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那边一孩子的手表，好像还有一两件别的什么东西。性质就出了打架的游戏规则的圈，对方随后报警。据李连生事后回忆，那些天严打的风声正紧，有一天晚上王世明到他家喝酒，他还劝王外出躲躲，想不到王世明当夜回家，警察就在门口候着。王被抓的情形与甫志高极似。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奔了新疆，户口也被吊销了，罪名并非打架而是抢劫。王世明和我从小学起就是同学，他被放到西北后我们从未见过面。回来后听说靠小买卖度日，娶了个农村媳妇，有同学在他摆的烟摊上买过烟。
李连生是另一路结局。他打了那么多场架，花过人，也捅过人，但不用说劳教、判刑，连派出所都没进去过，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除了运气，和他平时的为人大概不无关系。打架归打架，那是意气加义气用事，此外在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小流氓的痞气。他生长在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译者之一，母亲是八中的老师。他打小学画，当过我们班的美术和物理课代表。那时班里正乱，上这两门课，谁要是捣乱，他必挺身而出。他平时待人处世，其实是颇具君子风范的。当年买什么东西都排队，加塞抢购之类的场面天天能遇上。李连生到商店买东西，摊上这类时候，从来是往边上一站，等着，大家抢购完了，剩下了他就买，剩不下就走。有一回几个同学扛着气枪到八大处打鸟，在公园里还差点跟管理人员打起来。爬了一天山，傍晚回到苹果园地铁站时，个个筋疲力尽。那时地铁车里的座位排列和公共汽车一样。李连生坐在一排的里面，后来有抱小孩的上车，坐外面的同学实在懒得起来，就装看不见，不料李连生从里面站起来，给人让座。2003年年底我们班一些孩子聚会，喝酒时说到他们打架的那几档子事情，他也承认，那时不懂事，意气用事了。我告诉他，你的故事可以作为这本书的素材，他开了句玩笑：“你得把我写成董存瑞、黄继光。”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孩子“烟民”（1）
小孩学抽烟不似大人，后者早期的吸烟史往往与环境和心境相关，诸如熬夜、工作紧张、压力大、心烦之类。孩子不懂这些，他们抽烟，最初纯属闹着玩、好奇和寻求刺激的心态作祟，渐渐互相传染，成了一种生活时尚。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十来岁便有了吸烟体验的，不在少数。别管真抽假抽，上瘾还是闹着玩，总之是抽过。如今四五十岁的北京烟民，不少人计算烟龄，可以追溯到他们攒烟盒的年纪——小学三四年级。但孩子抽烟，面上一般看不见，多半属于地下或半地下活动。
孩子的抽烟场所，首选防空洞，次为公共厕所，再次为河边、小树林。总之是僻静的，避开大庭广众的角落。偶尔也能于下午四五点钟在离中学不远的马路上见到这样的情景：几个匪打扮的孩子扎成一堆，撒把骑在停着的自行车后架子上，远看绿不叽的一片，近看人手一根烟。
防空洞是最安全的吸烟场所。对孩子而言，在那里抽烟被大人发现的可能性等于零。我们院备战年间挖了两个防空洞，后来没有和连锁的人防工程打通，成了“孤岛”，被闲置起来。70年代前期，院里一些上了中学的孩子将其中之一辟为“吸烟室”，里面有一些砖头垒起来的桌椅。他们时不时打着手电进去，呆上一两袋烟的工夫。这种局面维持了差不多两三年，直至这批孩子长大成人，不再顾及抽烟让大人知道为止。孩子在防空洞抽烟，隐蔽性好，这是最大的便利；不便的是那里透气性差，弄不好就是一身烟味，出来后还得脱下衣裳狂抖落。此外防空洞也不似眼前的墙根、砖垛和厕所那样抬脚可及，有时候还得遛腿找洞口，费劲掀盖，摸黑进去，也不见得值当。不少北京孩子因地制宜，就在街面上找背静的地方“冒烟”。万一遇见大人过来，他们的姿势是把手搂着，用食指和拇指掐着烟屁，烟头朝上，整根烟缩在袖口内。单看这只手，状若半身不遂患者。所有打小抽烟的孩子都熟悉并拿过这种姿势，好像是无师自通，一种自我保护意识的自然流露。此外，预防措施中还有嚼茶叶、灌凉水等等。导致有的孩子烟瘾和茶叶瘾并驾齐驱，同步增长，不抽烟也离不开茶叶，家里招待客人的块儿八毛一两的茶叶飞速下降，弄得不少家长莫名其妙，打着转猜想个中原由。
