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他担任军事间谍头目的是格奥尔格·汉森上校，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三十八岁，浅黄头发，又高又瘦，面目清秀，同性情闲雅的皮肯布罗克不一样，他同士兵弟兄们打得火热。有时候，他有些招摇，妄自尊大，声称自己无所不能。
有些人认为他野心太大，卡纳里斯的邻居赫尔穆特·毛雷尔就有这样的看法，这或许是由于一起事件造成的。有一次，毛雷尔被派去请汉森，在柏林皮肯布罗克的家里，汉森和司机坐在一起·正在大口大口地喝酒，突然他大声吼叫起来：“毛雷尔，我要开着车把你们全都撞死。”
汉森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一直从事情报工作，首先在外军处，领导一个小组，研究英联邦、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后来在东线外军处。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他领导东线外军处一组，研究一些国家包括大多数巴尔干国家和近东国家的情况。一九四一年五，六月期间，德国空降兵入侵克里特岛，英军袭击维希法国控制的叙利亚，伊拉克反英国的部队举行起义，赢得了希特勒给予支持的诺言的时候，汉森访问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回来后直接向哈尔德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了多次汇报。一九四二年，他被调到重要得多的俄国战场，向哈尔德报告有关苏军战斗力的各项数字。他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判断力。在雅典庆祝德军突破斯大林防线的胜利的时候，他对谍报局的一位军官说： “还有多少道斯大林防线需要突破？”
他接替皮肯布罗克的职务以后，负责谍报局一处几乎达一年之久，直到卡纳里斯被撤换时为止。这时，谍报局正为它并入德国保安总局作准备，汉森被任命为整个谍报局的临时负责人，但仍然主管谍报局一处。一九四四年六月德国保
安总局接管了谍报局以后，他留下来领导谍报局剩下的一部分人。但是汉森早就积极密谋暗杀希特勒。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他和一些年轻的密谋者在一个人的家里开会。这个人四天后安放了一颗炸弹，炸弹在希特勒的会议桌下爆炸了。又过了四天，当汉森在维尔茨堡探望快要生第五个孩子的妻子的时候，他接到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回到卡尔滕布龙纳的办公室。他回来后只活了六个半星期。
柏林护城河北岸，有一条蒂尔皮茨沿河大街，街道两旁栽种着树木。谍报室的办公室，就设在这条街上原来的一排豪华楼房里。要进入这些楼房，必须穿过毗连的一座砂岩砌成的四层楼房，这栋楼房的门牌号码是七十二至七十六号，它就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所在地，也是自从德皇威廉二世即位以来历届国防部的所在地。所有的建筑物都有后走廊，和本德莱尔大街上的武装部队总部的凌乱建筑物连接在一起，本德莱尔大街南北走向，与蒂尔皮茨大街成直角。谍报局的楼房里有弯弯曲曲的过道，还有楼梯，过去的餐厅，厨房，女侍房间，卧室和起居室。这地方很不适合办公。
然而卡纳里斯从来不想搬走。他的办公室有—‘个面向护城河的阳台，外间还有一个办公室，供两个秘书工作。他自己那间办公室不大不小，稀稀落落地安放着一张办公桌，一个沙发，几个公文柜和一张帆布床。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他的前任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列长长的题词，还挂着日本武官送给他的一幅日。本油画，画的是一个凶神恶煞的魔鬼。卡纳里斯就在这儿工作，召开每日碰头会，有时也在这里午休。后来柏林越来越频繁地遭到轰炸，迫使谍报局和其他许多机构一起撤出首都。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谍报局搬到柏林南面大约二十英里的措森陆军司令部。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战争爆发之后一个半月，谍报局总部完成了组织发展工作。它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部门。
它的三个处仍然是卡纳里斯的独立下属机构，但是人们一般把它们合称为谍报局。
