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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马上就要动手抢它了。官司打到希特勒那里，他命令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自己解决这场纠纷。因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他们商定成立一个联合机构——德国联合对外广播公司。这个公司将主要从事宣传广播，但也将把湖滨楼作为“部际机构”合并在内。大概由于合并的结果，湖滨楼先后吞并了外交部监听站和德国无线电公司监听站。
迈尔在湖滨楼总部安装了带有特别放大器的全向天线。
由于外国广播经常以几种不同的频率同时向外广播，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听众收听得到，每个监听者于是同时操纵两台短波收音机，这样他就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波长收听同一广播，减少由于干扰而造成的错误。为了更全面地接收，迈尔建立了前哨站。湖滨楼曾经先后在巴黎、布加勒斯特、马赛、罗马、格拉茨、普福尔茨海姆和梅拉诺设有大型监听站，在其他地方设有小型监听站，并且同奥斯陆、哥本哈根、海牙以及上海当局的监听站进行合作。一九四二年年初，湖滨楼经常收听三十三个国家、偶尔还有另外十四个国家的总共三十七种语言，包括一种南非公用语、冰岛语、兴都斯坦语、波斯语、盖尔语、马格里布语和拉丁语（对梵蒂冈）的广播。一九四二年二月，它收听到了五个新电台。比如，它在二月十二日收听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控制的纽约一家电台的广播，这家电台和另外两家电台同时在晚上九点四十五分至十一点，用波兰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以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千赫的频率向欧洲广播，以六千一百七十千赫的频率向南美广播。那年稍晚的时候，在海牙进行的一次检查证明，由于短波和中波耦合发射，湖滨楼收听到了全部英国广播，但它估计漏掉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北美对海外的广播。
尽管如此，湖滨楼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收听到了八千二百六十六则新闻广播，六百四十六篇政治家的讲话和重要评论。
监听目标不断增加，导致监听人员不断增多。一九四二年二月，湖滨楼有五百二十七个雇员。一九四三年三月有六百三十个，一九四四年八月超过了七百。监听者必须懂一门外语，熟悉它的现代表达方式，了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能够将收听到的东西翻泽成德文。因此，湖滨楼尽可能地雇用曾经在国外居住过的德国人。
湖滨楼北美组有一个监听者，名叫弗雷德里克·Ｗ·林格，出生在美国泽西城，父母是德国人。大萧条期间，他们回到德国，因为希特勒正在重整军备，借以解决就业问题。
儿子也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前美国居民乔治·Ｗ·达奇也在湖滨楼从事监听工作，后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他抽调出来，派遣他乘潜艇去美国从事破坏活动，他到美国很快就被捕，审判后被处决。在国外呆过的德国人毕竟是少数，湖滨楼不得不另想办法解决人员问题。雇用外国人就是一个办法。达格马尔·盖斯勒的被录用则体现了另外一种办法。
商业美术家盖斯勒太太厌烦了为赫尔曼一戈林公司绘制生产图表的工作。她的朋友向她介绍了湖滨楼的工作，听起来比她自己的工作富有迷惑力，油水也多。在一次玩牌的时候，她同这个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见了面。盖斯勒太太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过国，对政治和外国事务不感兴趣，也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但她芳龄二十三，身材苗条，金发碧眼，同丈夫刚刚离婚。这位负责人答应在他的机构为她找一个工作，这个差事就是为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本人准备湖滨楼的简报。就这样，一个完全缺乏经验的女子，以完全不相干的理由，被雇用在湖滨楼的一个责任最重大的机构里工作。
