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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北数英里的丘陵乡间，有一个名叫奥伯鲁泽尔的小镇，那儿有一排排低矮的营房，这就是空军过渡战俘营。它有两百个单独牢房，每个都是隔音的，都有单独的电暖设备，而不是使用串连的汽暖系统，以防战俘轻叩汽暖管道，互相传递信息。在战争期间，它的正式名称是西线情报分析中心，但大家仍然叫它空军过渡战俘营，因为战俘在送往永久性战俘营之前，都要暂时关押在这里。正如审讯红色空军战俘的东线情报分析中心一样，它隶属于空军的外国空军处。西线情报分析中心在布达佩斯和维罗纳设有分站。
但它的奥伯鲁泽尔站更是最重要的一站。
俘虏被击落之后几天至几个星期便被送到这里。Ｇ——是在被击落之后十八天才到达的。一个飞行员，在被击落和被俘获的时候，通常要被立即带到空军基地，进行初步检查和审问，如果他是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德国人的兴趣与其说在于索取情报，不如说在于邀功请赏：德国飞行员巴不得杀他报功。不过，对轰炸机机组人员的初步审问，往往能得到即将进行的空袭的直接情报。
俘虏连同从他身上和他的飞机上搜出的各种文件和证件，往往由空军过渡战俘营直接支配的车辆，从他被俘的地方一直送到过渡战俘营接受审问，交代范围比较广泛的和技术性的问题。他被接收后，关在一间单独牢房里。他在这儿要填一张表，表的上端印着红十字，下端有“瑞士印制”字样。这不是红十字会的正式表格，而是德国人耍的圈套。有些战俘拒绝填写。一九四二年在法国北部上空的一场混战中被击落的战斗机驾驶员Ａ·ｐ·克拉克中校，就是这样的一个战俘。再说他身上也没有带证件，因此使审问者无法得到可以帮助他们打破俘虏的顽固抗拒的许多线索。他的经历在许多处于同样境地的战俘中具有代表性：我进入牢房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走我的皮夹克和粉红色裤子，说它们不是军服。他们让我穿一条带吊带的英国战地军裤，这条裤子大约是五十号，非常不合身。我在空军过渡战俘营被关押了大约三个星期，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磨破嘴皮子要他们交还我的军服。拿走我的军服， 当然是他们玩弄的鬼把戏， 目的是要挫伤我的士气和自尊心；他们还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试图从我这里获取情报。
我对第一轮正式审问有了思想准备， 因为有人事前已经告诉我，一位戴红十字袖章的小个子工作人员将要见我，他真的不是在为德国人工作， 而“完全是为战俘服务”。他对我说，红十字会将通知我的家属，说我还健在。他有一张通常的卡片（事前已经告诉我们他有这样的卡片），上面填写的项目比许可我们填写的项目还要多， 包括中队的番号和其他项目。我照例说了一通我们没有奉命填写此表的话。他反驳说，每个战俘都填了这张卡片，还说我交待了这些情况对我有利，这样就能保证红十字会的包裹能够迅速邮寄和收到。战俘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他们不晓得他们的家属是否知道他们还健在；红十字会提这个建议，就是相当苯拙地企图利用这种担忧心理。
这种担忧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每一个战俘来说， 刚开始被关押的那段时期，的确是一段非常困难的再调整时期。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我真的成了一名战俘。
这种认识所造成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 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每一个战俘……
后来，我遇到一些非常老练的审问者，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获取情报。这些专业军官中， 有一个名叫冯·席林的人，他性情温和，想方设法和战俘建立一种随和的亲密关系。战俘断然拒绝他的提问，他不计较，仍然平心静气地追求他的目标。我记得有一天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包列罗舞曲”这个名称的意思。 “包列罗舞曲”是第一批美国空军联队飞往欧洲的行动计划的代号……我只是耸了耸肩膀。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紧紧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
