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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袁世凯不看重金钱资财，而是将之视为实现自己愿望和目的的工具，因而能够不役于金钱。由于“慷慨好施与”，捐资办文社，资助寒士，家产挥霍大半，以至自己也要向人求告，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变得吝啬起来。即使用的是母亲们的私房钱和借来的钱，他也并不仔细，而是更为注重维持其世家子弟的气派。据袁静雪回忆，袁世凯落第之后，原想进京走捐官这条路，“可他到了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一些兴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给赢去。他官既没捐成，钱又输了个净尽7”。从军后的头几年，袁世凯年薪只有四十两银子，过了一段相当拮据的日子，但这仍不足以改掉他早年养成的豪奢习气。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做大事者多有此气概，大概是因抱负远大，才不看中钱财的罢。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袁世凯具有极强的现实感，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素质。比如，两榜落第后他能断然放弃科举之路，立志从事功上出头，证明他有现实感，有自知之明。他自小不好章句，自知不是作学问的材料；而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曾左李胡8和他的祖、父辈都是榜样。又如，当得到写给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李鸿章的推荐书时，一般人均会忙不迭地赶去投靠，而他却能冷静地权衡利弊，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扬长避短，改投权势、名气都要小得多的吴长庆。袁在其一生事业的重要关头，多次表现出这种现实感，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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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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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等均是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系统的重要成员，而当时在位的淮系大员如刘铭传、丁汝昌、周馥、吴长庆等均是袁世凯的父执辈，袁为何不去依附当时在李鸿章幕府，极受倚重的堂叔袁保龄或其他父执，而选择投奔吴长庆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其嗣父与吴的特殊关系了。
吴长庆（1834—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有文名，是当地的绅士，受命办理庐江团练，1854年太平军攻破庐江时战死。庐江被围困时，吴廷香派遣吴长庆到宿州向身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的清军统帅袁甲三求救，当时袁保恒、袁保庆俱在军中效力，袁甲三对是否援救庐江踌躇不决，问计于子侄。袁保庆力主增援，袁保恒则坚持不能分兵，二人争执不下，致使耽延时日，庐州城破，吴廷香死节。吴长庆愤而与袁保恒断交，与袁保庆则“订兄弟之好”。后来袁保庆为官南京时，驻扎在浦口的吴长庆与他时相过从，感情非常好。袁保庆患霍乱突然病逝，吴渡江视殓，抚柩痛哭，帮助料理丧事。由于吴与袁保庆的特殊情谊，吴定能对其挚友的惟一嗣子另眼相看，格外照拂，这是袁世凯算计之中的。且此时的吴长庆已是官居一品，主持方面的淮系大将，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倚重。吴长庆还以礼敬士大夫闻名天下，其幕府中多一时名士，被目为儒将。以这位父执作靠山，仕途的顺利发达可以预期。这确实是袁世凯的最佳选择。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奔了庆军统领吴长庆。
注 释
1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5—126页。
7同上，第124页。
8曾，曾国藩；左，左宗棠；李，李鸿章；胡，胡林翼。这四个人都是以文人带兵起家，以军功封侯拜相，成为清代的“中兴名臣”。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恒等也是由进士出身的文人，带兵立功，置身高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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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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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从军一年后，清廷的属国——朝鲜就发生了壬午兵变。袁世凯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随同吴长庆的庆军开赴朝鲜平乱，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外交生涯。在壬午兵变和两年后发生的甲申政变中，袁世凯充分展示了自己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从而获得了吴长庆和李鸿章的赏识与重用，为自己的仕途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对机会的把握上，人往往会面临多种选择，舍得放弃才会有所获得。袁世凯放弃科举考试，选择了从军出征，是因为他认准了自己只能在事功上找出路。目标确立后就毫不动摇地朝此努力，当然就抓住了机会，成就了自己。人们常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危机是最考验人和锻炼人的，也是最能展示一个人真本事的机会，袁世凯可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在甲申政变前夕，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汇报朝鲜政局动态的函禀，表现了他出色的形势判断能力。
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局禀1
（1884年11月12日）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2，大拂王意，渐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3。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4也。竹添进一郎5带兵换防，八九日内必到。薛斐尔6已在东洋，闻将偕至，嗣有所闻再当密禀。
朝鲜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属国，在制度上也仿效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也像中国一样面临着列强的巨大压力，其中日本与俄国对其有着特别的野心。在外来压力下，朝鲜的内政也是危机重重。“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宫廷内部充满着争权夺利的派系倾压，改革与守旧、亲华与亲日派别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作为清帝国驻朝鲜的使臣，既要维护所谓“天朝上国”的尊严体制和宗主国的特殊利益，又要调解朝鲜王室内部的矛盾和纷争；既要压制亲日派的抬头和日本在朝势力的扩张，又要平衡、折冲列强对在朝利益的争夺，以维护清帝国对朝鲜的控制。而这一切又是在本国积弱积贫，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远不如列强，而朝鲜也日愈离心离德的局面下所要做到的，放在谁身上，哪怕是一流的外交好手，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使命。袁世凯就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杀机四伏的环境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的。应该说，他出使朝鲜十二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基本上做到了不辱使命，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海东的小班超呢。
