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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卡片索引不仅包括某个德国集团军或集团军群对面的部队，而且包括被确认在整个东线上的所有部队，一直到团和独立营。每个部队的卡片记载着它的最新位置，它的历史、兵力、指挥官，上级司令部，所属部队，装备，对它的战斗力的评价，等等。每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根据在它的前线新发现的情况随时更新卡片，并把这些情况通过情报参谋的定期报告和各地区指挥官之间的电话谈话通告给别的单位。
他们在这种战斗序列情报——所有情报中最基本的情报——中最有价值的一种工具，是一本鲜红封面的比较厚的册子，书名叫《红色圣经》。这本册子列举了敌军中所有已知的高级部队。不同的敌军有不同的册子，东线外军处或西线外军处不断出版这样的新册子。一九四四年八月出的关于苏联红军的那个版本共五百八十四页，它是更换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那个版本的册子里所要包含的详尽内容，说明了战斗序列情报工作的复杂性，册子里记载着已被消灭的部队（这些部队的番号可再次使用），以及重新编了番号的部队（册子既载有这些部队的旧番号，也载有它们的新番号）。战斗序列情报主要是要确定苏军在整个东线的总兵力。许多其他单位源源不断送来这方面的资料。所以说几个司令部和东线外军处重复了这项工作。不过卡片也能帮助每个个别的司令部。
如果有一些部队突然出现在这个司令部的作战区域前面，而卡片记录着这些部队是苏联的突击队，情报参谋就可以认为敌人有可能即将发动一场进攻。
情报参谋确定能够从一个情报来源那里看出敌人行动的迹象。但是他不愿意凭这么一点点根据就向他的司令官预言敌人的行动。他通常只在一个情报来源的分析同另外一个情报来源的分析相吻合的时候才作出预报。这就是情报的相互印证。布卢姆勒德尔亲身经历过一个算得上是典型的例子。
那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南部战线一个大转弯向西伸向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脉。德军预料苏军会发动夏季攻势，但是将向哪里进攻呢？他们是要夺取斯坦尼斯拉夫和山脉那边的匈牙利呢？还是要从他们在特尔诺波尔的基地出击，进攻稍稍靠北的利沃夫和波兰？这两种可能性在作战上都是行得通的。正当布卢姆勒德尔苦苦思考这种形势的时候，某军情报参谋报告了对俄军战线后面一小段铁路的部分目视侦察结果。德军从斯特雷帕河上的一个观察站往外看到载满军人的列车向北开，空车南返。
“啁哈，”布卢姆勒德尔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正从那里把人拉到特尔诺波尔去。”调兵的证据相当可靠，但是它只来自一个情报来源，而且关于特尔诺波尔的结论完全出于猜测。突然新的情报来了。德军击落了一架苏联的军邮班机。经过查核证明这架飞机属于第三十八集团军，飞机里的炮手和他携带的文件都证明，俄国人的确正在把第三十八集团军从斯坦尼斯拉夫对面的南部战线调往利沃夫对面的特尔诺波尔。七月份，当俄军进攻时，德军由于确信已经得到证实的情报，已经作好了准备。第三十八集团军在最初两天只前进了十英里，后来在德军的反攻下，它甚至后退了一段距离。
这种确定，这种证实，就是情报参谋所谓他们的工作是“拼拼凑凑的工作”的意思。把零碎分散的各种材料拼凑成一幅连贯的图画。最有价值的情报来自口头证据。在作战指挥部，这是战俘情报。在战斗指挥部，这是无线电情报。但数量最多和最肯定的情报来自前线部队的亲身观察。东线外军处在它的《东线部队情报参谋工作》手册里，列举下列各条苏军发动进攻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侦察和袭击队的活动试探德军前线；游击队、侦察队和间谍在德军战线后面进行侦察；敌军各部队战线的收缩（根据对换防的观察、站岗路线的改变和俘虏的供述作出判断）；作为进攻出击点的堑壕系统向前延伸；不断增加空中活动（夜间战斗机扔伞投照明弹，轰炸个别目标）。更高级的观察提供了苏军意图的更多线索。无线电的沉寂，突击队的出现，某些地区空防的加强等等，都暗示准备发动进攻。已知部队的消失，佯攻，大炮射击、空中活动、游击队活动、特务和逃兵的减少显示了防御意图。任何一个地区的任何活动的任何加强——无线电通讯网特别密集，部队准备地域纵深的扩大，尤其是大炮、追击炮和坦克阵地的密集——表示这个地区大概就是发动进攻的地方。德国的情报参谋甚至常常能从俄军的活动格局中大致推测出俄军发动进攻的时间。俄军在发动进攻前八至十天开始威力侦察，侦察兵力多达一个团。在进攻前四至五天，无线电打破沉寂。进攻前两至三天，重武器运到阵地。同时逃兵大量增加。如果发酒给苏联士兵喝，那就是马上要发动进攻了。