一般说来，德国人不硬逼着不愿开口的战俘讲话。他们审问许许多多的战俘，总能找到一个愿意开口的，这比纠缠一个死活不讲话的俘虏要划得来。何况他们觉得刑罚是不会产生效果的。因此，他们总的来说遵守了一九二九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第五条的规定。德国，英国和美国都在这项公约上签了字：“每一战俘，当其受询问时，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或其部队编号。……对俘虏不得施以任何胁迫的方式借以获得有关其军队或国家的情报。对拒绝答复的俘虏不得加以威胁，侮辱、或使之受任何不快或不利之待遇。”
德国人偶尔违反这条规定。他们威胁部分战俘，要把他们当作间谍枪毙掉，或者一连几天不给他们饭食，不让他们洗漱，或者让他们受轻微的刑罚。当英国一级准尉罗伯特·特朗布尔·Ｌ——在他那份假红十字会表格上划一道横杠的时候，审问者恼羞成怒，他离开之后，Ｌ——的牢房热得叫他受不了，他不得不只穿内衣裤，躺在地板上，脸朝着门，试图呼吸一丝清凉空气。他终于向一位审问者讲出了他的中队的编号，他房间的暖气也就关小了。但是德国人没有采用任何比这更强烈的手段。他们拥有更讲究和更能奏效的方法。
他们首先从战俘身上或他的飞机上搜出的任何文件、或者从他所填的假红十字会表格提供的情况着手。负责审问的情报处长海因茨·容格根据这些情报，把战俘交给他的审问者审问。他的审问者都是行家里手。有的是战斗机专家，有的是研究轰炸机驾驶员、轰炸员、炮手和无线电报务员的行家；有的专门研究过四引擎飞机；有的专门研究过战斗机。
容格根据战俘的这些专长，或者类似的背景，或者所担负的文职，分别交给相应的审问者审问。空军过渡战俘营的成功，有容格的很大一部分功劳，因为他把整个审问过程组织得非常严密。容格的一个下级认为他“极富幽默感”。他快五十岁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是飞行员，在一九一八年被击落，先后被法国人和英国人关押过，后来担任德国航空工业部门驻南美洲的代表，战争期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过短期的空军副武官，一九四二年，应一位曾是他战前好友的司令官的请求，他被召到奥伯鲁泽尔。
审问者收到战俘填写的假红十字会表格（现在表格上面有被击落的飞机的号码）的时候，把它送到伤亡登记处。
他在那儿将会看到空军过渡战俘营里是否还有其他战俘也是这架被击落的飞机上的人员，还会看到伤亡登记处能否向他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然后他来到证件检验处，向它提供被击落的飞机的号码，同时也向它索取情报。他从证件检验处来到情报室，情报室将证件和审问结果进行对照比较。审问结果和分析报告的案卷就放在桌子上面。显示最近空袭办法和参加空袭的机组人员名单的图表就钉在墙上，审问者阅读了所有有关的情报。如果他怀疑某位战俘属于某个中队，他可以到中队档案处查找这个中队的档案。档案里记载有这个中队历任中队长的名字，它发生过的事故、曾经驻扎过的具体地点，以及通常是报刊处的剪报上刊登的有关这个中队的杂七杂八的情报。
每天晌午，容格向六十五位审问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作简要介绍。他告诉他们晚间轰炸袭击的情况，他平均每天收到的一百封电传打字电报向他报告了这些情况。他告诉他们要问哪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是空军总司令部、战斗机中队和高射炮部队的情报官提出的。工业部门有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西线外国空军处告诉奥伯鲁泽尔，根据特务提供的报告，英国第八十五战斗机大队配置在沃什，已编入战术空军建制，配备有台风式、喷火式和野马式战斗机。需要通过审问战俘来证实这个情况。
简要介绍完毕，审问者分头同战俘谈话。多数战俘只审问一次，极其巧妙的刺探，往往先从所收集到的有关这位战俘及其中队的大量情报人手。审问者显然莫名其妙地熟悉战俘的个人情况，战俘感到惊讶，骤不及防地承认一些无关紧要的项目，比如他父母的姓名或者他家庭的地址属实。一旦他开口讲话，审问者首先只是让他证实已经知道的情况，然后逐渐地让他提供新的情况。于是战俘们常常觉得他们多讲一些也没有关系，因为德国人反正已经知道了全部的情况。