正如有心的听众一样，湖滨楼熟悉外国广播节目的时间，它分配监听者收听主要电台的广播。它总是力不从心，满足不了各方面对它的要求。当戈培尔要求提供有关莫斯科用拉脱维亚文、立陶宛文和爱沙尼亚文进行广播的报告材料的时候，湖滨楼说它可以提供这些报告，但不得不放弃收听另外八种广播。控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可以进行调拨，让各个监听者收听即将开始的广播。监听者常常两人一起坐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各人收听自己的收音机。他们收听实况广播，还将它们录下来。遇到重要广播，监听者逐字逐句将它翻译出来，或者由他口授，让一位打字员把大意打下来。遇到紧急情报，就用电话报告情报分发中心。湖滨楼估计，一个监听者，假若在两则广播之间还有时间进行口授，而又不至于耽误新闻的时效，那末他在一天八小时的工作期间，就可以报告六条广播的收听情况。
达格马尔·盖斯勒在这座相当破旧的旅馆的二楼工作，这一楼有三间互相连接的房间，从窗口可以凭眺湖光景色。
两样东西使人们回忆起它们以前的用途：一把又大又漂亮的安乐椅，盖斯勒总是雍容风雅地斜躺在上面；一个反向信号器，有了它，楼底下的监听者可以传唤情报分析人员到某种语文监听小组去看紧急情报。她上午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接着晚上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如此循环反复。她每天到达后，通常要到餐厅去吃点东西，然后回到她的办公室，阅读上一班的监听记录。这能使她了解最新情况，免得把已经提供过的情报再递送上去。
有一个情报分析员和她同一个班次工作，万一两人中有一人病了，好有一个替手。两人的主要工作，是将一页页索然乏味的新闻广播、宣告和讲话的打印材料压缩成简报，送给里宾特洛甫。平均每天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将三份简报发给他的总部（总部通常和希特勒在东普鲁土的大本营呆在一起）。三至四页长的主要报告，早晨七点钟发出。稍短的报告下午三点和晚上七点发出。上述材料的文本还要送给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上面总是期望这些简报着重刊登正面消息。
如果有一则新闻断定： “德军兵力肯定没有枯竭，他们还有很多后备队没有投用，”这则新闻就要列在报告的头条。报告在递送之前，要经过达格马尔的顶头上司赫尔穆特·阿尔布雷希特这个曾经在美国居住过的纳粹分子的删改，他和其他地方的编辑一样，在删改的时候总要增添一些错误。这个单位的其他人，帮助情报分析员正确拚写盟军进攻的岛屿的名字，向他们介绍其他背景知识。整个报告组（盖斯勒太太小组的称呼）的负责人是马尔库斯·蒂姆勒博土，他是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经常向情报分析员讲一些鼓舞土气的话。
报告组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是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这是一个沉闷的夜晚。突然，信号器嗡嗡作响。意大利语监听小组在传唤他们。这就奇怪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盖斯勒太太和另一个情报分析员赶忙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那儿只有一位女监听员。她吓得脸色发青。
“墨索里尼辞职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两个情报分析员起初不相信这个消息；空中电波传播假消息，就像马厩牛棚里的苍蝇一样屡见不鲜。
“谁说的？”他们问。
“罗马，”女监听员答道。
两人怔住了——然后才恍然大悟。
“罗马！”他们惊叫了起来。慌忙跑回房间，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将这个消息报告里宾特洛甫，他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第一次抢在新闻机关的前头获得了重要消息，而通常总是新闻机关首先得到这些消息。
蒂姆勒小组提供湖滨楼压缩得最短的报告。只有偶尔用电话向重要官员报告的紧急情报才更简短。湖滨楼还出版每日文摘《电台镜报》（只有几页厚）以及《每周电台镜报》，专供并不需要看全面报道的政府机关阅读，同时也出版单项问题报告。但是它的基本出版物，却是截听到的所有重要广播的全译或摘译的文本。这就是旅馆后面湖滨楼自己的印刷厂每天出版的《电台截听报告：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在战争期间的大多数时候，这份刊物每天都有一千多页。它共分六个部分，而且用不同颜色的纸张代表不同的来源：卷 标题 内容Ｉ 敌台， 第一部分 伦敦的英语广播（红色）。
Ⅱ 敌台， 第二部分 伦敦的广播以及其他敌台的各种不同语言的广播， 它们在第Ⅲ卷和第Ⅳ卷中没有出现过（红色）。
Ⅲ 敌台， 第三部分 俄国的广播（蓝色）。
Ⅳ 敌台， 第四部分 美国的广播（绿色）和拉丁美洲的广播（黄色）。
