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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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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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袁世凯,你不过是个五品的同知而已。张謇的指责,实际上也代表了吴兆有等庆军将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

初露峥嵘四(2)

  一、妄称钦差,仪仗逾制。根据是袁在自己行文发函的封面上题有“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的落款,但不确实,是道听途说或有意诬蔑之辞。从今天所能见到的袁世凯当时的信函看,其信封上的署名格式为:“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68”,在“钦差北洋大臣”后空一格,在袁的职务前则有“奏派”二字,说明袁之任命系由李鸿章上奏委派,故用此格式,除表现袁有高自标置的心理而外,并无任何逾格僭制之处。诚如张謇所说,吴长庆回国后,吴兆有为朝鲜防务总办,作为会办,袁只是吴的助手。但诸多对韩对日对各国使节的交涉,多由袁出面,他用“钦差北洋大臣奏派”的名义,出入仪仗逾制,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清廷自认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所以,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的名义常驻汉城,朝鲜之商务、外交由其监管。但此种做法不合国际公法,列强驻汉城使节也决不会接受,否则就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比其高一等的所谓“上国”。不仅如此,列强使节们还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的妄自尊大。譬如1885年,李鸿章在向译署69推荐袁世凯的函件中即指出,“陈树棠充通商委员,各使均鄙为不得与领事同品,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70”。又如,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赴朝交涉,清廷则派吴大翨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吴曾主动拜访井上,但井上故意以吴“无全权字据”加以拒绝。其后,吴曾硬闯入日韩交涉的会场,而“井上竟飘然而返,不一枉顾71。”由此可见,由于清廷坚持自己宗主国的特殊地位,使得中方官员在外交场合常因身份名义问题而难堪。袁世凯当时官职不高,但所代表的是国家,为防窘辱,在名义、仪仗上作了点文章,还是情有可原的。而李鸿章等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不愿深究,这可能也是袁世凯没有像左宝贵一样受到弹劾的原因。
  二、妄自尊大,凌蔑一切。指作为五品同知的袁世凯,对官阶职级都比他高的将领们,特别是作为清军统帅,官居一品的吴兆有,行文一律用扎,给人以以下凌上的感觉。清代官场文书往来,分上行(即下级对上级)、平行(即同级对同级)、下行(即上级对下级)三种格式,而“扎”通常为下行格式。在对朝交涉事务中,袁则事事当先,以至于韩王把他当成了主角,而吴兆有等反而好像是次要人物了。清廷在朝官员,外交、商务由陈树棠负责,驻军、防务由吴兆有总办。袁世凯官职虽低,但总理营务处和会办防务的差事使他位居第三,他能力既强,交际又广,加之年轻气盛,勇于任事,不免给人以“一切更革,露才扬己”的印象。但袁世凯自幼混迹于官场,老于事故人情,为何一反常态,如此作为呢?张謇信中指责的诸事,都发生于吴长庆回防金州之后。此前,袁世凯虽因整饬军纪而与庆军将领产生龃龉,因少年新进而遭人忌恨,但因有吴长庆在,双方尚能相安无事。吴长庆撤离汉城,旋即病故于金州之后,双方都没有了顾忌72,矛盾遂至于表面化。但矛盾之最终激化还是在甲申政变之后。据沈祖宪等撰的《容庵弟子记》73记载,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鲜左右营(自敦化门)强行入宫后,即与守军展开激战,直至攻到王宫后院山坡下,方见率左路(自宣仁门)入宫的吴兆有正由两名士兵搀扶着仓皇走避:
  兆有跌足号哭。袁公问其缘故,回答说:“士兵入宫受到攻击,逃跑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快回营收集残兵吧。”袁公仍指挥众人前进,遇到埋伏的地雷,(敌人)格林炮齐发,有两名士兵被炮弹炸飞到空中,几天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地雷距袁公不过数十步,爆炸声浪把袁公震得仆坠到坡下,受了点轻伤,仍然率兵追击。听说日兵已归使馆,天快黑时遂收队回营。而袁公所训练的韩军与日本人所训练者仍在相互射击,枪声达旦,也未看见张光前部的士兵。派人查看,原来都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公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将吴、张二人作战中的表现说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凯为泄当年被中伤的旧恨而有意夸张,但淮军“暮气已深”并非虚言。军纪松弛,训练疲沓,临战畏懦74,日后甲午大败即种因于此。庆军创始人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其所撰笔记《异辞录》中也曾述及淮军之暮气及其将领的庸劣,是其一证:
  武壮(吴长庆谥号)出征高丽病故,张光前、黄仕林分别率部驻扎在旅顺,日寇到来时全都溃败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鸿章谥号)复出总督两广,光前前往道贺,说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会文庄(刘秉璋谥号,刘为庆军创始人,庆军将领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于门外时,文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见你是合适的。”既而,仍用张为两广驻军中的防营统领。文忠对于淮军旧部,终究还是顾念旧情的。75