当时统治朝鲜的是李朝。李朝建立于明代洪武年间，已持续了近六百年，几乎与明、清两代相始终，也一直与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属国关系。1864年，朝鲜国王李罷去世，李罷没有儿子，于是以其弟李罶应之子李熙入承大统。李熙年方十二，没有能力亲政，遂由父亲以大院君的身份摄政。大院君思想保守，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则加强集权，十年后李熙长大亲政，权力逐渐转入其妻王妃闵氏及其家族和亲信的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想揽权，这样在朝鲜王室中就形成了以闵妃和以大院君为首的两个权力集团。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朝鲜签订建交和通商条约。由于清政府畏懦无能、息事宁人的政策，朝鲜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由于在国家危难之际，清政府未能尽到宗主国的保护责任，又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的国势，朝鲜王室和大臣中的一些人在失望之余，把目光转向了日本，想依靠日本实现改革和独立自强的目标。日本则借此鼓动朝鲜脱离中国的控制，并大肆培植亲日势力。这样在朝鲜政权内部又形成了以闵泳翊（闵妃之侄）、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为首的保守派和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为首的“开化派”。前者掌握政府实权，主张维持现制度，亲华，是主流派；后者主张仿效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亲日，是非主流派。此外，由于政权的腐败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朝鲜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就像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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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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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同日本和俄国（这是当时另一亟欲染指朝鲜的列强）发生对抗，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构成威胁，故决定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大行“以夷制夷”的故智。1879年8月，清廷令李鸿章“婉为开导”朝鲜，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以“潜弥外患”。李鸿章则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之叔、原太师李裕元，他所传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手有余。…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7。”朝鲜政府开始时并不愿开放，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劝导”，在1880年10月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开化自强”方针，并在清政府的居间帮助下，相继与美国、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的大门从此洞开，成为列强争夺角逐的外交舞台。而在朝鲜王室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闵妃一派又逐步走上了摆脱清廷，实现自主，结好西方以御日俄的道路，致使朝鲜的政治、外交更为错综迷离。袁世凯初到朝鲜时，所要面对的就是上述这样一个内外交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吴长庆安排他与其子吴保初一起从师张謇8，在军营读书，为翌年的乡试做准备；但袁世凯对八股制艺是油盐不进，而且这也不是他投奔吴长庆的初衷，所以学习并不努力，很让老师头痛。“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9。”
袁世凯在军营这个新环境中，尽管与吴长庆有着特殊的家世渊源，但他却很懂得“谦抑自下”，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世家子弟惯有的狂傲不羁的习气，搏得了上上下下的好感；加上办事干练得力，很快就被任命为庆军营务处的帮办。此时的袁世凯，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施展才能的机会了，而这样的机会也很快就来临了。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兵变的起因是，朝鲜王室接受清廷劝导实行开放后，于1880年对军制进行了改革。闵妃集团借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在裁汰大院君手创的“亲军营”的同时，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高于旧军，激起了旧军的很大不满，为平息军队的不满情绪，当局向欠饷已十三个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由于饷米中掺了砂石秕糠，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殴打了库直（管理粮库的官员）。兵曹判书10闵谦镐下令逮捕为首的士兵，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激愤的士兵和大批贫民冲入军械库，夺取武器，攻进捕盗厅，释放了被捕士兵，并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大院君在温言抚慰的同时煽风点火，暗示此事是闵妃一党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随即攻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袭击当政高官的住宅，处决了领议政大臣李最应、兵曹判书闵谦镐等很多后党高官，并攻入宫中搜捕闵妃。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汉城大乱，政局陷入瘫痪。国王李熙被迫召还大院君，由他主持国政以收拾乱局。大院君柄政组阁，宣布大赦，恢复旧军制，发放军饷。乱军退出了王宫，一场兵变方告平息。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后，报告了事变经过，日本政府遂决定借此事件大举派兵入朝，胁迫朝鲜谢罪、赔款、割地、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侦知此事后，于7月31日、8月1日两次急电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张树声（当时李鸿章因丁母忧，已告假还乡），告知日本即将出兵朝鲜的情报，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几乎与此同时，惊魂甫定，逃到忠清道的闵妃也指示后党成员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向清廷求救。张树声于8月2、4、5日三次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派兵朝鲜，7日得到批准后，9日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赴朝。10日，清军抵达仁川，早于日军到达半天，占据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庆军六营直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11”。日军原想以武力迫使朝鲜订立“城下之盟”，不料在军事上失了先机，不得不改换策略，降低筹码，放弃了割让朝鲜领土的要求。
袁世凯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首先是善任繁剧，办事干练。清军从得知日本出兵的情报到登船赴朝，前后不过十天。而吴长庆出征的准备时间只有七天。当时张謇在吴处主持幕府事务，“吴公嘱余管理策划前敌军务，当时同事们全都因回乡应试而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