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估价；六局，技术设备研制和保管。研究部部长席姆夫在一九三五年因为一起恋爱事件自杀，继任人是克里斯托夫·冯·黑森亲王，他是戈林的一个老朋友的弟弟，基督教徒一个最老家族的成员。一九三九年他自愿服役，行政局局长沙佩尔担任代理部长。当克里斯托夫于一九四三年在意大利上空被击落后，沙佩尔终于实现了他的野心，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担任了研究部部长。
研究部的情报完全来自电讯。（短期冒险从事间谍活动，在遭到了可耻失败后，就没有作进一步的尝试了。 ）有些方面，比如新闻或外交无线电报，研究部尽可能多地收集，但在例如电话通话这样一些提供的情报的数量非常巨大的领域里，它只是挑选其他机构请求提供的那些情报。有时这样的请求指名要有关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情报，于是研究部就监听这个人或这个组织的通话。有时这样的请求比较笼统，比如，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情报处要求提供与经济有关的政治军事情报。其他机构请求提供窃听电话的情报时，需要得到戈林的批准。通常他在一天之内就批准了，在情报材料上写上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Ｇ，”，有时候，他不批准提供这些材料，在材料上写上“不能提供”。研究部搜集情报的机构有一部分在柏林，但有许多分散在全国各地，以便获得较好的无线电接收效果，或者窃听地方上各组织之间的通话。
研究部的电话窃听机构是它的Ａ号研究站。在战争中期，这样的研究站，在大德意志的城市有十五个，在德占区的城市也有十五个。仅在德国，他们就有一千个搭线窃听器，一半在柏林，一半在外地。电线把各邮局的电话线同这些研究站联结起来，多数研究站设在租借的房屋里，但有一部分就设在邮局建筑物里。在柏林，Ａ号研究站设在席勒街，在科隆，设在康斯坦丁街一号；在杜塞尔多夫，设在邮局大楼的第二层。在但泽，设在警察局的三层。在有些被德国占领的国家，研究部干脆接管现成的监听机构，在巴黎和哥本哈根就是如此。
每个Ａ号研究站有若干监听站，每个监听站负责窃听的搭线最多达二十条。当电话通过搭线时，电灯泡一闪，监听员（被称作Ｚ员）戴上耳机窃听，并把通话记录下来。如果通话太快，他就录音。如果通话用外文，或者他太忙，他可让另一个Ｚ员来监听。监听完毕，他将记录整理成Ｚ员报告，通常使用间接引语，但特别重要或有疑问的部分就用直接引语。这些报告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发往柏林的选报中心，选报中心再将报告送给合适的估价情报的单位。在晚上、星期日和假日，所有通话都被录下来，等工作人员上班时再放录音。
Ｂ号研究站是无线电接收站，归研究部租借的邮局所有，并由邮局管理。研究部最初只有一个Ｂ号研究站，设在贝利茨，后来数量增多，在德国国内有七个， 在国外有五个。它们集中截收三种无线电报：外交电报（只要能看得懂），新闻（美联社、路透社、哈瓦斯社和其他通讯社的电讯），以及经济电报（通常按照具体命令截收）。他们在截收经济电报时，集中注意大型国际银行、军工企业、商船和订有大宗商业协定的企业发出的无线电报。
Ｃ号研究站的无线电截收站监听广播，例如重要政治家的讲话。在研究公开政策声明方面，速度特别要紧：有时候，一篇讲话尚未收完，情报分析员就已经开始对它进行研究了。
在柏林的一个建筑物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大房间，里面的五十台电传打字电报机日夜劈劈啪啪地截收电报。它们联结一些专线，包括经过德国的英国——印度电缆，把通过专线的每封电报都打了出来。后来在维也纳和某些电话监听机构内部也建立了类似的单位。截收电传打字电报的是Ｄｌ研究站，它们几乎全部自动化，需要的人最少。截收普通电报的Ｄ2 研究站的工作人员，需要懂多种语言，他们多半在当地电报局内截收电报，根据研究部总部提供的一份名单进行工作。仅仅柏林每天仔细检查的国内电报约有三万四千封，外国电报八千至九千封，几乎所有这些材料都是为了进行经济研究。
密码材料交给四局破译。四局的老手比研究部其他任何部门都多。四局局长格奥尔格·施罗德，这个巴不得解开使许多人在蒙特卡洛倾家荡产的数学疑谜的人，是沙佩尔的两个最老的同事之一。这个单位当然主要破译外交密码电报，其次是私人密码电报。它的二百四十名工作人员，在霍尔瑞斯型计算机的帮助下，破译出了他们经手的全部密码的四分之三，使他们——在战前——能够看懂经过柏林的外交电报当中的一半电报。在战争期间，他们每月破译大约三千份截收的电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破译的密码中有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高级外交密码，不过英国的绝密密码并没有破译出来。研究部并不比其他单位更能破译俄国的外交密码电报，但它曾经破译出乌拉尔以东各军工中心之间使用的一种俄国密码系统，研究部把这看作是一次最大的成功，因为这个密码系统被破译后，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所有这些来源提供的大量材料，源源不断送到三局一个大的整理情报的单位，这个单位选掉没有价值的情报，将剩下的情报送给五局的各个处，进行分析研究，并写成报告。
