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视满洲（东北）为其生命线，久蓄攘夺吞并之心。它于民国初年，胁迫袁世凯，订立了“二十一条”，其重点就在东北。多年以来，日本人据此不断向张作霖威胁利诱，纠缠不休，张作霖不理会，迄未达成所愿。民国十五六年间，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吉田茂（日本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日本的重建复兴，有很大的贡献），某次与张作霖进行一种交涉，曾对张盛气凌人地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立即还以颜色，岸然答道：“怎么样？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就被调回国。民国十六七年革命军大举北伐，节节进展。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名外交家，中日复交后，他任第一任驻华大使）及有关人员，曾用多种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张作霖接受其条件。张氏如果答应，日本即使用各种力量，包括武力协助，易服出兵，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与南京的革命政府划江分治。张作霖秉诸中国人闹家务，自己事自己了，绝不愿外人插手的大义和理念，坚决不为所动。日本人见张作霖硬不就范，转头向张宗昌接洽。张作霖闻讯把张宗昌电召到北京，亲口告诉他：“效坤（张宗昌的别号），我们自己闹家务，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世的骂名。”张宗昌奉命惟谨，日本人的这一狂图，又告落空。（民国）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对我南、北两政府发出将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觉书，张作霖于二十五日提出答复，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处置”，且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同时发表宣言，指出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的立场，亦有诉诸国际评裁的含义。殆张作霖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日使芳泽谦吉，仍密访张作霖有所要挟，他劝张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两人会谈很久，张氏毫不妥协，且大声对芳泽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故无结果而散。因此，日本视张作霖的顽强不屈，为其攫夺我东北的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乃种下张氏被炸身亡的祸因。60
对付日、俄这样的虎狼之国，必用张作霖、杨增新一类的枭雄人物，袁世凯用人的高明处，于此可见一斑。一般史家对袁、张、杨等脱不开成王败寇的陈腐套路，或套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多给予负面的评价，而全然远离了历史的真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是在5月7日。通牒限令中国对1—4号及福建问题于48小时内给日本以“满足之答复，如到期收不到满足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必要之手段61。”此时，已是日本开过御前会议之后，袁世凯知道不满足最基本条件，日本将不惜决裂，将其威胁付诸实施。审时度势，他不得不接受修改过后的条件，违心地同意签约。当天，他即将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和交涉现状通知了各省军政长官和驻外使领馆；次日，他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莅会者有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参谋总长及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总统府、国务院秘书长。袁通告了日本最后通牒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62。”在谈到交涉情况时，袁虽强调政府已尽力作了挽回，但“在南满方面权利损失已巨”，而“我国国力未充（实），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他呼吁“经此大难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订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63。”
当时中国政府高层对于是否接受通牒，意见并不一致，争论十分激烈。主战者的主要代表是陆军总长段祺瑞、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蔡锷等高级将领。在讨论过程中，还有这样一段插曲，但对袁最后下决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外交总长陆征祥正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朱尔典说，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并非空言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听说陆军段总长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的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任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朱尔典说话时声泪俱下。陆征祥回答说，我一定将贵公使的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如果不听贵公使的忠告，我必定去力争。朱尔典这才告辞而去。陆征祥向袁世凯和会议报告了与朱尔典会晤的情况后，袁说，朱公使之言也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的“觉书”附有第五号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交部尽最大努力，避重就轻，使“二十一条”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号。外交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号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的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听诸君的意见。接着，陆军总长段祺瑞就表示反对，说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袁世凯说，段总长之说自然是正当的办法，但也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如果第五号不撤回，我与段总长取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公所言。若事过就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然责无旁贷，诸君也有责任。段祺瑞仍持异议，说民国肇兴就承认此案，如果各国效尤，如何应付？袁世凯又分析形势，说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不再坚持，遂宣告散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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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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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袁世凯在外交谈判之外，也在军事上做了准备，没有他的同意，段祺瑞不可能自行进行为时数周的军事动员和物资装备的调配。在高层会议认可之后，5月9日上午11时，由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即中方谈判代表）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交给日置益。三人一路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65”。