当然，再怎么躲着，“多行不义”了，也难免露把柄。上中学时，我们班一同学有天中午被院里几个插队的孩子教唆抽烟，下午被语文老师找去谈话，本来是说学习上的事情，讨论“蒋介石独裁统治”中“独裁”这个词的所指，该同学认为是指当时的统治集团，老师的答案是蒋介石个人。一进门他就被不抽烟的女老师闻了出来，瞪了他片刻，问：“抽烟了吧？”这孩子还算急中生智，脱口就撒谎，无奈他天生结巴，说话大喘气：“是我……我……”隔了若干秒，老师正琢磨着用什么词教训他，后半句接了上来：“我爸抽抽抽烟来着。”所幸老师也没深究。其实他爸根本不抽烟，经他这么一编，让院里几个孩子充了一回自己的大辈。但也确有蒙冤的，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上中学时，有一次上学路上，也被同学问及：“你抽烟了吧？”他紧着往外摘自己，解释了一路。那时他父母都抽烟，但他从不抽烟，直至现在。
这还不算什么，那时候孩子抽烟都爱凑一块，冒着玩，单挑着抽的现象极少见，有时候躲闪不及被哪个孩子的女同学或邻居撞见，会视为小流氓扎堆，告家长，问题就严重了。回家后严审是轻的，免不了一顿暴揍，其实审来审去，这些孩子没偷没抢，无非是过过没有烟瘾的“抽烟瘾 ”而已。孩子抽烟和学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顶多能让人联想到“恶习”为止。大多数家长把孩子抽不抽烟当作学不学坏的标志，这实在是冤枉了大批好孩子，也是一种简单思维所导致的误区。我后来接触过无数打小偷着抽烟的北京孩子，无一沦为或曾经沦为流氓者。
有一句名言：“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是最安全的地方。”孩子抽烟，这句话也经常应验。到处找没人的地方抽烟，说不定哪次让爹妈碰上；就在家里抽反倒没事。这样的例子也不少，甚至是一些孩子的经验之谈，但并非人人适用，得有两个前提，一是家里经常没人，二是家长也抽烟，对烟味麻木。有个朋友五年前戒了烟，他当烟鬼的时候抽烟极凶，一天两三盒，早晨从睁眼到出门上班，不过眨眼的工夫，至少五六根下肚。换句话说，平时除了吃饭睡觉，基本上烟不离嘴，一根跟着一根，他的看家动作是用上一根烟头点下一根烟，当年是很省火柴的。他的烟就是在家练的。他父母都抽“琥珀”烟，成条的买，就搁在不上锁的抽屉里，唾手可得。小学四五年级时他为好奇心驱使，趁父母不在，拉开抽屉，从开了包的一盒烟里抽出一根，开始了他的吸烟经历。有头一回便有第二回，就这样瞒了父母一年多，上了中学才被家长发现。那次也不是在自家，而是犯了大忌，和几个同学到一个家长不抽烟的孩子家，抽这孩子家里招待客人用的中华烟，一次造出去小半盒，露了馅，该孩子家长遍晓“做案分子”的家长，结果是几个孩子分别被施以了程度不同的管教。结果的结果是——没用。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孩子“烟民”（2）
另一个自初一开始抽烟的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不慎被他妈从衣裳兜里翻出烟来。其母大怒，抄起炕笤帚就抡过来。并打电话把他爸从办公室叫回来，说“家里出了大事”，他爸匆匆回来看到真相，并不以为是什么“大事”，结果爹妈嚷嚷了一场，他倒趁机溜之大吉，先躲开再说。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无论抽不抽烟，都知道这样一句顺口溜：“高级干部抽牡丹，中级干部抽香山，工农兵，两毛三（指北海牌，两毛三一盒），农村干部大炮卷得欢。”大体是据收入情况，把烟分成四五毛、三毛多、两毛多等几个消费档次。孩子没有收入，烟的来源五花八门，没有固定的消费档次，有了钱六毛五一盒的中华过滤嘴也敢买，没钱大街上拣烟屁回来撕月份牌上的日历纸卷大炮的事情很多孩子也干过。有的孩子烟瘾犯了甚至抽过树叶、草纸、丝瓜秸等等。那时很多烟在商店里有零售，可以论根买，这在一定意义上方便了钱不够又等着过烟瘾的孩子。英达也是打小抽烟的北京孩子，他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我7岁的时候，父母入狱，被关了四年，惟一的姐姐16岁就到内蒙古支边，我流落街头。我学了一身坏毛病，比如抽烟、打架，父母回来那天，母亲给了我5分钱，我没有像其他小孩子那样去买糖果，而是举着那几分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到胡同口的烟摊，买了几根香烟。母亲知道了，伤心得不行：“这孩子怎么办啊！”母亲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改正我的毛病。
