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尼”给他寄了一百英镑。德国人原来准备给他空投五百英镑，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们告诉他，他在汉堡的一个朋友将把钱送来，还将给他带来新晶体管，装在他的电台上。他们原来安排了一连串复杂的会晤，地点在摄政宫饭店、培特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但是没有一次办到了：英国人把他的这个朋友逮捕了。后来汉堡指示他下午四点在维多利亚车站十一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等候，听从指示。汉森回答说，十一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已经不在那里，他建议改在十六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经过几次往返电报，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双方终于按照计划采取行动。汉森扎一条红领带，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和一本书，上了十六路公共汽车。有一个日本人也上了车，左手拿着一份《泰晤土报》和一本书。到了第五站，两人都下了车，等候同一条线上的下一趟车，后来两人一块上车，并排坐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他问那个日本人：“今天报纸上有什么有趣的消息？”
那个日本人扫了他一眼。
“你拿着看吧，”他说。 “我下一站就要下车。”
报纸里夹着八十张五英镑一张的票子。那个日本人是副武官，赶忙回到自己的使馆。汉森发报：“两三天内不发报了。今天晚上我喝醉了。”
汉森还通过里斯本的一个重要德国特务安排的复杂金融交易得到更多的钱，这个特务是南斯拉夫人，名叫杜斯科·波波夫。波波夫说他认识一个有钱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是一个剧团的老板，由于担心英国输掉这场战争，想把手中的英镑换成美元。谍报局抓住了这个建议。它派遣谍报局财务处处长特彭去里斯本了解这个建议，然后作出具体安排。波波夫将把美元交给这个犹太人，犹太人再把兑换的英镑交给波波夫在伦敦的指定人，这个人当然是汉森。事情就这样地办妥了，只是谍报局的官员显然克扣了大量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伦敦的汉森得到了两万英镑，相当于十万美元。
这个问题虽然解决了，其他问题又发生了。他现在腰缠万贯，阔起来了，德国人于是对他施加压力，要他进入上流社会、结识更有地位的人。可是他报告，警察局调查他服兵役的情况，他找来了一位朋友，证明他正在农场从事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这才免了他的兵役。虽然他现在只能在周末出去走走，但是他通过他的雇主的女儿，扩大了间谍活动范围。她在政府一个部门的密码处工作，因此可以看到大量重要的往来情报，有时候她到农场看他，向他透露这些情报。
后来，她的部门慷慨大方地把她借给美国人，汉森又以同样的方式从她那里弄到不少美国的情报。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汉森继续如实报告情况。一九四四年一月，艾森豪威尔飞到英国，指挥盟军登陆部队，汉森在通讯社广播这个消息之前几个小时就把他到达英国的消息报告给国内，谍报局的指挥人员认为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当登陆的日期临近的时候，他们指示他开始搜集这方面的情报。他的报告很快就来了。两万加拿大部队已经抵达多佛地区。美国的先遣步兵已经到达阿什福一多佛地区，这支部队，据他几天之后说，是第八十三步兵师的一部分。在肯特郡的东南部，除了离法国最近的多佛以外，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大量部队在树林里隐蔽宿营。当盟军越过海峡开始登陆之后，他提供了更多的情报。他说，他看见美军第十一步兵师经过剑桥，沿着公路往东开。在那个大学城的火车站，他看见美军第十军往西开；第二十五装甲师往南开，平板货列上载着坦克。后来他在诺威奇看见这个师的土兵。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他郑重地来电： “值此拍发我的第一千封电报之际，请你们向我们的元首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并热切希望尽快胜利结束这场战争。”