袁世凯自青年时起，甲午、庚子……，国家一步步衰败，他是亲眼看着走过来的；但那时他不在国家领导的位置上，所以没有当事人那种锥心刺骨的痛苦感受。现在则不同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是由他批准盖印生效的，当年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时的那份屈辱和痛苦，他现在是感同身受了。所以袁世凯又于一周之后发布训令，就是本章篇首收录的密谕，密谕详述日本的图谋和“二十一条”谋我之凶险用心，提醒国人警惕重蹈朝鲜的覆辙，言下极为沉痛：“疾首痛心。惭愤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心）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66。”袁世凯密谕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归结起来就是，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则我应牢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古训，全国官民应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精神，励精图治，以待将来。
从“二十一条”交涉的全过程来看，看不出袁如何卖国，如何与日本人私下做交易，换取日本人支持他搞帝制的迹象。反之，袁极力拖延，交涉达二十五次之多，只是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他才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据自始至终参与了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晚年回忆，日本在交涉中远没有达到其预定目的。
日本此次所提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于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决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67
在交涉中，袁世凯明里暗里地大施纵横之术，对日本欲将中国变为保护国的图谋，穷其智计地予以抵制和化解；交涉的情况，政府亦及时向各省和驻外使领馆通报；条约迫订后，他全无交易达成后的窃喜，而只有蒙受奇耻大辱后的锥心痛苦。针对条约有关内容，袁世凯亦授意参政院在《惩办国贼条例》中加入了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的条例和“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概不割让租与外国的议案68，以扼制日本蚕食国土的阴谋。故所谓“卖国”一说，不过是其政治对手的造谣或局外人的揣度之言，不足凭信，不能成立。
而且袁世凯当时刚刚当上正式大总统，帝制运动尚未开张，最能说明日本未以“称帝”作为诱饵的，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来华之前就“二十一条”问题向外相加藤明高请训时，提出“要向中国千方百计进行威胁、劝诱，并用尽其他一切计策”中所列出的五条“引诱条件69”中，并无支持袁搞帝制之说。
“二十一条”交涉中不存在“卖国”问题的另一有力反证是，袁氏称帝时，蔡锷、梁启超等护国战争的元勋，在讨袁檄文中，并未提出所谓“卖国”问题。“二十一条”交涉时，蔡、梁等均为政府中的要员，悉知签约的内幕。袁如有卖国行为，他们后来反袁时，不可能不加以利用，作为起兵的重要根据。
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论中，一般史家或世人往往患有一种“局外虚骄症”，其症状为，在并不详尽占有、分析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同时不抱有“同情”（即设身处地）的态度，而动辄指责、抨击他人不遗余力，譬如甲午战争时的翰林院学士、都察院御史们对李鸿章的指责。这种动辄义愤填膺一番，时时批评别人“卖国”者的虚骄，即缘于他们是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论，而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国家存亡续绝的千斤重担若撂在他们肩上，这些人的表现殊难逆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的表现会比李鸿章、袁世凯差得多。所以自古就有“清谈误国”的说法，指的就是这般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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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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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到伊拉克任凭外国检查搜索，国家几乎全无主权可言。什么叫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没办法，谁让它发动战争，最后成了战败国呢？没有割地赔款已经是便宜了。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比今天的伊拉克强不到哪里去。明知道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抵抗必然失败，随失败而来的是割地赔款，其损失比和平妥协要大得多，甲午、庚子已有前车可鉴。谈判，对方绝不肯空手而归，必得作出让步，让人家攫取相当的权益。在此局面下，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走妥协让步的路子，这样尚可赢得喘息时间，徐图恢复。所以屡战屡败、积弱积贫的中国，在当时那个年代，外交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忍辱负重，以待将来。不仅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如此，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是如此。这种屈辱和痛苦，不是当事人者是难于体会的。1931年“9·18”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当事人的经历，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后来（1936年3月28日）他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讲演时，感慨地说：“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70。”
在当时举国的嘲骂声中，只有《大公报》上王芸生写的一篇社评为张说了公道话。王芸生是著名的报人，也是一个对近代中日关系有着深湛研究的学者，他所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直到今天，还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必读书。这篇社评基于对中日关系的深刻了解，对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抱有同情，以至于六十年后，张氏还记忆犹新：
“九一八”之后，我最佩服的是《大公报》上写的一篇社评，好像是王芸生什么人写的。……我最佩服这篇文章啦，好像我在哪儿还收藏着它。不是当时看见的，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看见了这篇文章。它主要的观点是说，关于“九一八”，无论何人是张学良，他也一定是要这样办的。他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这篇文章说得太长。它说，历史上的事情，中国和日本出了问题的时候，都是采取这种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说无论是谁，处在当时张学良那地位上，也得这样办。所以，他评论说，只有设身处地知道那个环境的人，说出来的话才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