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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证件上所列各项内容，会遇到许多麻烦，填写不当，就意味着特务的死亡。填写时自然要用“发证”国家的术语。在伪造的美国或英国护照上，绝不能写某某特务的身高一百七十二厘米。因此，谍报局一处Ｇ组在各分站用来申请某种证件的表格上，特别指明要用那个国家的语言填写有关这个特务的每项情况。由于崭新的护照会引起过多的怀疑，谍报局一处Ｇ组就在护照上盖上许多图章。它必须谨慎地计划这些想象中的旅行，大部分路线是根据一份间谍头头必须填写的四页长的问题单上所提供的情况制订的。它不能填写一条不能通行的路线，比如，不能在护照上表明通过了在盖章日期已经关闭了的某个国境站。它不能在护照上没有签证盖章的情况下，填上已进入一个需要签证盖章的国家。
当事情太困难时，谍报局一处Ｇ组就故意把印章盖得乱七八糟，或者把印章盖重，使其模糊不清。
它的最大问题是要不断提供特务们所需的庞杂得无法想象的各种文件和证件。文件、证件是现代文明的祸根，战时繁杂的手续越来越多，象供应本这样的新证件不断应时而生，即使是合法的持有者也感到是个负担。谍报局一处Ｇ组和德国保安总局六司Ｆ处四组的任务不知加重了多少，它们不得不为每个特务准备多达十种证件。谍报局一处Ｇ组保存了一百四十六种伪造的红军证件，只要列举其中一部分，就能说明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俄文护照（只用俄文填写，没有编号），俄文一乌克兰文护照（有编号），俄文一乌克兰文护照（没有编号），军事驾驶员执照，医院出院证明，高加索地区交出的通行证的收据，共产党党证，国防工业部门的工人的缓役证明书，铁路工人缓役证明书，装甲部队装备管理总局、南部方面军作战部以及列宁格勒方面军政治部的信笺上端所印的字样，普通通行证（用的是普通纸和薄纸），沃罗涅日前线飞行员通行证（用的是黄纸和白纸），受奖证明书（战时颁发的），一张列斯吉涅尔和一张阿瓦尔的出生证，六种医院出院证明（普通的，白色小的，白色中等大的，棕色大的，又长又大又白的，阿尔汉格尔海军医院的），以及不下于十六种军官身份证（不能同四种军官个人身份证混淆起来）。
在许多情况下，谍报局一处Ｇ组和保安总局六司Ｆ处四组对这方面的工作是胜任的。六司Ｆ处四组为了检验一种已经用紫外线检验过的新的伪造护照，命令一位年轻土兵持这种护照进入瑞士。然后它提醒瑞土人，说有一个间谍可能打从那里通过。边防哨兵极其仔细地检查了这个青年土兵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然后放他走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一个特务携带着证明他是苏军上尉的假证件，奉命到一所空军学校上学。他在学校里呆了好几个月，一直向上级报告他所学习的东西。另外一个特务本来就是教师，一副病容，发给他的假证件说他不适于当兵，他是教师。他利用这些证件，在俄国中部的一所学校找到了工作，在那儿对红军进行间谍活动。
为了适应当地的需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各分站设有自己的伪造文件的小型机构。从一九四二年六月起，各集团军群的情报参谋已设有这样的小型机构。通常他们只不过填写已经准备好了的空白证件。中部集团军群每月大约颁发五百个证件。战争期间，德国一共颁发了四十多万个假证件。
因此，伪造者有时忽略了某个细节就不足为怪了。有时俄国人发现了差错。编号在3 ，800 ，000 号以上的伪造的党证，留了一个空白填写党员交纳党费的年月日期，而真正的苏联党证上却印有这种年份日期。在另外伪造的党证上，“Ｃｈｌｅｎｓｋｉ' ’（成员）这个单词中的ｉ上面点了两点，本来只有一点。某些伪造的印章用的是紫色墨水，而真正用的是黑墨水。德国的橡皮印章一般比俄国的线条分明而且颜色深。
德国人用镀铬金属线装订证件，不留铁锈痕迹，这与俄国的装订不同。在为一个将去阿根廷的间谍准备身份证时，谍报局一处Ｇ组只在证件上面按上拇指印，而不是象应当做的那样用压印机压印上去，也没有填写照片的日期，而这本来被认为是身份证上重要的一项，在“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ｎｔｅ〃 （商人）一词中多写了一个ｍ，纸上的水印图案很粗糙，而且位置太靠下。签证官员的头衔，应当是警察局长，却写成了警察总局局长，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关。