情报工作并不是枯燥无味的。不同的情报参谋根据同样的迹象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九四四年夏，陆军最高司令部要北部集团军群调一些后备部队给正受到俄军威胁的中部集团军群。北部集团军群司令和参谋长倾向于同意，因为他们看不出有俄军立即发动进攻的危险。苏军在进攻拉脱维亚中已经遭到三次失败，大概不会再进攻，事实上，他们现在正在进攻别的地方，而且取得了部分成功。此外，空中侦察表明，敌军全线后撤了六英里。
但是情报参谋对这些迹象有不同的解释。俄军后撤了相当短的六英里，说明他们并不是根本撤出战线，而只是在那里休整他们的军队。在其他地方发动的新攻势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没有调更多的部队去进行后续作战。这说明他们只是佯攻，或者是以进攻来牵制德军。情报参谋还觉得，俄军发动三次进攻，说明他们非常急于达到他们的目标——拉脱维亚的主要港口里加。他认为俄军即使在失败了三次以后，也不会放弃这个目标。经过许多次讨论以后，情报参谋说服他的上级接受了他的观点。于是集团军群司令获准把后备部队再留一个星期，然后再派他们走。第七天，俄军发动了进攻。北部集团军群把它打退了。
情报参谋是根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同样的逻辑归纳法来进行预测的。这就在于可能性，是要凭经验体会的。
根据逻辑归纳法，当一再发现一个事物同另一个事物有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从不割断时，那么这两者在将来很有可能也会联系在一起。一百只象、一百万只象的皮肤都是灰色的，那么第一百万零一只象的皮肤可能也是灰色的。某些迹象常常表明俄军要发动进攻；当情报参谋看到上述迹象时，就预料会有进攻了。当德军俘虏了两名从一个团里开小差的逃兵时，他们就推测出有一整个俄国集团军在那里，因为他们原来已经发现，俄军一般是要保持他们作战部队的完整性的，因此各师（和所属各团）和各军在一段长时期内是共同呆在一个集团军里的。
但是归纳法推理有漏洞，对情报参谋构成了危险。敌人的欺骗就能钻这个漏洞的空子。哲学家戴维·休姆第一个分析了归纳法的问题。逻辑理论中没有哪一条要求将来的某件事情必须同过去的一模一样。因此差别总是存在的。第一百万零一只象可能是白色的。归纳法只是表示了可能性。诚然，事物之间的联系在过去出现得越经常，那么在将来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这并不是肯定的，例外情况往往会从归纳法的漏洞里钻出来。
情报军官虽有可能不知道休姆的理论，却和别人一样了解形势。他们知道未来并不完全因袭过去。因而他们碰到许多例子时，就不知道某些情况是重复过去的模式还是有所不同——特别是，是否是一种欺骗。
他们察觉到什么吗？俄国人愚弄了他们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主要的理由是，俄国人似乎从来不进行大规模的欺骗活动。他们没有装甲部队和人力来进行无用的行军去愚弄德军；他们宁可使用部队发动进攻。当然，他们经常成功地伪装他们的部队和坦克，但这不同于欺骗。俄国人确实经常用无线电进行欺骗。但是锐敏的德国无线电情报机构也经常识破它们的欺骗。情报参谋相信，即使监听队没有听到，配合得很好的德国情报机构，由于发现本来认为应该出现的部队调动和供应品的运输而没有出现，就可以察觉到这是欺骗。
虽然绝大部分情报参谋的工作是为上级服务，是向司令官报告，但有些情报送给下级军官和士兵。这些情报预先告诉他们敌军是什么性质的。一九四四年年初，第二装甲师从俄国前线调到西线后不久，该师情报参谋向下散发了《敌人情报活页材料》，介绍英国军队情况，一共八页。他是根据西线外军处和德国空军情报机构的出版物重写的。 “英国土兵勇敢、坚强，不怕挫折，”他在开头写道。接着他评价了英帝国其他成员国的部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太好；内部纪律比英国军队差得多。”这位情报参谋说英军高级军官领导“有方”，下级军官比较“灵活”，还谈到英军诸兵种和诸军种的编制情况。然后他又介绍了英国军队的进攻战术。对一个步兵师来说，进攻“是经过慎重准备的”，而且“哪里有可能在黎明前开始进攻……坦克分几次攻击波出动。第一次攻击波的主要任务是摧毁敌人的反坦克武器。如果可能，它和跟进步兵的距离不应超过一千码。
……如果进攻在某个地方受阻，部队就放烟幕把自己掩蔽起来，在这种掩护下改变攻击方向。”这些详细的说明，是为了使德军在英军进攻前面不致惊慌失措，使他们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用同样的方法，也为了同样的原因，第十五装甲师的情报官给他的战斗部队散发了如何打美国坦克的示意图，指出了应该打哪些部位，不应该打哪些部位。