十一处（国际政治处）在它的活动高潮时每月收到：二千五百份经过破译的电报，四万二千份明文电报，一万一千份广播记录，一万四千份Ｚ员报告，一百五十份报纸以及路透社和哈瓦斯社的电讯稿。十二处（经济处）每天收到大约十万份截收电报中的二万份。这几个处，加上十三处（国内政治处），每天向五局局长瓦尔特·赛费特提供大约一千条情报。他将这些情报压缩成六十至一百五十篇报告，其中有的是简短的单项截收材料，有的是几页长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力求客观，有疑问的地方都在括号里注明。在淡褐色纸上套套印紫色字体的报告用于对外发行，这些报告成了研究部的有名的褐色活页报告。褐色当然是纳粹党的颜色。 一”这些报告首先送给戈林，除了特别长的以外， 他都要看，包括有关他的笑话，这些笑话常常是很伤人的。然后送给要求提供情报的机构和其他可能用得上这些情报的单位。
但是这些情报的供给有时发生困难。戈林本人有时不让提供这些情报。在德国保安总局，舍伦贝格想以纳粹党对外情报头子的身份，用他的情报换取研究部的报告。可是他什么也不拿出来，而沙佩尔觉得舍伦贝格太年轻，野心太大，几乎也不向他提供情报。当戈林的机构向希特勒递交里宾特洛甫所没有见过的外事报告的时候，里宾特洛甫的心里是很火的。有时候，他将褐色活页报告上的材料重新打印在白纸上，盖上外交部的图章，表明是它提供的！褐色活页报告的运送受到严格的监督。研究部的信使将它们装在邮袋里锁好，送给政府各部，由研究部指名的官员签收。一个月后，材料送还研究部销毁。
这个大型机构收集的情报，有很大一部分是经济情报。
它截收的关于外国工业活动的情报，有助于空军；断更新有关未来轰炸目标工厂的档案。空军关于苏联四四七飞机工厂的档案中有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根据研究部的一份报告写的，而研究部的报告又是根据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该工厂要求提供工厂预制构件的电话写成的。研究部的情报还有助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估计敌人的生产能力。
在研究部的所有情报产品中，经济报告大概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它们的趣味性或重要性比不上截收的外交情报，沙佩尔估计两者的这种比率是一比九。
在一九三八年的捷克危机中，当希特勒要霸占苏台德区的时候，研究部利用伦敦和布拉格的电话线经过德国来截收英国和捷克外交官的通话。它经常监听捷克驻伦敦大使扬·马萨里克同他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磋商的电话。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四分，当一九一八年以来最尖锐的国际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研究部窃听到两人之间的下述谈话：马萨里克；我在这里说过，为了和平，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且准备进一步作出各种努力。但我们绝对不能从我们的立场后退。
贝奈斯：我们让步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劝告对方注意身体：贝奈斯：简直不能想象我有多么忙。
马萨里克：真没办法，你睡得还好吗？
贝奈斯：还好。
马萨里克： 要紧的是睡好觉，大便正常。
戈林把截收的这份情报交给柏林，显然试图散布同捷克人的不和，由于有些话似乎表明马萨里克正同执政党的反对派进行接触，马萨里克否认了这次谈话，但研究部同时监听到了英国特使的评论，评论暗示英国撤消了对捷克人的支持，将允许德国占领军事要地苏台德区。马萨里克对记者说： “再也没有办法了……全完了。”当希特勒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对捷克人嗤之以鼻，可心里乐滋滋的。由于他心中有这个底，便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逼着内维尔·张伯伦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以便实现“我们时代的和平”。
一九三九年八月就希特勒对波兰提出的要求举行的紧急谈判，使研究部有机会洞察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外交手腕。
它窃听柏林的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的住宅和外国记者的电话。它窃听到英国大使同本国外交部的谈话，同法国大使的争论，以及他心急火燎地想同波兰大使进行接触。它还窃听到法国大使会见希特勒后对和平表示的悲观，以及他向他的总理表示的决战信心： “如果德国人发动进攻， 我是相信（法兰西）民族的力量的。”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窃听电话的机会几乎完全消失了，破译的密码电报填补了空白。战争期间，破译的密码电报的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然而，研究部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效率，却是在和平的最后时刻最富有戏剧性地得到了证明的。
