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李鸿章,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则被认为是亲英日的,但在外交折冲方面,他还是个小儿科,老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据荣禄在京的眼线张翼向他密报说,在与列强的谈判中,老李主持一切,“大权独揽,左右无人也”,“甚至电奏照会竟有先发行而后知会者,一切独断独行,决无与庆邸(即庆亲王)就商之时7。”尽管与朝廷往来的电文公函,庆亲王由于地位尊贵,名衔始终都列在老李前面,但老李功在国家,有本钱倚老卖老。太后简直把大清的江山和自己的命运全押在了老李一个人身上:“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8。”
俄国人原以为老李收过他们的钱,这次也会像强租旅大那次一样合作,不想老李亲俄不假,但在关系国家重大权益的问题上,还是顶住了压力。1901年10月10日,俄国公使向李提出以俄华道胜银行名义办约,以避列强耳目,他拒绝了。此后俄使又不断威逼利诱,直到老李去世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在病榻前逼他签字。所以老李之死,一是让太后搅得一团糟的国事给累的,一是让列强尤其是俄国人给逼的。平心而论,明知道必会丧权辱国,背上历史千载骂名(像“汉奸”、“卖国贼”这类骂名老李至今已经背了一百多年)的这类谈判,别人避之惟恐不及,老李虽不情愿,但为挽救神州于陆沉,“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忍辱负重的勇气和老成谋国的责任感,令人佩服。要知道,那些一向骂老李“汉奸”、“卖国”的翰林和御史们此时都如“久旱之望云霓”,盼着他来收拾好残局呢。“于时列国军队尚纷屯京、津间,两宫西狩未还,生民喘息甫苏,中外喁喁仰望李相若长城。顿闻噩耗,举国惶骇,朝廷亦怵然9。”得知李鸿章的死讯时,太后一行正在回銮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当时随从扈驾的吴永描述了行在的场面和感想:
…
外交“双簧”七(1)
…
随即得到京师来电:合肥相国,已于今日午刻逝世。得此噩耗,猛的如片石压入心坎之中,觉得眼前的百花,立时都颜色惨淡。听说两宫震惊痛悼得失去了常态,随驾人员,乃至于太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同大梁和柱子倒塌下来,骤然间失去了倚恃一样。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才开始知道元老大臣对于国家安危的分量。想来此时中外朝野,必会抱有同样的感想;即使平时极力诋毁之人,至此也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公道所在,决不是人力所造成的!公之隆勋伟绩,自然昭昭在人耳目。晚年因中日那场战争,虽不免于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然而自从此番再起,全国人士,都知道扶危定倾,拯救此次大难,毕竟非公莫属。渐渐觉得称誉多而毁谤少,黄花晚节,重见芬芳,这也是公(之事业)的回光返照吧。10
对于袁世凯来说,李鸿章之死则把他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使他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变法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北洋新一代的领袖人物,所以老李的去世也就成为关乎袁世凯一生机运的关键事件了。
李鸿章的病危不仅在国内引起了不安,也使洋人感到担心,因为直隶总督例兼北洋大臣,负有对外交涉的重任,因而列强均希望能有一位既懂得外交,又对洋人友好的人出任此职,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转向了袁世凯。11月6日,德国公使在武昌会见张之洞时,表达了列强希望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意愿;次日,张据此电告军机处“年来各国提督领事皆盼以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当天,李鸿章去世,遗折附片中也力荐袁世凯,说袁“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甚至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评语,褒奖可谓不余遗力,据说是出自当时在李鸿章幕府的于晦若之手笔11。袁世凯前一阵子嘘寒问暖,雪中送炭的效应极佳,太后对袁印象深刻,好感倍增,此时又收到这一内一外两封电报,当即电谕晋封李鸿章一等侯爵,谥文忠,追赠太傅,入祀贤良祠;由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张人骏为山东巡抚,另派王文韶接替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按通常作法,总督或巡抚出缺,例应由所在省份的布政使(藩司)暂时署理,等候朝廷选派的新官就任,直接调用外省巡抚署理总督越出了常规,表明朝廷人选已定。不久后,朝廷封赏有功大员,袁世凯因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划,均属卓著勋劳,自应同膺懋赏”,而被赏加太子少保头衔。据袁的女儿回忆,袁世凯特别喜欢这个头衔,“他最喜欢人们称呼他为‘袁宫保’。所以我们家的佣人们,在他没有做总统以前,是一直称呼他‘宫保’的12。”袁世凯此时的风头无人能比,太后对他的期望正殷,倒是他的那位老上司开始对他不放心了。