初露峥嵘四(3)

  袁世凯既眼见了吴、张等的“怯懦庸劣”,就难免不对这些人心存轻蔑,在举止行为上也会有所表露,而双方之矛盾也必然愈来愈深,乃至于不可调和。
  甲申政变之善后,袁世凯大包大揽,操纵一切,未始不由他对吴兆有等的轻视和不信任所致。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记,清军在汉城北门关帝庙找到韩王李熙的当天(12月7日,旧历十月二十日),即将其移至袁世凯营中。次日,“朝鲜国王在袁世凯营中延见各国公使”。10日,“朝鲜国王回宫,袁世凯带队护卫。”15日,“袁世凯禀告李鸿章,主张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代理朝鲜内政外交,并示日本以必战,以促成和局76。”其间,“所有韩之内政、外交、军务悉请公主持调度”,而袁亦当仁不让,“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77。”重组政府、抚恤被害重臣家属等均由其一手办理。
  1885年1月1日(旧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派出的查办朝鲜事务的钦差大臣吴大翨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迎诸江渚,而袁独单骑迎于南门外,可见双方当时嫌隙之深。在追查中日交兵起因责任的过程中,袁世凯因与吴、张等人的关系紧张而陷入孤立,袁曾当众表示过自己愿意承当引发争端的责任,当然不能反口,而吴、张等不仅不愿代他分担责任,反而在背后中伤他;至于日本方面和其他暗中支持朝鲜自立的列强使节,更是众口一词地把责任归咎于清军和袁世凯。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下,袁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的好友金允植曾叙述过他此时的窘境:“当时清廷钦差吴大翨来查诸将的功过,外国人全都以流言诋毁慰庭;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庭也追查得很急。慰庭愤懑不已78。”适逢家乡来信,得知嗣母牛氏身体不适,他于是以此为借口,提出回家省亲。
  袁世凯借回乡省亲抽身而退,以屈求伸,不失为避风头的好策略。袁保龄对此颇为赞赏:“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79!”甲申事变中袁的出色表现已使他腾誉中外,加上他办事周到干练,大得钦差们的好感。不仅准其归省,且携其同船返津。吴大翨甚至对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80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两位特使入都复命,扬言于朝,认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81。”李鸿章也对其“慰劳有加”,并保留了他的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差事。在询及他与庆军将领的矛盾时,袁遵循乃叔的指教,不仅不为自己辩解,而且“无一语及吴兆有,李相咨嗟叹服82。”其后李对吴兆有等对袁的攻讦,不惟不听,而且在了解真相后将吴撤差83。其时,李鸿章已对袁世凯的才干、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认定他在复杂环境中可以独当一面,而要把列强环伺的朝鲜牢牢控制在清廷的手中,李鸿章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得力助手。
  日本政府在接到竹添关于甲申政变失败,使馆人员撤退至仁川的报告后,在研究善后对策时,虽认为超越公使职权,违背政府命令和条约擅自派兵入宫,责任在竹添。但政变既已发动,“召荣致辱,皆政府之责”,竹添代表日本,政府应出面迅速处理此事。并决定以外相井上馨为全权大使,率陆军两营、兵船三只赴朝交涉,以军事威胁迫使朝鲜就范,签订有利于日本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在交涉策略上,则只进行双边谈判,避免中国介入,以利于压服弱小的朝鲜。而对甲申政变本身,由于日本公使实为祸首,所以避谈起因,只谈善后,即“日馆焚毁”、“日人被害”问题84。
  1885年1月1日,井上和清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吴大翨同日抵达朝鲜。当日,吴即晋谒国王,在笔谈中,吴秉承清廷“切勿与日人生衅”的指示,要求朝鲜息事宁人:“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本相抗,其势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85。”败者咄咄逼人,胜者反而软弱退让,清廷怕事妥协的对外政策,暴露了“天朝上国”外强中干的本质。特别是再一次在关键时刻牺牲朝鲜的利益,使朝鲜王室托庇于清廷的信心,刚刚恢复又随即动摇,引发了越来越大的离心倾向。朝鲜此后愈发坚定了结好列强以摆脱清廷控制,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念头。此后十年的中朝关系竟成为波澜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持久较量,这是清廷、李鸿章等始料所不及的。