他们很少问自己；为什么德国人在这时候还提问题。这种办法是很巧妙的，在审问发生困难的时候，如果有必要就反复使用这种办法，这种巧妙的办法解除了俘虏的疑虑，加上战俘觉得有人在问他问题，是有求于他，尤其是在单独禁闭了几天之后，同对方的一个了解情况的家伙聊一聊，是有乐趣的，所有这些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关于Ｇ——的报告有五页单行打字纸那么厚。这份报告介绍了炮兵观测飞机驾驶员的情况，简述了他的个人经历、他受的训练和被派遣到欧洲的情况；然后详细介绍了炮兵观测飞机驾驶员的编制，任务、无线电设备以及飞机的情况。报告还额外用了几段介绍Ｇ——对德国野战炮的评价（“在射击控制方面大大劣于美国的野战炮”），以及Ｇ——凑巧知道的他在得克萨斯老家附近的一座战俘营的情况。审问者不放过任何事情； “雏鸽’式飞机安装有600 型军用无线电台。
这个设备是用石英晶体控制的，有Ｂ、Ｃ、Ｄ三个频道。频率在四十至五十千赫之间。审问者说应当是四十至五十兆赫，这位战俘则坚持他的意见，但又补充说，他是驾驶员，毕竟够不上无线电专家，不敢担保说的完全对。”
另有一次，审问者利用Ｇ——来证实他从一份文件中所作的推断： “根据这位战俘的交待，每个步兵师配备一个联络机中队，有十架‘雏鸽’式飞机。尽管审问者根据缴获的炮兵观察员小册子的分发名单给了一个暗示， （根据分发名单，每个军只能得到十份，）这位战俘仍然坚持说每个步兵师配备一个联络机中队，拥有上述型号的飞机十架。”这份报告油印以后，发给西线外军处，那里的一个读者看了这份报告后，在每师配备有十架雏鸽式飞机那句话旁边的空白处批道： “正确！”
许多其他报告同样非常详细。副排长威廉·Ｆ·Ｃ——交待了他那个空降师的战斗序列情报，甚至供出了反坦克火箭炮队的人数，以及他那个伞兵营的编制表。一份报告的摘录具体介绍了美国的炮兵观测飞机如何以动作来表示必须作出的射击修正（昂一次机头等于缩短射程一百码）。有一次，一位战俘解开了德国空军无法解开的一个奥秘。什么战斗机武器在非洲上空将德国飞机的装甲板打穿一英寸半的洞孔，为什么总是打穿一个洞孔？通过一次审问，方才知道英国皇家空军部分台风式战斗机安装有机翼固定机枪，但为了减轻重量。卸掉了重新装弹设备，每挺机枪只能射击一次。
空军过渡战俘营每天准备了一百份报告。它为空军作战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空军对它的工作看起来是满意的；戈林在一九四三年圣诞节亲自表扬了战俘营的指挥官。
西线外国空军科的一位军官在一份备忘录中阐明了空军过渡战俘营审讯的价值：敌人的新的作战方法以及新式飞机和武器的使用，几乎完全是通过审问战俘而了解到的。这种了解在德军的作战活动和防空中立即得到了考虑。它增加了我们在防守上获得成功的机会， 节省了部队的人力和物力……
一次彻底的审问可为空军提供有关调动和集结变化的可靠情报， 有了这种情报，就可以对敌军在改变主要突击点和攻击准备这两个方面的意图得出结论，根据以此种方式获得的对敌军的判断，最高方面就可为全军领导集团作出决定性的结论。
空军过渡战俘营作为空军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获得了十分显著的、越来越大的成功。但是，伴随着成功的是一种使人痛苦的反常现象。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往的战俘和文件的多寡。过往战俘的数目，从一九四一年的五百人，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三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八千人，最后在一九四四年达到二万九千人。这一年的战俘太多，只有一半受到了审问。同样，审问者的人数，从一九四一年的四人，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大约六十五人。对于空军来说，战争已经转移到德国领空。只有当盟军的轰炸机对德国摧毁得越多的时候，空军过渡战俘营才能提供较好的情报。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形势同前线的审问结果明显不同。较好的情报不是在战争的后期而是在战争的初期获得的，因为在战争初期，前进的德军俘虏了成千上万的敌人，吸引了许许多多的逃兵。审问者不是依靠煞费苦心的花招来瓦解俘虏的抗拒，而是依靠一种更为厉害得多的溶剂：怕死。由此获得的情报很少具有广泛的、长远的或背景性的价值，而是常常只能直接应用于当前的战术情况之中。逃兵伊万·科茨乔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夜晚，他和一个朋友离开了他们的哨所，向德军投诚。党卫队第四师第一团第三营接待并讯问了他们。他的朋友只是说他们属于二九六步兵团四连。科茨乔夫讲得比较详细。他说他一直驻扎在纳粹以前不知道的一个前方哨所里。三营营长科恩少校派出了一个巡逻队，巡逻队发现了这个哨所，证实了科茨乔夫的话。第二天上午，科恩把这两个俄国人带到前线，观察俄军前方哨所的情形。然后他组织了一个战斗巡逻队去摧毁这些前方哨所。科恩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