11月16日,得知清廷新的人事任命后,德国公使对张人骏出任山东巡抚表示疑虑,并授意张之洞电请以山东归并直隶,由袁世凯兼管,改称直东总督,但为荣禄所阻。
一日在军机堂,文忠(即荣禄)掉过头对先公(即郭曾,当时兼任军机章京)说:“慰庭(即袁世凯,字慰庭)想要以直隶总督兼领山东,你的意思如何?在过去有先例吗?”先公悚然说:“过去鄂文端、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而全是因为用兵而暂时节制,不是今天所宜援引的事例。”文忠赞成他的话,既而叹息说:“这个人有大志向,我在,尚可以驾驭得住,然而将来终当出人头地。”13
庚子事变后,在惩办“闹教”的元凶祸首的交涉中,迫于列强的压力,载漪、载澜被充军,载勋、赵舒翘被赐自尽,载濂、载滢、溥静则被削爵,交宗人府圈禁,刚毅病故,裕禄、徐桐、崇绮自杀,启秀、英年、徐承煜被处斩。这样,太后训政后组成的那个老班底和守旧派圈子可以说是凋零殆尽,全面瓦解了。两宫驻跸西安时的军机处只有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四人,鹿、瞿二人为新进,“学习行走”;国家大政乃至朝廷的安危都握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些改良派大臣的手中。太后痛定思痛,也感到照老法子是没办法应付危局,治理国家了,于是“西宫锐意变法,急于求治”,亲自挂帅,当起改革变法的带头人来了。而作为军机领班大臣的荣禄,“为保全名声计,亦颇怂恿14”。1901年1月10日、10月2日、1902年1月1日,太后连颁三道懿旨,宣示自己变法图强的决心:“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15。”为了显示变法的诚意,1901年4月21日,朝廷宣布设立督办政务处,其组成人员为:庆亲王奕、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刘坤一、张之洞也“遥为参与”(稍后,袁世凯也被任命为督办政务大臣)。督办政务处的职能则是“体察时势,抉择精当,分别可行不可行,并考察其行之力不力”,“各该王大臣等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俟回銮后切实颁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无党无偏之意16。”看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够记起来,戊戌年光绪和康有为一直想开设的制度局和懋勤殿,不就是这么一个务虚和参谋决策的机构吗?历史仿佛转了一圈,又回到变法维新的轨道上来了,让人不能不感叹形势比人强,即使强横如太后者,也不能不顺应潮流。在督办政务处中,很显然改良派占据了上风,庆王只是个空头的领衔,大主意实际上全由李、刘、张三个人拿。在两宫回銮之前,清廷陆续出台的改革措施有:
…
外交“双簧”七(2)
…
5月26日,整顿各部部务,裁汰书吏;
6月3日,重开经济特科,命内外大臣保荐人才;
6月5日,整顿翰林院,编检以上和新科翰林均须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政治学;
7月5日,命出使各国大臣访察留学生,咨送回国,听候考试录用;
7月24日,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庆亲王为总理大臣,王文韶、瞿鸿?为会办大臣,瞿鸿?兼外务部尚书;
8月29日,诏自明年开始,乡、会试废八股,试策论;
9月11日,命令停止捐纳实缺;
9月14日,命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9月16日,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
10月2日,太后再颁懿旨,责成中外臣工,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并将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随时择要办理。
这样,戊戌之后反动、保守的严冬已经过去,变法维新的春天再度来临。袁世凯在这种大气候中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在是难得的际遇,因为他不仅拥有了必要的权位,而且有了适宜的政治环境,使他可以把自己一贯的主张和想法付诸实践,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开启了一个改良主义的新时代——“北洋新政”的时代。我们在本章开头看到的奏章,就是袁世凯响应太后1月10日的懿旨,陈述自己对“应兴应革”诸事的意见,此时他还在山东巡抚任上,但“十条”已经是他自己未来从事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袁的“十条”,不为“繁重阔远之论”,而注重于“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看似“卑无高论”,但却“切而易行”。综核其十条建议,可以看出袁世凯变法的总方针是“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其要点在于“熟审治法,慎始图终”,即“(朝廷)内外合谋,不厌精详。迨至……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移。”其根本则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办事首要在得人,得人还在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让人才放手做事,则“其余理财讲武,以次递进,因时制宜。”(上所引均见于奏折)袁世凯不仅是这么想的,这么说的,从其北洋新政的实践来看,他也是这么做的。