初露峥嵘五(1)

  前面已讲过,清廷坚持不向朝鲜派驻公使以显示宗主国高人一等的颟顸做法,由于不合近代国际公法,常使中国代表在外交场合遭遇难堪。日本在此次事变的善后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井上先是要求中国派出有便宜行事权力的全权大臣赴朝议事,被拒绝。李鸿章认为这是日本的“狡计”,意在“证明朝鲜自主也,……果派全权,适中其计,事更难办。今我处若即若离之交,但使朝日议定,则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孰知这正中井上下怀,使其得以贯彻通过双边谈判迫朝屈服的初衷。3日,井上即以无全权委任为由拒绝与吴大翨会商。8日,吴大翨闯入朝日谈判的会场,“命查办乱党,勿与日本草草立约,并告井上馨中日现无可议。”井上则“飘然而返,不一枉顾。”次日,朝日即签订《汉城条约》,计五款,主要内容是:朝以国书向日道歉、赔款、缉凶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日本有权增加在汉城的驻军。井上随即将自己所率日军中的一营(一千人)留驻朝鲜。11日,井上通知吴大翨,“说他不是全权大臣,不便前来会晤。随即赴仁川返日86。”
  朝日《汉城条约》的签订,并不如李鸿章所愿是“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而是日本政府按其既定方针,嗣后要求与清廷展开双边谈判,以讨得更多便宜的开端。日本策动并参与政变,本已理亏,在军事上又是失败的一方,有什么资格向胜利者讨价还价呢?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看透了清廷外交政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本质,也把握了正与法国作战的清政府不愿两线作战,力求息事宁人的心理。而日使竹添逃离汉城前留下的一封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信件,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所谓的根据。
  1884年12月6日(旧历十月十九日),袁世凯等带兵入宫之前,曾致信竹添说明理由:
  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护国王,昨日朝鲜内乱,杀大臣八九人,现在城内外军民不服,据报告有入宫环攻贵部的说法。弟恐国王再受惊吓,又恐贵部遭受围困,因此才敢率部进宫,一以保护国王,一以援护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专此奉布。87
  信函自辰刻(早7—9时)发出,至末刻(午后1—3时)仍无回信,袁等即于申刻(下午3—5时)带兵强行入宫。实际上竹添早已收到信函,但直到7日,政变已彻底失败后,竹添为推卸责任方复函袁世凯等,声称自己是奉韩王手谕入宫护卫,而昨日“会接手翰,未及拆视,贵国兵队闯入宫门,乱发小枪。弟恐祸及大君主,不得已亦应发小枪,以尽保卫之谊88。”为自己预留退步并嫁祸于人,这是竹添的狡猾之处。
  188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决意主和”,并派伊藤博文(时任日本宫内卿)、西乡正道为正副使前往中国进行甲申事变善后问题的谈判。日本在谈判开始前,针对清廷的畏战心理,大造中国如不从朝鲜撤军,日本不惜一战的舆论。先声恫吓的同时,伊藤博文又向清驻日公使徐承祖示好,说自己“平素力主中日必须和好的主意,及此次奉命,仍未失其初心89。”此外,日本还请英国驻华公使以调解的名义向清廷施加压力。伊藤途径上海时,还与在沪的法国公使巴德诺会面,刻意制造日法欲联手对付中国的假象。3月11日,清廷任命李鸿章、吴大翨为对日谈判的正、副使,谈判于4月2日开始。伊藤根据政府的指令,提出三项要求:一、清军撤出朝鲜;二、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三、抚恤事变中日方商民。这三条的核心是迫使清军从朝鲜撤军,因为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日本的图谋均因清军的行动而受挫,故把清军的存在视为实现其目的的最大威胁和障碍。
  谈判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的不成熟。首先,在朝鲜已获军事和政治胜利从而具有优势的清廷,没有乘势追究日方的政变责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谈判方案,而是围绕日方的三条反复辩难,放弃了主动权。其次,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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