德国人必须在假证件上填写假身份，或者说是“传奇式的经历”。有一个特务被空投到爱尔兰，他就是京特，许茨上士。他冒充他的学友汉斯·马施纳的身份，马施纳在战争开始后一直呆在德国。他用的是一个篡改得很合适的南非护照。这样的经历是特务容易记住的。另外一些同特务自己的阅历相差较远的经历，比较难以想象，也比较难记住。此外，他们在被捕时并不总是能轻易顶得住。俄国人对于那些有特嫌的人，对照他们自称来自那个地区的方言来检验他们的讲话。他们把那个地方的居民叫来帮忙，就那个地区的地形讯问这些嫌疑犯。在同种族的英国遇到的类似的困难，使谍报局放弃以真正的特务冒充商人的企图，而是吸收真正的商人来做特务工作。
为了使特务们的假经历更加令人相信，德国人向他们提供恰当的家属照片、信件、帐单、收据、卡片、衣服和设备。间谍机构一般都能避免会使它的间谍暴露的差错。有时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真晶。同盟国空投到法国给法国游击队的英制衣服有时落入谍报局的手里。
但是有时候德国人也要弄错。他们的俄国间谍所穿的伪造制服，在裁制上有错误。他们衬衫的两边是开缝的，而真正的俄国衬衫不开缝。他们裤子的臀部加了一块布，而真正的俄国裤子却不加这块布。他们过于求全，把肩上的垂片一直缝到袖子上。而俄国人却让这些垂片挂着。这些瑕疵是微小的，但对有些人来说却是致命的。
为了收集情报，德国的间谍必须呆在敌国领土上，但是他们如何才能到达那里呢？战线拦住了陆路。海港和飞机场控制严格，切断了从中立国进去的路子。然而可行的路子也只有这三种——陆路、海路和空中。希特勒的间谍必须寻找并利用小小的空隙从这三方面渗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而且成功地从空隙中渗入到目标国家。
和平时期的陆地国界，或者战时同象瑞土这样的中立国的国界，有时候很容易越过，只要间谍在法定的边界站出示假证件就行了。这样做并不都能行得通。也许他们的证件经不起一个眼光锐敏的官员的检查。也许他们必须经常越过国境，或者要携带钱或装备。在这样的情况下，间谍往往穿过“森林中的边境”。其中典型的就是同法国的边界。
从莱茵河到卢森堡的弯弯曲曲的边界线位于丘陵地区，树木茂盛，是不可能完全封锁得住的。谍报局的间谍头子从特里尔派出他们的间谍，让他们沿着羊肠小道蜿蜒穿过森林、越过边境到法国去——间谍并不是唯一要回避移民局和海关官员的人。德国人把这种办法叫做“开水闸”，意思就是“放（船）过闸门”。为了让特务渗入美国，谍报局给他们购买从里斯本到南美的船票；他们从那里到达墨西哥，到了墨西哥以后，再象那些未经合法手续进入美国的墨西哥流动工人那样，瞠水或游过格朗德河进入美国。整个过程时间很长：往往要一年以后才能收到特务打回的报告。在东线也使用开水闸的办法把特务送到敌后。在黑夜的掩护下，前线士兵把特务从他们自己的战线里带到无人区，然后指点他们绕过敌人的阵地进入敌后的路线。这些特务偷偷摸摸地溜过敌人的岗哨，然后悄悄地急速前进，离入境点越远越好。
当德国军队退却时，他们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卷入法。特务留在原来的地方，让向前推进的敌军把他们“卷进去”。东线德军在冬季间歇退却期间和在西线“霸王”行动期间都用过这种方法。
用空投的办法，既可避免上述过程会遇到的危险，又具有纵深渗透的优点。
战争初期，罗韦尔的侦察中队为此提供了它的远程侦察飞机和有飞行经验的飞行员。空军上尉卡尔·埃德蒙德·加滕费尔德专门从事这项工作。随着在这方面的需要增加，特别是在德国入侵俄国以后，加滕费尔德增加了更多的飞行员和飞机，到一九四二年夏季，他建立了自己的中队——空军总司令部第二试验队。在后来的两年中，它扩增到一个机群，有四个中队，其中第一和第四中队配置在西线。一九四四年三月，加滕费尔德的第二试验队和第一试验队合并，第一试验队是一个真正的研究单位。这个合并的单位叫做二零零战斗空军联队，由德国著名飞行员维尔纳·鲍姆巴赫中校指挥，不过这两个部分却奇怪地改变了番号：第二试验队变成了战斗空军联队第一组。差不多与此同时，阿道夫·科赫少校接替了加滕费尔德。
这个战斗空军联队根据需要，把它的飞机派到欧洲各地。它从辛菲罗波尔飞到伊朗、伊拉克和高加索，从雅典一卡拉马基飞到埃及、外约旦和利比亚，从马赛飞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从雷恩和巴黎飞到英国，在“霸王”