甚至在十二月希特勒的阿登攻势失败以后，汉森仍然对德国忠心耿耿，毫不懈怠。他有一个朋友，在一艘布雷艇上工作，战争初期曾经向他提供过情报，这次他又碰见他。这位朋友对他说，盟军正在设置一个新的布雷区，阻止德国新型通气管潜水艇进入该水域。德国海军情报分析员证实了他的报告的真实性和价值，因为有一艘潜艇报告，它触到一个水雷，不得不赶忙逃窜：水雷的位置正是三七二五号特务报告的布雷区。为了保护潜艇，德国海军封锁了三千六百平方英里的海域，不让潜艇进入。汉森的忠诚总算得到了报答。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下午五点五十分，也就是汉堡落入英军之手之前几个小时，他收到了他的上级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
汉斯·汉森是在英国活动时间最长的德国间谍。
并不是所有在英国的特务都取得了成功。在一批特务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女间谍，她金发碧眼，具有北欧日耳曼族人特有的漂亮。她的名字叫做薇拉·德沙尔贝。她逃离了在丹麦的家庭，在巴黎的情场上颇出了一番风头，最后认识了特奥多尔·德鲁克，德鲁克是一个手头阔绰的花花公子，差一点没堕入下流社会。他把薇拉带到布鲁塞尔，可是一到那儿，这个漂亮姑娘很快就被里特尔的同事汉斯·迪克斯拉过去厂。迪克斯虽然模样丑，却具有非常强烈的性感，女人象发情的母兽那样地追逐他。但是迪克斯很快就把她玩腻了，为了把她打发掉，他建议她到美国为他当间谍。起初她不同意，后来看到事情已弄到这种地步，只好勉强同意了。迪克斯又为她凑了两个人，一个是德鲁克，他愿意和她呆在一起，另一个是瑞土人，名叫维尔纳·海因里希·瓦尔蒂，他曾经当过法国驻汉堡领事的司机，并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对这位领事进行过间谍活动。
进行了例行训练之后，这三个间谍和迪克斯为了庆祝一番，晚上到外面吃了一顿。他们喝酒一杯接一杯，在开车回来的路上，迪克斯酩酊大醉，把握不住方向盘，发生了事故，迪克斯一命呜呼，不过其他人只受了点轻伤。几天以后，他们飞到挪威西南端的斯塔万格，从那儿乘一架双引擎Ｈｅｌｌｌ水上飞机，随着带着假证件、干粮和就着吃的香肠。
飞机飞到苏格兰北部海岸附近的海面上，当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爬下飞机，走进橡皮艇的时候，不小心把自行车掉到海里。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了。几分钟以后，他们登上了敌国海岸礁石嶙嶙的海滩，他们踢掉了橡皮艇，分头走开了。瓦尔蒂向东，德鲁克和薇拉向西，薇拉现在改名为薇拉·德科塔尼一卡尔布。早上七点三十分，他们走进了波特戈登镇只有一间小木屋的火车站，波特戈登镇位于班夫和因弗内斯之间的海岸铁路线上。
“请问这个车站叫什么名字？”薇拉问。
车站站长约翰·唐纳德有些怀疑。当他看到那个男的裤脚管湿淋淋的，就更加怀疑起来了。他让工友约翰·格迪斯同他们谈话， 自己去叫当地警察，警察把这两个间谍扣留起来了。
他们被捕了，不久英国人在海面上发现漂浮着他们的橡皮艇，开始逮捕可能和他们一块登陆的其他人。在询问附近的车站时，了解到有一个男的当天早上买了一张去阿伯丁的火车票。警察终于在爱丁堡抓到了瓦尔蒂。 几个月以后，德国人听说那两个男间谍被处决了，可是仍然不知道薇拉的下落，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玛塔。
哈里的间谍生涯，或许只不过持续了两百分钟。
许多其他间谍也和汉堡的这三个间谍一样，很快就被捕了。三十七岁的比利时人阿方斯·蒂默曼以难民身份来到英国，照例要送去接受盘问。检查人员在他身上搜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白色药粉，几根棕色棍条，一撮棉花。检查员一看见这些东西就联想起“隐显墨水”，这就宣告了蒂默曼的“死刑”。有一个名叫约翰内斯·马里尼斯·德龙克斯的荷兰人，也冒充难民。他和另外两个真正的难民乘着帆船刚到达英国海岸就被捕了。德龙克斯由于自己愚蠢的行动而引起了怀疑；一位反情报人员仔细地检查他携带的物品，发现他的荷兰文—英文词典的一些字母下面用针扎了一些小孔，这些字母拚起来是一些掩护地址。他后来被绞死了。 ”
此外一些人活动的时间稍长一些。有的由于运气，或是由于不知疲倦地工作，爬到了关键岗位上，或者在关键岗位上物色培养了特务。高级情报，甚至偶尔还有些能够洞察同盟国重大战略的情报，就从那里送到德国。
罗曼·加尔比一切尔尼亚夫斯基上尉是波兰人，一九三九年德军入侵他的祖国的时候，他奋起反抗，他输了。他在巴黎加入了法国的抵抗组织，他又输了。德国人俘虏了他和他的抵抗组织里的许多人。他是被他的密码员出卖的，这个密码员是一个年轻女子，由于妒忌他爱上了这个组织的另一位姑娘而把他出卖了。
谍报局后来知道，在德国牢房里关着的这个波兰人是个职业军官，他三十多岁，当过飞行员，运动员（他是优秀滑雪运动员），有着在波兰参谋总部情报局工作的经验。不久德国反情报机构建议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到英国去，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如果同意，德国人将把被俘的抵抗组织成员当作普通战俘、而不是当作特别战俘加以处置。起初他拒绝了。但是在德国入侵俄国之后，他逐渐相信德国是在同长期以来一直蹂躏着波兰的俄国作战，真正符合他的祖国的利益，他终于同意了。
