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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老的学校里，训导是多方面的，也是彻底的，尤其是在汉堡，因为它担负着海外任务，也许它的学校最复杂庞大。特务们要学习莫尔斯电码、无线电的安装与修理，密码系统、隐显墨水、微粒、发现和摆脱盯梢以及辨认飞机类型。训练几乎总是个别进行的。这种训练太费时间，也很费钱，以致整个战争期间，大约只有二百个青年进过汉堡学校。
与此相比，比较新的学校里的训练质量下降了。受训的特务较多，课堂里的人数也就多，学习期限反而缩短了。他们所学的只不过是辨认基本军事装备以及各军兵种佩戴的徽章。但是如果他们的教官好，就能教会他们准确地进行观察。
佐伊贝特少校同他的罗马尼亚学生在树林子里走着，他问他们： “那是什么？”
“一只羊。”他们回答。
“什么？”他问得更严厉了。
“一只白羊，”他们赶紧改口。
“不对，”佐伊贝特说。“你们的报告必须更确切。你们必须这么说：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十六时四十三分，在从维也纳到布赖滕布龙的公路右边，你们看见了一只羊，它朝着你们的那一面是白色的。”
因不合格而退学的情况似乎极少。大概谍报局认为，既然训练特务花了不少钱，就把他们送到国外，希望他们能收集一些情报，把他们留在德国，就白白让他们受了那些训练，还多一张嘴吃饭。谍报局慕尼黑指挥报告区管理的营房把政治上不可靠或者话太多的受训者送回当工人。但是另外一个营房发现，它的受过间谍学校训练和未曾受过训练的北非间谍，工作起来效果一样。
间谍在受训期间，逐渐认识在他被派往国外后他在德国的主要联系人，这个人将指挥他，也就是他的间谍头子。有时候这个间谍头子就是招募他的人。间谍头子承担这样的艰巨任务：确保这个间谍在分配了任务以后还能继续为德国好好工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到了那时，间谍就不再受谍报局的监督和控制了，他可以随便撒谎，托病怠工，甚至叛逃。
间谍头子约束间谍的办法，主要是使间谍自尊自爱。他希望几乎总是比他年轻的那些间谍，以后不会使他痛苦，也不会使他失望，而能克服种种困难和危险，不顾疲劳，不懒散，坚持不懈地进行活动。间谍头子是靠对间谍的热心关怀来灌输这种自尊自爱的。他以自己的行动，使间谍相信；他一定会让间谍得到所需要的证件和服装，在营房里得到优质食物和高级香烟；一定会使他受到良好的训练，将来能应付自如。
他送他到启程的地方。消极的制裁常常是不直截了当说出来的，但也起很大作用，那就是暗示要削减活动经费，或者对在德国控制地区的他们的家属进行报复。一旦间谍到了敌人阵营，间谍头子同他保持联系。当间谍发来电报时，间谍头子和电报员坐在一起，起草复电，给他奖章，需要时给他钱，不断去信鼓励他。这套办法，在理论上，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种个人联系是确保间谍忠诚可靠的最好手段，而任务的胜利完成，十之八九依靠这种忠诚；从实践来看，它是常常很奏效的。但是间谍也常常陷于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设的圈套之中，到那时，他对他的间谍头子也无能为力了，只好因为不得不背叛他而感到遗憾。
在受训之后、被派出去以前，间谍必须得到掩护身份。
这些假身份来自可以把间谍列入花名册的合法的或冒充的商业公司。在中立国家里，真正的德国公司和中立国家的公司可以这么做；在敌国内，只有中立国的公司才能这么做。德国企业中“雇用”谍报局间谍的有申克银行、国营铁路局、国营航空公司、若干轮船公司和法本化学托拉斯拜尔阿斯匹林制药公司。这些企业都巧立名目到国外开业。在西班牙，一九三六年曾经把佛朗哥的一封信送交希特勒，从而导致德国支持西班牙长枪党的德国商人约翰内斯·伯思哈特，把他的金融实业公司供党卫队保安处使用，后者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
冒充的商行大小不等，有大公司，也有一人经营的小企业。它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间谍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才设立的，只有从这种意义上讲，才能说它们是冒充的，因为这些公司事实上是在经商。比如在战前的法国，谍报局建立了一个公司，出版介绍铁路沿线风景区的小册子；这样就为间谍旅行、摄影和打听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它还让定居特务开设报摊和烟草店，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可以不引人注意地会见下级特务。在葡萄牙和南美，谍报局的比较重要的特务以进出口公司作为掩护。对于不太重要的旅行特务来说，谍报局发现在西欧冒充邮票商人是很奏效的。而在巴尔干国家，冒充旅行的烟草商人和羊毛商人会减少嫌疑。在未被德国占领的法国，一个特务假装香烟盒和化妆盒制造商，他带着这些产品的样品到处旅行，观察法国军队的驻地。