当然，情报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效果取决于情报参谋自己。并不是所有的效果都是好的。一九四四年在诺曼底视察的一个军官报告说，至少在作战中，第二装甲师情报参谋的工作“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地图不充分，没有敌军各部队的卡片索引。”驻扎在意大利的二三八步兵师的情报参谋只不过保存了有关敌军资料的书籍；真正的情报分析是由作战参谋和师长做出的。格斯多夫本人以前就是一名情报官，盟军登陆期间，他担任驻法国的第七集团军的参谋长，他不得不开除三名情报参谋，然后才找到一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情报参谋。其他的情报官是极为令人满意的。在诺曼底视察的那位军官，表扬了党卫队第十七装甲坦克师情报参谋的“出色工作”。关于第四十七装甲军情报官的工作， 他写道：“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可靠的，给人印象良好。有着非常详细的和悉心保存的情况卡片。情报参谋准确地了解了他那个防御地段的一切情况，而且对桥头堡其他部分的敌军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情报参谋工作效果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他同上级的关系，特别是同司令官的关系。单是情报参谋的工作，就使他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他比参谋部的任何人处境都难，因为他要报告坏消息。司令官基本上想听的是没有敌人来打他这样的话，而情报参谋的工作恰恰是告诉他相反的消息。司令官常常觉得，情报参谋把事情说得比本来的更坏，这样就有可能削弱或破坏最为重要的战斗意志。此外，不象作战参谋的报告那样，要么是好消息，要么是坏消息，情报参谋的情报则是不肯定的，象沙一样地游移不定，象雾一样地虚无缥缈。然而，司令官在判断形势时，仍然要部分依靠情报参谋的情报来作出决定。事实上，情报参谋常常比别的人更能使司令官的愿望遭到破灭，他能迫使司令官放弃一个周密思考出来的计划。他的情报是消极的、悲观的。法老杀死送噩耗的人。司令官拒绝或不理睬他的情报参谋。
在希腊战役期间，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在——个时期干脆一连好几天不让他的情报参谋到他的跟前去。其他司令官暗自说： “情报参谋又带着他那一套材料来了。可我还是要照我的干。”然后他们基本上是要情报参谋证实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不过，一个好的情报官常常能够荐举自己，从而也把他的情报兜售了出去。在中部集团军群，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最初对格斯多夫的情报不感兴趣。但是当这位情报参谋以内行的方式递交了几次材料以后，克卢格就定期要材料了。毫无疑问，被训练得用同样思想思考问题的参谋军官之间的共同谅解，对接受情报参谋的情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情报参谋的性格和能力也起了作用。这最终导致司令官之所以使用情报材料的最重要的因素，即他对于给他材料的这个人的信任。
当一个司令官相信他的情报参谋，因而也相信这个情报参谋送交给他的情报的时候，结果往往产生军事效果。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布卢姆勒德尔同他的司令官曼施泰因就是这样的。那是发生在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大败之后，德军正在他们最后一次成功的攻势中进行反击的时候。曼施泰因，这个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战术家中最杰出的一个，对布卢姆勒德尔说： “告诉我那里发生的情况，我好据此采取行动。”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倾听了布卢姆勒德尔的五分钟的汇报。然后，他利用这个情报，把他的军队从敌军力量薄弱的地方撤出来，把他们投入到向南部大平原推进时需要这些部队的地方，他的运筹指挥是如此的神妙，以致不仅他自己的参谋部，就连俄军也惊讶得目瞪口呆。
但是情报参谋也知道，单靠情报并不能取胜。它需要部队和枪炮。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即使是最可靠的情报，德军也将一事无成。一九四四年盟军的进攻发起日之后两天在诺曼底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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