他的特务代号是ＧＶ—7167，ＧＶ是德文词“反特务”的缩写。他的这个代号是供双重间谍使用的，他的任务是要渗透到英国特务机关里面去，这个代号恰好反映了这一点。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德国人还要他从英国收集军事情报。
他假装逃出德国，经过迂回曲折的路线，从西班牙，葡萄牙，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达英国。他用的化名叫“休伯特”。
他通过了对难民的盘问，这多半是由于他的生平背景是真实的。不久他就架机飞行，在波兰空军中队中担任中队长。
一九四三年一月，他开始发报。很快就达到平均每天一份。一九四四年初，对德国人来说他的价值提高了，因为他被任命为美国登陆地面部队指挥官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参谋部的波兰联络官。“休伯特”的报告是用法文写的，看来这是因为他不大会讲或者根本不懂德文，而波兰文会使谍报局难以看懂。他的报告详细介绍了盟军为了发动入侵而进行的集结。比如，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他起草了五封电报，但是一直等到二十九日黄昏才发出。那时他在南安普顿地区，他报告说，他在汉布尔河看见了大约三十艘小型和五艘中型登陆艇。三月十日，他报告： “据一位英国军官讲，驻扎在诺威奇东部地区的那个师（以熊作为识别符号）的番号是第四十九装甲师。”他还大发牢骚： “你的二七一号，我非常失望，空军帮帮忙既不危险，也不困难。我冒着最大的风险从事活动……我的工作受到了极大限制，你们如果不帮助，我就不能提供更多的情报。宁可停止工作，也不愿马虎了事。我从来没有受到你们帮助的鼓舞。”
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活动，五月十九日，他被调到最重要的岗位：乔治·Ｓ·巴顿将军的第一集团军群司令部联络官。联络官虽然不是决策人物，但他们常常居于关键岗位。
“休伯特”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报告了第十一步兵师和第三十三军的驻地，传回了第十七步兵师的识别符号。他报告了第九集团军的使用和第二十一空降师的情况。他说：“布伦特伍德驻扎着第三十五步兵”币的部分部队，他们属于第十二军，已调到肯特。哈里奇驻扎着第二十八步兵师，属于第十二军。那里正在举行两栖作战演习。一直到盟军登陆，甚至登陆以后，他仍然在提供这样的情报，数量甚至更多。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他的第八七七号电报中报告： “诺丁汉地区一切都很平静。有一些识别标志表明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驻扎在那里。第九和第二十一空降师已撤离这个地区。”
西线外军处最后阅读他的报告的“主顾”喜欢这些情报。他们说： “这些了不起的报告对我们弄清敌人的情况大有帮助。”西线外军处英国组负责人罗格尔·米夏埃尔少校评论道； “好。” “非常了不起。”米夏埃尔少校只是偶尔才表示不太热情的看法： “不太明确，” “可以相信”同他对其他间谍尖酸刻薄的评价比较起来，这样的批语实际上是在赞扬他。
但是所有这些活动突然结束了。一九四五年一月， “休伯特”突然停止发报。英国人显然把他抓起来了。
其他的特务开始当自由间谍，表示愿意为谍报局提供情报，他们很快就成为大型间谍组织的负责人，在这些间谍组织里，主要特务、下级特务、生财有道者以及联络员层出不穷，宛如实业界的联锁董事会和有限公司。多数这些间谍组织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中立气候的保护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最早的一批特务当中有一个名叫保罗·菲德尔米的人。
他出生于德国苏台德区，曾经在奥匈帝国军队的情报部门工作过。他的化名叫ＣＨＢ，他建立了一个遍及全世界的特务网。
特务们被称为ＣＨＢｌ，ＣＨＢ2 ，等等。他们之中有些人曾经在谍报局汉堡站工作过。至少有三人在英国工作过。其他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卡纳里斯本人曾经把拿破仑使用过的一个镶着珠宝的鼻烟盒赠给菲德尔米。比方说ＣＨＢ1 ，谍报局认为他“久经考验，值得信赖”。但是西线外军处的评价比较冷静：“好；需要提供有关军队的比较准确的细节。”后来说：“最近情报的价值下降了，”又说“整个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不准确，”甚至说：“简直是个骗子！”而ＣＨＢ1 是这些特务中最好的。
另一个比较早地加入间谍组织的特务是伊比利亚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