行动之后，又从埃希特丁丹以及莱茵河右岸的其他机场飞到西线。它使用小型的菲泽勒公司的鹳式飞机以及福克一伍尔夫ＦＷ 200和容克Ｊｕｌ88式飞机。它并不小看缴获来的外国飞机。有一次召开飞机生产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在柯尼斯堡附近以机腹着陆的续航能力非常强的俄国四马达ＴＢ—7 型飞机时，一个官员说： “卡纳里斯发狂似地想多得这样的飞机……我们必须立刻把它们交给情报参谋。”在东线还有其他类型的俄国飞机在飞行。在西线，这个中队使用Ｂ—17飞行堡垒式飞机，在机身上涂上道尼尔288 Ｓ的标记，事实上德国并不存在这种类型的飞机。
间谍飞机主要根据气候选择飞行时间。它们经常不得不推迟两三次，使间谍感到更加烦恼。有时飞机已经开始飞行，只是由于恶劣的气候或敌人的行动而被迫返回。加滕费尔德的飞行员几乎总是在夜间飞行，而且宁可在没有月色、阴云密布的夜间飞行。这个联队把它的飞机涂成黑色，把特务们的降落伞染成深褐色。战争初期，特务们的无线电台还很笨重，不得不另外用降落伞把它们投下去。有时候特务们找不到它们，赫尔曼·格尔茨就是如此，当他降落到爱尔兰以后，徒然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寻找他的无线电台。这使得谍报局不得不把无线电台放入磷光袋子里，后来，无线电台体积缩小了，使特务在跳伞时能够随身携带。
特务们当然要被空投到尽可能靠近他将要工作的地方。
比方，有一个特务是英国人，他的目的地是伦敦，空投地点便被选在伦敦以北大约有两小时火车路程的威兹比奇附近，因为那儿是平原，飞行员在上面飞行比较放心，周围乡村人烟稀少，而且这个间谍熟悉这个地区。这个中队估计空投的准确度是离目标点不超过五英里，根据风力、飞行高度和敌人战斗机截击等情况的不同而不等。但是飞机可能飞得很偏。
有一次，加滕费尔德想把一个特务空投到都柏林附近，结果却飞到了都柏林以南六十英里的地方。爱尔兰人当场抓住了这个人。
飞行的时候，可怜的特务紧缩在一架从来没打算用来运送间谍的飞机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角落里。他身上背着沉重的降落伞和设备，眼睛瞪着机身上的那个小洞，心想他从这个小洞跳下去，不是幸运就是死亡。如果飞往英国，驾驶员常常贴着英吉利海峡水面掠过去，免得被雷达发现。他越过海岸以后，被雷达发现的危险就过去了，然后陡直上升，以便不易被看到和听到。特务经常晕机。当飞机驾驶员躲避敌人的战斗机时，他就更晕了。有时候飞机驾驶员让他从高空跳下，有时飞机俯冲到低空，减慢速度，让他跳下去。有的特务在最后一刻迟疑不前，就要“帮助”他跳出去。有个特务遇到另外一种麻烦，他太胖了。当他发狂地向外扭动时，身子卡在洞口，两条腿在凤里拍打着，飞机飞离目标越来越远，机务人员用脚使劲踩他，才把他踩出飞机。
在整个战争期间，东线的空投活动一直没有间断。但是英国日益掌握着自己的制空权，迫使德国人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放弃用飞机把特务送到那里。他们转由海上进入英国。
莎士比亚说过，海“象一堵墙，也象一道护城河”那样地保卫着“英王的不列颠群岛。”但是正如荷马说过的那样，海也是神的路，虽然纳粹德国的间谍完全不是神，但他们也利用它作为渗入英国的通道。有些特务伪装来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的难民。他们偷偷地从荷兰启航，在英国公开登陆。然而，能够安全通过警惕性很高的英国港口保安机构的检查的特务，即便有，也是极少，英国港口的保安机构有时甚至把法国陷落后陷于困境、经过曲折的道路才返回国的本’国人保护性地拘留几个星期，直到他们的申辩被证实为止。
其他间谍乘汽船或拖网渔船穿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快到英国海岸时改乘小船或橡皮筏。
如果被派遣到很远的地方去，例如到西半球去，唯一可行的是海路。有几次德国人利用潜水艇到北美。至少有两次，德国人利用中立国的轮船，在乘务员的帮助下把特务送到拉丁美洲。有一次，一个德国人因为在厄瓜多尔进行间谍活动被驱逐出境而回到欧洲，他同西班牙《蒙特安博托》号轮船上的一个乘务员混熟了。后来在西班牙，他说服这个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