Ｖ 盟国和中立国的 意大利的广播（象牙色）， 西班电台 牙、 葡萄牙和拉丁美洲的广播（黄色），以及其他国家的广播。
（白色） 。Ⅵ 外文原文 外文广播的如实记录（颜色同工至Ⅵ卷的一样）。
每一卷有一英寸那么厚，按照电台、语种和广播时间的字母顺序来编排报告的次序。报告多半是新闻广播，包括像爱德华·Ｒ·默罗和查尔斯·科林伍德那样的电台新闻记者向他们国内的广播网播发的无线电话广播。
每天上午，卡车将湖滨楼的报告送到柏林各政府机关。
一九四一年底，湖滨楼每天发行八十八套《电台截听报告》。每日文摘和每周文摘发至四百三十家订户。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迈尔被提升为湖滨楼负责人。 （后来发现他在申请加入纳粹党时，隐瞒了他在一九三二年由于犯有欺诈行为而被判处两年徒刑的历史。他被开除出党，撤消职务。 ）湖滨楼监听所成立时的成员、四十一岁的律师汉斯·维尔姆斯接替他领导湖滨楼，但他只工作了两年，后来得了精神崩溃症。阿尔布雷希特接替他。
在维尔姆斯就任的时候，希特勒减少了有资格收听这种毒害人的外国情报的监听员的人数。拿戈培尔的话说，这些情报是地地道道的“失败主义”的源泉。外交部原来可以领到二十八套完整的《电台截听报告》，二百零四份每日文摘，现在分别降为十八套和一百零七份。后来，戈培尔将发给政府各部门的全套报告的数目降为十三套，并且具体规定了发给哪些部门。但是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发行的数量又回升到五十套。收者包括海军总司令邓尼茨，间谍头子舍伦贝格和日本大使馆。
一位订户总结说，同其他监听机构相比，湖滨楼的报告“没有德国新闻局的蓝皮报告（这家通讯社为可以信赖的官员提供的秘密报告）来得快，但比它全面；没有研究部的报告完整可靠，但也比它来得快。湖滨楼的报告是中不溜的，对于满足分析报刊的需要来说是很有用处的。”
许多机构进行这样的分析。每一机构根据它自己的利益阅读报刊。纳粹党的德国新闻中必有十五个人浏览二百份报纸和杂志，寻找“国内外报刊记者对党的工作的反应”。戈培尔和他的助手们废寝忘食地研究外国报刊，以便利用它们宣传中的弱点。无数研究机构、政府机关、专业协会和企业，从外国报刊中选取大量的经济情报。在外交部，施密特的新闻司第十组的十个选报人，剪呀，剪呀，不停地剪辑外国报纸。这些剪报都按国家和题目编入索引。拥有一百二十五位雇员的新闻司第十二组，向外交部认为需要这些情报的官员发送贴在专门表格上的这些剪报，以及《外国报刊报道》， 《政治情报特辑》， 《军事情报特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对外政策需要剪辑下来的。这些材料中，有些是每天都向国内寄送报告的驻外使馆新闻处提供的，有些是新闻司第十组提供的，有些是湖滨楼提供的，大量的是由德国新闻局和其他通讯社提供的，这些通讯社向政府机构提供新闻消息，不是象美国那样通过“滴答滴答响”的电传打字机，而是通过发送油印活页材料。外交部官员有时来到新闻司，索取他们所需的情报。一九四一年十月六日，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询问新闻司是否从外国报刊，尤其是美国的报刊上发现过有关“利用铀进行爆炸”的情报，原来他的儿子卡尔是一位核物理学家，正在从事研制德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施密特提供了一些从瑞典发回的报告，但是说他还没有从美国那里找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情报。
军队的机构也利用报刊材料。驻外武官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驻美国的武官伯蒂歇尔从美国报纸的报道中啜取了大量情报。在国内，卡纳里斯部门负责纳粹党国外组织的机构成立了一个外国报刊组，作为它所承担的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报告政治军事局势的职责的一部分。曾经当过记者的汉斯·冯·席尔勃兰特中校，在整个战争期间领导着报刊组的十五至二十名翻译和情报分析员。同外交部不一样，外交部处理比较广泛的问题，而他的报刊组强调速度。
每天上午送来三十或四十份报纸。席尔勃兰特将英文和法文报纸匆匆浏览一遍，将重要文章划上记号，然后交给组里的人翻译。其他报刊由各语种专家进行研究分析。席尔勃兰特还收到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截收的情报。他将所有这些材料集中起来，让组员作出摘录，然后编成《外国报刊报道》。这份刊物出两版。较薄的一版只有两页，几乎是用电文体报告新闻，电头是新闻来源； “《世纪报》：几百架美国飞机星期一在亚速尔群岛上空飞行。”较厚的一版大约有十二页，将上述的简明新闻加以详细说明： “正在向西方列强提供飞机吗？葡萄牙报纸《世纪报》报道：一艘葡萄牙轮船上的乘客说，星期一早晨几百架美国飞机在亚速尔群岛上空飞行。”外国报刊组还提供下午版的最新消息。
有一次，席尔勃兰特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