袁世凯一生事业的成功,在决定的因素上是他重视并善于笼络和使用人才,北洋新政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从他所上奏的“十条”看,除第一条提纲挈领地陈述自己对变法方针的看法而外,后面六条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讲人才的作育培养,后三条则分别论列吏治、理财和武备,重点显然是放在了“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上面。联系到直隶北洋新政的实际,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是把“十条”中的想法完全贯彻于变法的实践之中了。北洋新政,其侔侔大者,在大办学堂,在振兴实业,在扩练新军。在这三大方面,都可以看到袁世凯知人善任和作育人才的杰出表现。
什么叫知人善任?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他们才能最得施展的位置上就是知人善任。下面我们来看看袁世凯的做法。
北洋新政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大办学堂,作育人才。袁世凯上任伊始,即把普及教育,作为“经国要图”,在布政、按察二司之外,设立学校司,作为全省兴办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截至1906年6月,直隶所办大学计有北洋大学堂、高等学堂、北洋医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五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相当于现代的专科学校)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胥吏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学堂不计焉。合诸武备、巡警等学堂以及册报未齐者,总数不下十万人17。”仅就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所办的重要学堂就有:
北洋医学堂(1902年);
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巡警学堂、北洋工艺学堂、北洋大学堂(1903年);
北洋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军需)学堂、图算学堂(1904年);
天津高等女学堂、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宪兵学堂(1905年);
北洋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保定军官学堂、测绘学堂(1906年);
北洋法政学堂(1907年)。18
而且如此众多的学堂,绝大部分不是靠公费,而是通过民间募集资金建立起来的;“官绅协力,风气潜移。故以凋敝之余,而捐资设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月有所闻”。办学成绩,蔚为可观。而这个成绩的取得,与袁世凯慧眼识人,放手任用严修等人是分不开的。
…
外交“双簧”七(3)
…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天津人。光绪癸未年(1883)进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后出任贵州学政。严修年轻时师事陈奉周,“奉周博文,通西学,深受讲贯之益。”此后严一直钻研西学,自修过数学、几何、音律、天文、格致、医学、化学和外语等多门新学,在贵州学政任上,创建了贵州第一座经世学堂,并把算学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学生入学后,须学习格致、算学等新学科目,在缺乏新学师资的情况下,他自己先行学习,然后为学生答疑解惑19。戊戌变法时严修因奏设经济特科而出名,梁启超曾评论此事说:“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稍足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20。”严修与徐世昌为翰林院的同僚,戊戌年四月,严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于守旧派官僚21,愤而辞官,返津后曾到小站拜访徐,得遇袁世凯,畅谈变法22,严“深佩其才及其强兵御侮之志。同时,袁氏亦主倡新学,于是引为知己23。”严辞官归里后,一心办学,认为教育是强国的基础,曾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后来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