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美国第一集团军群撤走军队，就削弱了这个集团军群，尽管给它增加了一些想象中的师。早在七月十日，伦内发现它“在质量上不如”在诺曼底的军队，因此“再也不能让它承担重大任务。”但是直到七月二十七日，他才承认／（现在恐怕不大可能让它一俟通知就去攻打一个有坚固设防的海岸防御地段”。同一天，克卢格司令部仔细地注意到，由于新到了美国部队，盟军的兵团总数已增加到九十二个，它第一次说“大批英美兵团将投入诺曼底的战斗。”克卢格要求从他防区里的其他部队中调一些师到这个桥头堡。希特勒答应给两个师。他头一次同意从加来海峡防区的第十五集团军抽出一个师。第二天他又放走两个师。其中一个也是从第十五集团军抽调出来的。但是他仍然很不安；他命令把已经疲劳的步兵师戎装甲师尽可能快地调去支援第十五集团军。尽管如此，诺曼底的现实开始推翻认为加来海峡也是进攻目标的看法。八月三日，美国兵通过阿弗朗什源源而来，克卢格把第八十一师从第十五集团军调到第七集团军。最后，在八月七日，由于他断定第二次大规模登陆是“不大可能的”，于是下令一切可从集团军群Ｂ防区调出的部队都调到战场上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同盟国的欺骗活动到此完结。德国刺探情报的机构失败了，德国的情报军官和他们的指挥掉进了克劳塞维茨在一个世纪以前所预见到的那种陷阱里。克劳塞维茨写道，如果收到的许多报告中出现的矛盾“互相抵销，留下剩余部分以供进行严格的分析”，“那么收到这样情报的军官”是幸运的。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一个报告符合另一个报告，对后者加以证实、夸大、添油加醋，直到一个情报新手不得不匆忙作出决定——但很快发现所作的决定是错误的，如同发现报告都是谎话连篇、夸大其词，谬误百出一样，这种情况对于这个没有经验的情报人员来说，就要糟糕得多了。”
这就是德国人所碰到的情况。只有在他们对自己的错误缺乏认识这一点上，这些参谋官才同克劳塞维茨所预见到的不一样，这些参谋官同世界上其他多数参谋官比起来，在搞情报方面可以说是新手。由于德国人上当受骗很深，以致欺骗所产生的作用早就消失了，而欺骗的内容却在他们的脑子里阴魂不散。直到十月三十一日，西线外军处的形势图上还标着美国第一集团军群，这说明他们一直相信它确实存在。
即使后来他们把美国第一集团军群从地图上抹掉了，地图上仍然标着三个实际不存在的集团军司令部——英国第四集团军，美国第十四集团军和同盟国第一空降集团军。确实，欺骗的主要概念——第二次登陆——一直盘旋在德国人的脑海里，直至希特勒在准备最后一次反攻（后来的隆起地带战役）时，他们还有这种想法。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在柏林第三帝国总理府举行的一次形势会议上，邓尼茨还提出了盟军在荷兰登陆的可能性。他承认在那儿登陆的条件是很差的。但他脑子里想着根本就不存在的军队，说道：正在泰晤士河以南集结的盟军部队，一俟斯凯尔特河被盟军打通，就能迅速开赴前线。希特勒听信了历史上最大一次欺骗活动的最后这一声鼓声，这次欺骗活动，使希特勒输掉了西线的战争。
注： 1 、加来海峡是法国的一个省，该省与英国之间的海峡是多佛海峡，也叫加来海峡。
27。狂妄自大，光荣，感召力，元首
德国就这样在情报战中打了败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个战略转折点，她的情报工作都失败了。它低估了俄国，事前对盟军进攻北非一无所知，袖手等待着盟军在巴尔干半岛的西西里登陆，误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是佯攻。尽管在考虑作战和战术形势时，它常常预料到了敌人的进攻，但它有时候却犯了严重的估计错误，譬如，它没有预料到俄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对中部集团军群发动的进攻。
看起来，德国情报工作成绩差得无比。但对它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最好成绩了。每一个情报机构都在竭力实现使徒路加说过的话： “没有不暴露的事情，也没有不被人所知的事情。”谁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军队部三处第一任谍报头目弗里德里希·格姆普将军写道： “甚至最好的成果也满足不了当事人的愿望，这永远是每一个情报机构的必然悲剧。”这样说来，是不是对德国情报机构的要求太多了？它在调查别人脑海深处的秘密时，如果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是否达到了极限？或者别的情报机构做得更好？