一处（谍报处）最大，最重要。一九四三年三月，它在柏林总部有六十三个军官，而二处（破坏处）只有三十四个，三处（反谍报处）只有四十三个。一处的七个组负责敌区的谍报活动，根据谍报性质，这七个组分别取名为：一处陆军东线组和一处陆军西线组，这两个组是以挪威东部至意大利这一条线为界线，根据特务进行活动所在的国家，而不是根据谍报所涉及到的国家划分的；一处陆军技术组；一处海军组；一处空军组；一处空军技术组和一处经济组。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一处不具体管理特务，一般也不指挥谍报单位的实地活动。它基本上只起协调作用。它向谍报局从事实地谍报活动的单位传达其他机关希望它们出去搜集情报的请求。情报搜集回来之后，它将它们送给请求机关。它除了把明显无用的情报扔掉以外，一般不分析估价情报，但它可以决定从事实地情报活动的单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如果一个间谍网的头目有陷入危险之嫌，它可以命令这个间谍网进行改组。有时它可以决定一个间谍网是否能买一辆小汽车。它可以询问某项工作是否已经完成，能否再接受其他工作。它还清查间谍网的帐目，或者确定从事实地情报活动的各单位特务之间的联络暗语。它负责处理这些单位提出的派遣人员和提供物品的要求。在进行后面这项工作的时候，它得到两个小组的帮助；一处机密组（伪造证件、制造隐显墨水、微粒和其他间谍活动设备）与一处通讯组。
真正负责间谍活动的，是在实地从事间谍活动的单位。
二十一个军区各有自己的谍报站，通常设在军区司令部大楼里，例如第十军区谍报站，就设在汉堡僻静的哈费斯图德住宅区，离两旁栽种了树木的索菲因大街尽头不远的那栋灰色三层钢筋水泥建筑物里。较大的谍报站有三种下属单位：谍报分站、前哨站和报告中心。谍报分站是真正较小的谍报站。前哨站的活动范围更加有限。报告中心是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它们帮助谍报站的特务到达活动地区，并且报告他们的活动情况。在战争期间，这种办法普及到德占区。新型谍报单位纷纷建立起来。战区谍报站称作谍报主站。非常小的谍报单位称作“前哨分站”。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季，纳粹德国的征服取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功的时候，谍报局一共有三十三个谍报站｛ 包括两个主站），二十六个谍报分站，二十三个前哨站。（这不包括当时拥有谍报局机构的唯一战区东线里面的由谍报局东线主站领导的机构。 ）在战争期间，谍报站的级别时升时降。瑟堡在一九四二年是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反谍报前哨分站，到一九四四年面临盟军入侵威胁时升为前哨站。塞萨洛尼基曾经是前哨站，后来降为前哨分站。随着德国领土的丧失，这些谍报机构也就纷纷解散了。
谍报站和谍报分站的组织结构，是按照谍报局总部的组织结构建立起来的。每个谍报站和谍报分站都有从事谍报、破坏和反谍报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同样有和谍报局总部相对应的分支机构。每个谍报站及其下属机构平均拥有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不过每个独处一方的谍报机构的人数有的多，有的少，多的像巴黎站有三百八十二人，少的像瑟堡前哨分站只有三人。
这些谍报站虽然在行政上属于所在军区，它们的活动却直接受卡纳里斯本人的指挥。任何个人都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能够有效地监督分布得很广的三十三个谍报站的工作，何况卡纳里斯也不愿意这样做，这就使这些谍报站实际上独立进行活动了。有的谍报站甚至不往下派遣特务，柯尼斯堡、卡塞尔、波森、但泽等谍报站就是如此。其他谍报站发挥了唯一的协调作用，是由于遵守了一条松散的原则，即各个谍报站以它面对的敌人领土为目标开展间谍活动。德累斯顿谍报站的活动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斯图加特和威斯巴登谍报站的目标是法国，汉堡谍报站的目标是英国和美国。但是，由于个人兴趣不同，即使这样松散的原则，也被打乱了。慕尼黑谍报站的军官只顾搜集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经济情报，其他情报几乎完全不管，尽管慕尼黑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都不能为该站的这种做法提供正当理由。在德累斯顿谍报站，精力充沛的经济组组长蒂洛·德内中校，从他在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特务那里取得了许许多多的经济情报，以致他很快就得到了提升。他一离开，这个谍报站的工作就全垮 ’了。
这些波动，以及由于几乎完全缺乏集中领导而造成活动目标的重迭，妨碍了谍报站之间的互相配合。每个谍报站各干各的。
柏林（谍报站，而不是谍报局总部）：主要是犹太人和瑞士特务从事军事与经济情报活动，没有特定活动地区。特务活动目标广泛。该站一处处长活动积极，他在一九四四年调到巴黎之后，整个谍报站的工作迅速瓦解。
斯图加特站；能干的军官以及与外国有密切商业联系（斯图加特是旅居国外的德国人的“首都”）的当地企业界为它提供高级间谍。法国陷落以后，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一个间谍网，从事经济和军事情报活动。
蒙斯特站：从事陆军和空军技术情报活动。它在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边界的昂代建立了一个谍报分站，收集在西班牙活动的特务提供的报告。但它同福克中校领导的集中从事经济情报活动的科隆分站相比，不免相形见绌了。