瑞典企业家和非职业外交官比耶·巴莱鲁斯，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德国与波兰、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分歧。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一点，当他正在戈林的乡间别墅卡琳宫同戈林会谈的时候，一个送信的人拿着一个红信封急急忙忙跑了进来。红信封信件是通报紧急国家大事的。戈林拆开信，念了里面的一封被研究部破译的电报，这封电报是波兰政府在一两个小时前拍给它驻柏林的大使的。电报命令他不得进行任何实质性谈判。虽然戈林意识到表露这封信将毁了“一个实际而又重要的情报来源”，他还是让巴莱鲁斯看了这封信，好让他转告英国大使，因为正如他所大骂的那样，这封信证明波兰人不讲信用，证明德国人的态度是正确的。这并没有影响希特勒的计划，反倒为他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宣传论点。
研究部最重要的破译结果必须送给希特勒。因此，他看到了邱吉尔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二日向日本外相呼吁和平的信件，同一天，这封信也送到了应当接收这封信件的国家德目。他读到了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就伊朗、英国和苏联结盟的计划同伊朗首相进行讨论所写的报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看到了土耳其驻莫斯科使馆关于军事形势以及苏联的计划和所作的准备的报告。几个月之后，他还看到了研究部的秘密人士编写的、有关同盟国在中东的外交和军事形势的报告。
有时候，研究部提供了未来活动的线索。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我收到了研究部的一份秘密情报，这份情报证明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罗斯福正计划在某个地方会见斯大林。应当说这个情报仍然相当缺乏事实根据。这个报告或许是根据罗斯福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就举行这种会晤的可能性同邱吉尔和斯大林进行没有结果的通讯写出的。它或许使德国人更加警惕到三巨头会晤的可能性。有时候研究部清楚地看出了问题。 “我从研究部得到了有关邱吉尔访问华盛顿的目的的材料，”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戈培尔写道，当时会谈仍在进行。 “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出，邱吉尔的意图是要在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进行斡旋。但是，即使研究部的强有力的通讯情报，也不可能窥探出同盟国的战略计划·虽然研究部在报忧时不费踌躇——比如，它告诉戈培尔，在俄国的外交使团对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接受它的情报的单位总是挑选它们愿意看到的使人高兴的情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同盟国军队在北非登陆后一个月，戈培尔写道： “我在阅读关于达尔朗事件的综合备忘录，里面从头描写了这个法国海军上将的变节行为。”但这不是事实。亲纳粹的达尔朗，只是在看准风向后改换了门庭。
因此，尽管研究部作了种种努力，尽管在编写褐色活页情报方面如此谨慎和客观，尽管这个机构受到了纳粹党的信任，当它的材料违反希特勒和纳粹领导人的主观愿望时，它就被忽视。负责估价情报的五局局长瓦尔特·赛费特说；“我觉得它们（褐色活页情报）确实有人读，但是它们并没有作出合适的结论。”
外交部也破译出了外交密码电报。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发现这些密码电报是非常有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
我记得，我们是如何知道在柏林的某个国家的大使，表面上总是极力表示尊重和羡慕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实际上，他在向自己的政府报告时却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更有甚者，他报告的情况不准确，在某些事情上故意歪曲事实。我们知道了他的报告的内容以后，就明白应该对他讲些什么，并据此确定我们的指示；这还有助于我们确定向德国驻他那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