在拉丁美洲，大公司（其中有些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繁荣掩盖了德国广泛的间谍活动。在中立但亲纳粹的阿根廷，三个间谍头子都有自己的掩护公司。汉斯·纳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德国国际情报公司，办公室设在雷孔基斯塔大街三三一号一栋楼房的一六二和一六三房间，他开会、旅行、打电话、寄信等，看上去都只不过是在办理公司的正常业务。事实上，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纳普作为南美最忙碌的间谍组织头子的真正工作。弗里德里希·塔德奥·冯·舒尔茨一豪斯曼也利用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莫雷诺街九七Ｏ号开设的布隆伯格Ｙ公司来掩护他的间谍活动。奥托马尔·米勒的间谍网把它在阿根廷收集到的情报送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掩护公司快速情报公司，以便用它的秘密电台把情报发往德国。在智利，设在瓦尔帕莱索普拉特大街八二八号的航运公司（以前是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的一个分公司），由于战争使德国船运停顿，几乎丧失了全部生意，但它一直让剩下的七名雇员积极收集情报——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它的邮政信箱送来的——并把情报传递给一个间谍电台，让它发往德国。
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拿出部分间谍活动经费，赔偿这些商业损失，不过有一个谍报局的掩护公司，即阿根廷的越洋公司，在进出口中赚了大量利润，所以它能够支付全部特务活动费用。
为证明间谍的假身份而伪造文件的任务，落到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和德国保安总局六司的专业部门身上了。谍报局的这个部门是一处Ｇ组，在整个战争时期由阿尔贝特·米勒领导。他是个矮胖的化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同样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德国重整军备的工作全面展开，谍报局在档案中发现了他的名字，由于他是个预备役军官，就让他重新服役。当时他是个上尉，五十岁。
谍报局总部里他的那个机构进行着谍报局的全部科学工作，包括远距离摄影和使用新闻检查时大量查找隐显墨水信件的设备。它的六个小组中，只有第一和第六小组办理假证件。第一小组制造证件、图章和邮票。第六小组是在战争期间从第一小组分出来的，它把假证件填好发出去；它还监督谍报局各分站制造假证件的工作以及在俄国的集团军群情报参谋的工作。
当米勒从事这种工作时，党卫队保安处也开始进行同样的工作，海德里希制造假文件使红军军官丧失信誉，这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俄国大清洗中也许起了一些作用。帮助实现这个计划的，是党卫队保安处里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的部分工作是寻找一个可靠的伪造文件图章的雕刻匠，这个年轻人是基尔人，专门在街上打架鬼混，由于密告他的头头而受到海德里希的注意，他叫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当海德里希认为他在俄国取得了成就之后不久，决定建立一个机构，专门为他的特务伪造文件，并且在其他方面帮助特务。他把这个工作交给瑙约克斯，这时，瑙约克斯已经是党卫队保安处少校，他破坏了布拉格附近的一个反纳粹无线电台，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瑙约克斯精力旺盛地着手进行工作，他集中了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把他的机构设在柏林西南居民区德尔布吕克大街六号Ａ的一栋用灰石头盖的大楼里。如同谍报局一处Ｇ组一样，它不仅伪造文件，还研制供特务使用的无线电设备和微型照相机，用无线电同党卫队保
安处的特务进行通讯联系，并且监督德国保安总局的小小的通讯情报机构。在大约一年之内，瑙约克斯使这个机构的工作进行得非常好，以致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海德旦希却让他脱身出来去干别的鬼把戏；制造波兰袭击一个德国无线电台的事件，为希特勒进攻波兰提供借口，帮助舍伦贝格在文洛绑架英国情报机关的军官；建立一所妓院，名叫“小猫沙龙”，在里面装上窃听器，窃听外交官嫖客的秘密。