别的情报机构确实做得比较好。虽然日本的情报工作同德国的一样糟糕，虽然对俄国的情报工作了解得不够多，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英美的情报工作却远远胜过德国。英美两国估计敌人的实力比较准确。譬如说，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对驻法德军兵力的了解通常能深入到一个师的内部。当同盟国在一九四二年华盛顿会议和一九四三年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重大决定时，它们对德军兵力的估计数字相当准确。在进攻诺曼底以前，它们的估计只差一个师——它们说有五十八个师，事实上有五十九个师。误差不过百分之二。而德国对同盟国在英国的师的数目的估计，误差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同盟国情报机构预料敌人的意图也比较准确。它察觉出希特勒放弃了进攻英国的计划，发现他转而打算进攻俄国。它充分了解到德国的火箭和原子弹研制的情况，使同盟国能够发动空袭，推迟或破坏了德国的这两项试验。在许多个别活动中，它都预报了敌人的动向。在茫茫的大西洋上进行海战的德国潜水艇，发现同盟国的飞机突然从地平线起飞，用深水炸弹进行攻击。在安齐奥的两个美国师，由于得到一份截收情报，得知希特勒正从希腊派遣九个师去增援防御部队，因而避免了过份分散自己的兵力和可能被切断而全军覆没的危险。
同盟国的情报工作也不是完好无缺的。它们在挪威、阿纳姆和隆起地带战役中犯了估计错误。他们对德国飞机生产的估计，要么过高，高出百分之七十九，要么过低，低了百分之三十三——高低的差距超过百分之一百。战略情报处给罗斯福总统提供的情报，就象卡纳里斯给希特勒提供的报告那样，常常缺乏关于敌人及其意图的内部情报。但是，尽管如此，同盟国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们破译密码的能力比德国强得多，因此它们的口头情报占优势。相比之下，德国人就显然差得多。
五个基本因素造成德国情报工作的失败：一、盲目的狂妄自大，使德国脱离现实；二、侵略活动，导致忽略情报工作；三、军官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使许多将领敌视情报工作；四、纳粹国家的权力结构，严重损害了情报工作；五、反犹太主义，使德国情报机构丧失了许多有才能的人。
虽然人们常常认为反犹太主义只是希特勒的德国的产物，其实反犹太主义早就对德国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起着有害作用。因为它排斥了许多爱国的犹太人，他们本来是可以做出大量贡献的。例如，普鲁土军队干脆不任命犹太人为正式军官。纳粹党人强化了这种态度，加剧了恶劣影响。他们要科学，技术和学术机构奉行纳粹党哲学，把犹太人排挤出这些机构。他们制定了一项法律，令人可笑地说是为了“重建专业文职机构”，这项法律命令： “凡不是雅利安血统的官员都要辞退。”尽管这对军事机构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那儿几乎没有犹太人可以解雇——例如在海军通讯情报处，似乎没有让谁离开——但是对其他方面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纳粹党人驱逐了格廷根数学研究所的犹太人所长，德国这个第一流的数学研究中心从此就垮了。这样一些剥夺许多犹太人科学家的职业的措施，加上街头羞辱和仇恨犹太人的气氛，便把他们撵出了德国。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源源不断地涌往大不列颠、俄国，尤其是美国。
他们的才能都是很高的。且不说艾伯特·爱因斯坦出类拔萃，就是其他一些人，在他们的同行中也是鹤立鸡群的：单在数学方面，约有百分之二十的犹太人被选入他们东道国的最荣誉的学术团体。三十年代的德国并不感觉到失去了他们。他们的离去，使德国产生涣然一新、队伍纯洁、未辱使命的痛快感觉。但是，即使是最强大的刺激，也弥补不了让平庸之才取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反犹太主义不只限于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军事机构也受到了传染。但是他们没有系统地排斥犹太人，他们并未拒绝犹太人在文职方面的帮助。最富有戏剧性的结果是：同盟国在犹太人科学大脑的帮助下，造出了原子弹，而德国人由于失去了他们（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却没有造出来。在情报方面，同盟国拥有许多德语说得很好的人，这些人担任审问者，发挥了非常难得的作用。他们保留了象威廉·Ｆ·弗里德曼那样的犹太人，弗里德曼是一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解开了日本的“紫色”密码机的奥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洞悉了德国和日本的政策。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一方面挖掉了希特勒的情报潜力，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强了同盟国的情报实力，这样就加倍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
德国人常常被人们指责为狂妄自大，就这个民族对现实的感觉来说，这个指责是正确的，而情报工作只不过是这种感觉的具体化的一小部分。狂妄自大使德国人对世界具有不真实的看法，从而导致这个国家作出了许多有害的决定。
