预感到了它的到来，所以，总理衙门忧虑不安地重申了他们的请求：外交使节离开使馆。外国公使之间的争吵立即就开始了，有些人想走。但是由于事业的竞争和个性的差异，即便是就他们自己的逃亡而进行一次联合交涉的立场，也一直没能达成一致。窦纳乐爵士含含糊糊地回复了总理衙门，没有明确表示拒绝，这使得温和派对于下一步应该如何努力，完全没有了主意。
荣禄再次尝试让使馆方面相信他的善意，派了一些中国商人进入使馆区，打算开放一个市场，经营鸡蛋、香瓜、黄瓜以及其他新鲜蔬菜。一封短笺被带给赫德，询问他是否安好。
到了7月25日，留给温和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越来越急切地想达成一个看得见的结果，要么成功地劝说公使们即刻离京，要么，如果他们不愿离京的话，那就让他们明码致电本国政府，打消他们对使馆安全的疑虑，这样，正在天津准备的联军救援行动也就可以放弃了。如果温和派能够证明他们优先考虑的确实是谈判而非战争，那么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也只能设法达成其中的一个结果。这之后，一切都太迟了。
总理衙门硬逼着外国公使要他们将启程去天津的日期定下来，并敦促他们向本国政府发出公开的信息，让他们安心。依然在废话连篇的公使们对这两件事都予以拒绝。两天之后，也就是7月27日，总理衙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行了最后一次恳求，他们送来了15大车面粉、甜瓜和冷藏食品，有些是特意留给赫德的，恳请他奉劝公使们启程。而赫德，对于满清朝廷对待自己的方式深感生气，外交使团对自己的不信任也使他反感，于是，他拒绝了，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关上最后一扇门。
北京的形势突然之间发生了不祥的变化，其原因是头天晚上李秉衡的到来，此人是铁帽子们的军事偶像，从前的山东巡抚，正是他，在多年前对乡村民团的潜力大加赏识，从而使他们发展成了“神拳”。虽然对于端郡王的一门心思要逐除所有洋鬼子并恢复帝国的荣耀，他几乎没有什么责任，不过，李秉衡对中国军队能打能赢的绝对把握，倒是给了端郡王不证自明的信心。只要李秉衡在身边，就有这样的可能性（不管多么遥不可及）：老将军能够将政府军及其指挥团队打造成可以信赖的武器。然而他的意外被免职，留下了无依无靠的铁帽子们晕头转向，找不着北。在被迫离职并遭到德国人的羞辱之后，李秉衡被任命为长江水师提督。呆在那条遥远的江边，他得以远离朝廷上因铁帽子们争夺权力而引发的大争论，也使得他没法劝告和抑制他们。尽管王爷们对阴谋诡计有着非同寻常的爱好，但战争和政治的实际经验，他们却少得可怜。他们一本正经地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对义和团处理失当，白白浪费了他们的良好势头，把时间全耗在了和朝廷中的温和派缠讼不休的争论中。大沽陷落时，李秉衡已经着手加强长江三角洲的警戒。7月21日的一篇谕旨命令各省火速驰援北京，帮助守卫京师，阻止联军的推进，李秉衡是少数几个积极响应的地方大员之一。三天之后，另一篇谕旨召他亲自进京，他立即表示响应。
这匹老战马回到身边，极大地鼓舞了铁帽子们，并给了他们挫败温和派对头所必须的力量优势，也使他们注定要走向毁灭。到了27日，温和派正式要求使馆方面拿出一个结果来，他们向窦纳乐爵士和罗伯特·赫德爵士提出强烈呼吁，但再一次彻底失败了。对于铁帽子们来讲，这是妥协政策失败的最后明证，在李秉衡的支持和指导下，他们反击了。
使馆方面最早得知这一突变是在7月27日，随着瓜果蔬菜的到来，紧接着尾随其后的竟然是野战炮。转瞬之间，枪炮声大作，停战寿终正寝。直到此时，也就是7月27日，对使馆的真正围攻才开始了，持续了将近两周。
窦纳乐爵士向总理衙门发出了一连串的抗议，抱怨这些违例行为：子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野战炮也瞄准了公使馆。但一切都太迟了，这些抗议不会被送到任何一个“主和派”的手里。“主战派”如今控制着局面，庆亲王也因为这场新的风吹草动而踮起脚尖，滴溜溜转将起来，他答复窦纳乐爵士（这一回带有明显的讽刺）：“顶多不过是些中国烟花嘛。”
果敢坚决的李秉衡在优柔寡断的朝廷上，其影响力是压倒性的。紫禁城已经越来越不习惯作决定，好斗的勇士们不得不挥舞起他们大头棒，以便在争论中取胜。保守派以他们的爱国诉求和保卫京师的迫切需要，重新纠集到了一起。李秉衡领着铁帽子们，清除最突出的温和派，把恐怖根植在所有那些曾经和他们作对的人的心里。回到北京48小时之后，李秉衡就监斩了朝廷里两个最具有全球视野、最能干的大臣，他们从一开始就和端郡王作对。一位是许景澄3，前任驻法、德、荷、奥、比、俄等国特使；另一位是袁昶4，总理衙门一位主要的温和派。作为精力充沛、率直敢言、开明而实际的政策领袖，他们自6月中旬以来，就一直坚持认为义和团只不过是危险的叛乱，应该彻底镇压，而且，任何攻击外国使馆的行为都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1860年的事实已经证明，抵抗外国列强最终等于自取灭亡。作为老练的外交官和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许景澄和袁昶曾经努力说服端郡王身边的小集团，小心翼翼地反驳他的排外高调，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争取他们支持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有这两个人在那儿干扰对战争的引导，铁帽子们就被捆住了手脚。在李秉衡看来，这是一个危急时刻：“惟其能战，方能言和。”在他们自己看来，铁帽子们还不敢直接攻击温和派。但是如今他们提出了对反对者的指控，要迫使他们承认失败，征集到足够多的支持，以判处两个和平鼓吹者的死刑。第二天早晨，他们就被砍头了。两周之后，作为铁帽子们清除工作的延续，另外三个主要的和平鼓吹者也交出了他们的脑袋，包括兵部尚书徐用仪5，他拒绝在端郡王的宏大战略上签字。在一次最后的复仇行动中，铁帽子们还安排了一次谋杀，这一回的对象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对头——温文尔雅、会使刀叉的张荫桓爵士，百日维新结束之后，他已经被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