布雷斯劳站：活动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同时还在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从事一些经济情报活动。
汉堡站ｃ活动目标是大不列颠、英国的海外领地和美国，主要从事海军情报活动，其次从事陆军情报、技术情报和经济情报活动。它着重从事海军情报活动，有两个原因：一，它地处港口；二，该站站长，博学多才的赫伯特·维希曼上校，以及它的两个分站领导人都是海军人员。它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活动对象，是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形成的传统，同时也因为它的无线电人员擅长海外通讯联络。
它除了有特务在联合王国和美国活动外，还在下列地区建立了间谍网：拉丁美洲，报告同盟国的航运和战争活动；土耳其，报告英国在近东的军事部署；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后来在西属摩洛哥，巴利阿里群岛和法属里维埃拉。汉堡站的活动范围比其他任何谍报站都大，因而它的规模也就比多数谍报站要大。
维也纳站，活动目标是巴尔干地区和中东。通过当地德国人渗入罗马尼亚政界和军界。在土耳其利用烟草公司掩护间谍活动。
萨尔茨堡站：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这个效力低、没有指导原则的组织体系只有一个优点：安全。你即使打入谍报站的某个特务网，并不能使你深入到整个组织的心脏。但这是由巨大代价换来的。 德占区的谍报站主要为其他谍报站吸收特务，很少自己派遣特务。它们的工作从不象国内谍报站的工作那么重要。
谍报局只在一个盟国里建立了谍报站，这个国家就是罗马尼亚，它名义上独立，实际上被占领，五十万德军呆在它的领土上，强迫它进行合作。（另一个特殊例子是维希法国及其殖民地和海外属地，尤其是北非，谍报局利用威斯巴登的德国停战委员会内的一个小组，以及在法国领土上的前哨分站对这些地方开展活动。）在所有其他盟国和中立国家，未设谍报站和从事公开军事间谍活动的分支谍报机构，这些国家的谍报站称作战争组织。第一批战争组织当中，有一个是卡纳里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正值西班牙内战中期——来到西班牙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谍报机构的时候成立的。中日战争爆发后，大约在那一年年底，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谍报站。一九三八年在荷兰也设立了一个。但是多数战争组织显然是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
到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共有十个战争组织，分别设在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瑞典、芬兰、保加利亚、萨格勒布（为克罗地亚傀儡国）、北非（在卡萨布兰卡）、近东（在安卡拉）和远东（在上海）。同谍报站一样，它们的内部组织结构是仿照谍报局总部的内部组织结构建立起来的，它们直接受卡纳里斯指挥，在外地设有分支机构。西班牙战争组织共有三十个这样的分支机构，少数几个比较大，但多数是小的，设在西班牙各港口。 这种机构重迭的现象，典型地说明了谍报局工作的混乱和重复，因此，战争组织对它们所在国家的谍报活动没有完全的控制权。谍报站经常通过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把自己的特务派到目的地。谍报站的军官有时陪伴着这些特务。许多谍报站和前哨站在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设立常驻代表，他们以商业作掩护进行活动，科隆站在马德里和里斯本的代表，维也纳站在土耳其的代表，就是例子。有些代表同战争组织密切合作，有些代表保持独立，同他们的上级谍报站保
持着自己的联系。此外，无论是谍报站，还是谍报站一处——尤其是它们的经济组和空军技术组——都往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派遣商人，执行短期间谍活动任务。战争组织大概不会喜欢对它们领域的这种干涉，但是它们咽了这口气，尽量按照要求提供帮助。然而，在战争后期，它们越来越多地同谍报站发生冲突，迫使后者日益收敛在中立国的活动。
这是因为，战争组织面临一个谍报局所有其他机构不曾面临的问题：它们必须指望东道国的宽宏大量。卡纳里斯和外交部一致同意在驻外机构里“安插”战争组织的人员。他们有了公开身份，就可以享受外交豁免权和其他特权。比如战争组织可以设在驻外大使馆里。在西班牙，他们的大量人员住在享有外交保护的使馆建筑物内。战争组织里比较大的前哨站常常设在领事馆。西班牙战争组织的前哨站，以圣塞瓦斯蒂安、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摩洛哥的得土安和西属摩洛哥等地的德国领事馆为驻点开展活动。虽然它们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