这个缺陷似乎是由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造成的。在德国，民族优越感比在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强烈。思想更僵化，独裁主义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明显，这就妨碍它根据现实情况来纠正错误。这个心理因素，来自马丁·路得的学说。德国疏远西方，是有着极端沙文主义的根源的。
在鼎盛的中世纪，在西西里出生和长大的霍恩施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卡纳里斯被处决的前夜还阅读他的传记），为了世代推行他更感兴趣的意大利和地中海政治，把他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德意志诸侯。这些权力有助于各侯国在六个世纪中维持封建割据，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集权，反对普鲁士蒸蒸日上的统治，反对知识分子要求统一政治和文化的强烈呼声。这种允许各封建诸侯割据的政策，使现在叫做德国的这一地区，同正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英国和法国显著不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拿破仑把普鲁土打得一败涂地，并且征服了其他德意志侯国，消灭了有一千年历史的第一帝国——罗马帝国。
拿破仑自称是法国革命的伟大人道主义理想的继承者。
为了鄙弃他，德意志各侯国人民也反对自由、平等和博爱，因为这些东西已以各种形式形成了民主西方的理想。他们孤芳自赏，赞美德国的举世无双和无与伦比。这种民族主义的提倡者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他的《致德意志》一书中，极力反对“不共戴天的外国精神”，直言不讳地宣称“德国人只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就能永远比外国人优越。”随着拿破仑被击败，随着一八六六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并并吞了几个毗连的邦国，统一指日可待，随着它在五年以后击败法国、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德国人也就越来越狂妄自大。看起来德国似乎不可战胜。她的独立发展成功了。德国的一切都比别处的好。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她的经济发展繁荣，军事胜利令人瞠目结舌，但她的人口和工业，同她所有潜在的敌人相比，绝不能说居世界第一位。她不承认这一点，这就使她脱离现实。别的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一个美国人顶十个日本人”）。但德国脱离现实的程度要严重得多，主要是因为她的经久不衰的民族主义加剧了她的优越感。这确实是危险的。然而最致命的，还是她的僵固不化，她无力改革，适应不了现实。
这种僵固不化起源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开始的专制主义。马丁·路得和约翰·卡尔文把人们从罗马教皇的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是，虽然卡尔文的神学正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所表现的那样，也允许反对俗权，路得的神学却反对抵制俗权。他的教义认为，人不是靠辛苦劳作得到拯救的，而是只有靠信仰崇拜才能得到拯救，这种教义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的幽灵。他明明白白地教导说，在世间，人们必须服从合法统治者的统治。他说： “即使那些掌权的人是邪恶的，或者是没有信仰的，权力当局和它的权力也是好的、是上帝声援的。”他大声疾呼； “造反从来就是不对的，有人喊造反，最好的回答是一拳头把他的鼻子打出血。”盛行路得教的国家（如普鲁士）的父母们，愿意吸收这些思想，以便加强和帮助他们对家庭的控制。德国的专制统治比其他地方厉害。德国的革命从来没有成功过。
独裁人物之所以要独裁，原因之一是需要遏制潜在的忧虑，或者至少不去加剧这种潜在的忧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种办法，是严格控制周围的环境，避免发生引起忧虑的事件。这样的独裁人物自然有一套符合他的需要的观点。由于这些观点深深埋在他的心灵里，仅仅外部的因素是改变不了这些观点的。它们不会向现实屈服。
许多德国人就是这样背上了盲目的优越感。他们的冥顽不化，使得现实无法冲淡他们这种无法遏制的过份的优越感。结果便是狂妄自大。这样极端顽固地过高估计自己，使得德国对于世界的看法，比其他奉行沙文主义的国家对世界的看法要歪曲得多。结果，当她最后同现实发生冲突时，后果自然有害得多，有时是灾难一场。
一九一七年，她认为美国太弱，离得太远，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