德国保安总局成立后，他的单位变成六司Ｂ处，后来改为六司Ｐ处。但是一九四一年初，瑙约克斯接受了约斯特调他去海牙的建议，因为有一次海德里希逛妓院，瑙约克斯忘了关掉磁带录音机，惹得海德里希不高兴；瑙约克斯又不喜欢舍伦贝格，因为有各种迹象表明，舍伦贝格将成为他的顶头上司。接替瑙约克斯的是舍伦贝格的老搭挡瓦尔特·劳夫，他是党卫队中校，曾经参加海德里希试图说服舍伦贝格的第一个妻子走掉的活动。他担任这个新职务显然是暂时的，因为他保留了德国保安总局二司Ｄ处处长的职务。二司Ｄ处处理整个德国保安总局的技术问题，并且设计了一种大篷车，用这种车把犹太人和其他人运往大坟坑，在途中用车里排出的毒气把他们熏死。事实上，只不过一年多一点，劳夫就离开柏林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在突尼斯和意大利兜捕犹太人。三十四岁的党卫队少校赫尔曼·德尔纳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接替他的职务，自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他除了战争初期有九个月在党卫队骷髅师指挥一个工兵排以外，一直在希姆莱身边工作。舍伦贝格认为他在工作中富于想象力，而且很努力。但是他根本当不了头头，一年半以后，他被调到前线党卫队的一个军里担任情报参谋。德国保安总局六司Ｐ处三组（破坏小组）组长、党卫队少校鲁道夫·拉西格担任这个机构的代理负责人。
这些选择和调动，也许说明了党卫队保安处间谍活动的琐碎之处，并没有怎么影响这个机构，一半是因为这个机构的各个小组相当各自为政，而且看上去都工作得很好；一半是因为瑙约克斯原来的主要帮手一直在为这个机构服务，这个助手能力强，经验多，各个小组的工作都能胜任。他就是伯恩哈德。克吕格尔，当过锁匠，有好几年曾为党卫队保安处管理一个无线电台。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他临时负责伪造文件的小组，即六司Ｆ处四组。
六司Ｆ处四组和谍报局一处Ｇ组的工作都包括如下两个方面：设法弄到具体的文件或证件，把它们印出来填好。文件、证件的来源基本上有三种。最理想的是空白原件。一九四零年左右，安特卫普美国领事馆里一个亲德国的秘书，把大量美国空白护照交给谍报局的一个军官，这个军官把它们交给柏林。捣毁敌军司令部时可以缴获空白原件。但是它们一般很难弄到手，就是弄到手，数量也有限。第二种是已经填写过的原件。在俄国前线，这样的原件大多数来自战俘；在其他地方，则靠偷窃，或者从死者和被送进集中营的人的身上搜取。这样证件的好处是，它们是真实的，上面有持证人以前真正旅行时所盖的真正图章。它们的不足之处在于，为了适于特务使用而对证件所作的篡改，总是经不起仔细检查。
多数国家是用一种特殊方法往护照上贴相片的，取下原相片就会暴露破绽。证件上使用的墨水深深浸入纸里，如果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涂掉墨迹，肯定会留下痕迹。由于这种经过篡改的证件不可靠，多半只能供给那些和大多数旅游者一样，只要把护照亮一亮就能通过的特务使用。
第三种文件或证件是仿造的。它不存在篡改和数量有限的问题。但是仿造这样的证件需要很长时间，也很麻烦。红军的文件和证件仿造起来可能没有多大问题，可是护照呢，由于纸上有特殊水印图案，封面是一层层压起来的，有时护照上还有秘密标记，因而仿造起来非常困难。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都有专用纸张。柏林东北约二十英里有一个名叫斯佩希陶森的小镇，镇上有一个造纸厂，党卫队保安处有一小撮人在那里用大缸煮纸浆。当弄护照封面的纤维涂层发生困难时，党卫队保安处也询问外界研究实验室。由于这一切工作有可能因为一个国家更换护照而成为徒劳，这两个间谍机构只为极少数特别重要和可靠的特务伪造这样的证件。比如，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柏林只给谍报局布拉格站伪造了两份护照，一份是保加利亚的，一份是土耳其的。
证件纸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是印进纸里的复杂的背景花饰和压印在封面上的金色印记。谍报局有二十名雕刻师和美术师来复制这些东西。但是证件上的内容同样重要。
印在证件上的表格和盖在上面的橡皮图章，都要同敌国当时所用的完全一致。证件号码不能超过当时的编码范围。
为了确保这一点，谍报局一处Ｇ组在该局各分站设有下属对口单位，专门拍摄外国护照和其他重要文件，然后把照片寄回，并且注明墨水和纸张的颜色。六司Ｆ处还让党卫队保安处各分站拍摄警察从旅馆旅客登记处收集到的护照和身份证。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的车间复制橡皮图章和颜色合适的染印台。谍报局一处Ｇ组有上千个图章，有的用来复制外国签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