再大几岁，比如上了中学的孩子，开始把抽烟引为一种生活时尚的标志，这就有了品牌意识，基本原则是以价钱在三毛以上的为不跌份。那时恒大烟简装的三毛一，锡纸包装的三毛四，上海大前门三毛六，锡纸包装的三毛九，二者之间同一档次的还有光荣（三毛六）、香山（三毛四）、红叶（三毛二）等畅销品种。高一个档次偶尔能企及的是四五毛的，像牡丹、云烟、群英、礼花、上海、凤凰等，低一个档次凑合能抽的是两毛多的，像北海、八达岭、工农、海河、大生产、飞马等。再往下数，一毛来钱甚至几分钱一盒的，如战斗、绿叶、春耕、工字、经济之类，别看孩子不挣钱，也羞于搭理。如果时不时冒冒牡丹烟，那是一种飘飘然的、能觉得出许多孩子在垂涎的感觉。有个朋友回忆起有一次他们院一顽主刚从“局子”出来，他花一块钱买了两盒红牡丹，当着一帮孩子给了该顽主，意为巴结，以后遇事让他给自己戳着。还真立竿见影，该顽主当即对众孩子放话：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我不在，他有什么事，就找你们丫了。言罢把烟盒拆开，撒给了这帮孩子。
倘有孩子不亮烟盒，把手伸进裤兜直接掏烟，常这样干的，多半为叶子窄（钱少）而烟瘾大的孩子，兜里揣的是不好意思出手的便宜货。其实这种姿势并非北京孩子的发明，早就有人回忆，当年鲁迅掏烟，就用这种姿势。确切说应该不叫“掏”，而叫“摸”。70年代初，市场上流行一种阿尔巴尼亚烟，硬壳掀盖包装，状如非一次性的金属烟盒，打开后先是一层锡纸，烟呈扁圆形，平着码。听说是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制造的，属于出口转内销产品。这种烟很便宜，一毛几一盒，看上去也不丢份，很多孩子爱拿它充样子，但据懂烟人一致的感觉，就是——没法抽。后来市面上又出现一种朝鲜烟，两毛多一盒，据说更没法抽。这就是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场上仅见的两种所谓“外烟”。
孩子抽烟，吞吐间也捎带着把抽烟的规矩与花活都迅速学到。例如吐烟圈，甚至吐烟棍；例如吃烟，用舌头和嘴唇合作，让叼着的烟头朝里入嘴，把烟闷灭；例如迎风点烟；例如一根火柴不点三根烟；例如掏烟、夹烟、弹烟灰和弹灭烟头的姿势；例如一根烟抽到底，烟头绝无湿感等等。总之看似简单的一个过程，其中之道还挺深。
五六年前，我曾见一骑小三轮的老头在街头和几个老太太发议论，话题听上去是某人刚患肺癌去世，岁数不是太大。老头一口京片子，底气十足地夹着国骂放话道：“都他妈说抽烟爱得肺癌，那是瞎扯。我打六岁抽烟，现在六十多了，什么他妈病也没得过。”看来北京孩子抽烟，作为一种现象，有更远的历史，并非仅见于六七十年代，但那时候是不是和六七十年代那样，抽烟能让孩子引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酒量是这样练出来的（1）
烟酒之间，从名到实，都难分开。孩子充“酷”，两者中不管先沾上哪一样，离另一样就不远了。在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的眼中，抽烟与喝酒，时髦的程度不分高低。对家长来说，两者尽管都被视为孩子不学好的具体表现，但也不能说一概而论。多数家长无条件地拒绝孩子抽烟，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哪怕是对拿烟头点炮这样堂而皇之的借口，也决不松口；喝酒则另当别论，半大孩子逢年过节时在饭桌上要求喝一小杯葡萄酒或啤酒，一般会被允许。甚至有的家长自己喝酒时，用筷子头沾一下白酒送进孩子嘴里，看孩子又苦又辣的感觉，用意无非是逗着玩。作家汪曾祺就对自己的孩子来过这一手。他的女儿汪明回忆说：
我最初对“爸与酒”的印象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那也算是一种“启蒙”吧？说来奇怪，那么小的孩子能记住什么？却偏把这件事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
保姆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炒菜，还没开饭。爸端了一碟油炸花生米，一只满到边沿的玻璃杯自管自地先上了桌。我费力地爬上凳子，跪在那儿直盯盯地看着他，吃几个豆，抿一口酒，嘎巴嘎巴，吱拉吱拉……我拼命地咽口水。爸笑起来，把我抱到腿上，极有耐心地夹了花生米喂给我。用筷子指指杯子：“想不想尝尝世界上最香的东西？”我傻呼呼地点头。爸用筷子头在杯子里沾了，送到我的嘴里——又辣又呛，嘴里就像要烧起来一样！我记得自己无法可想，只好号啕起来。妈闻声赶来，又急又气：“曾祺！自己已经是个酒鬼，不要再害孩子！”透过泪光，我看到爸还在笑着。③
但是，从未闻哪个家长有过用抽烟来“逗孩子玩”之举。
孩子有了自觉的喝酒意识，一般要到上中学以后。与抽烟一样，最初也是受新鲜感的驱使，谈不上什么嗜好，顶多是想赶点时髦。孩子所以对酒好奇，除了汪曾祺那样的家长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