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 第1部分

　　　　最近，作家叶永烈就他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回答了编者的提问。　　　　
　　　　问：你为什么要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答：起因是我在前几年经过多方采访，写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三十多万字历史长篇《红色的起点》，在建党七十周年前夕印出，二十多家报刊加以连载、选载或摘载。朋友们建议我继续写下去，从“红色的起点”向前进。于是，我上井冈山、入瑞金、进遵义，进行了一系列实地采访，又写出四十多万字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可以说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我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道路继续写下去。我去西安、延安进行了实地采访，还去重庆、南京、北京等有关的地方采访，写出五十多万字的续篇《毛泽东与蒋介石》。这部长篇写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了蒋介石”的历程。　　　　
　　　　《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构成“红色三部曲”，一百多万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写到新中国诞生。　　　　
　　　　问：书名为什么叫《红色的起点》？　　　　
　　　　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红色之路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红色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前夕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长篇如此详尽地记述这一重大事件。　　　　
　　　　这本书一字不易，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只是为了适应当地的图书市场，改了一下书名。香港版叫《中共之初》，台湾版则叫《大机密》——因为台湾读者几乎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所以这本书对于他们来说是“大机密”！　　　　
　　　　《红色的起点》是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名字，《中共之初》则是中性的书名，《大机密》则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从两岸三地对于同一本书的三个不同的书名，反映出两岸三地不同的政治倾向。　　　　
　　　　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我作为上海的专业作家，写作《红色的起点》，可以说占了“地利”的优势。　　　　
　　　　《红色的起点》采用T字形结构，即既以写横剖面为主——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断代史，又写及纵剖面——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这样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　　　　
　　　　问：为什么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答：《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部长篇是从特殊而新颖的视角——领袖史，来写中国共产党，来写毛泽东。　　　　
　　　　领袖是党的舵手。党的成败，领袖起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诞生之后，没有成熟的领袖，因此早年“左”右摇摆不定，像走马灯似的更换领袖：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到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到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走过了一右三“左”的曲折道路。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不过，在一开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山露水。在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排名第十二位（当然，当时排名顺序并不很严格）。然而，他坚持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即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粉碎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虽然他多次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打击，甚至被剥夺军权，但实践证明了他是正确的。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冬，长征途中，在“左”倾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大败于湘江，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威信扫地，党内、军内要求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的呼声日高。这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事实表明了历史对毛泽东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十四年间经历了一右三“左”的挫折；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也是十四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十四年和后十四年的鲜明对比，表明了毛泽东的正确，表明了领袖的重要作用。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正是基于以上的思索写成的。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分别出版了港、台版。香港版的书名是中性的，叫《毛泽东之初》，而台湾版的书名，令人不可思议，叫《毛泽东的掌权术》！不过，尽管根据台湾的市场情况改了书名，但是内文一字不易。　　　　
　　　　问：《毛泽东与蒋介石》写些什么呢？　　　　
　　　　答：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国共两党的旗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合作和斗争，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　　　　
　　　　诚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毛泽东，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　　　　
　　　　我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即毛泽东和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　　　　
　　　　我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手法，不断将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比较，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从他们在二十年代初识，比较到七十年代他们相继去世。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序：关于“红色三部曲”答编者问　2

　　　　《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样分别出版了港、台版。台湾版书名就叫《毛泽东与蒋介石》，分上下两卷，而香港版书名则叫《毛蒋争霸录》。　　　　
　　　　《世界日报》多次以三分之一版的篇幅，刊登《毛泽东与蒋介石》台湾版广告：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个人传记多如牛毛，但将这两位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国共两党领袖，以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合在一起来写，本书应是第一本。正因为作者选择了特殊的视角和人所未用的手法，使本书令读者耳目一新。”　　　　
　　　　问：这三本书为什么叫“红色三部曲”呢？　　　　
　　　　答：前面已经说过。　　　　
　　　　第一部《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第二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了蒋介石”。　　　　
　　　　我正是用这三句话，概括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这三句话，也是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概括，所以叫“红色三部曲”。　　　　
　　　　“红色三部曲”是我的代表作之一。我在初版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修改、补充，出版新的版本。　　　　
　　　　问：“红色三部曲”是纪实小说吗？　　　　
　　　　答：不，不是纪实小说。“红色三部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用文学笔调写党史，属于新品种——“党史文学”。它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讲究史实的准确性。正因为这样，我作了大量的采访，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著。我注重“两确”，即立论正确、史实准确。由于进行了多方采访，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因此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新鲜。　　　　
　　　　问：除了“红色三部曲”之外，近年来你还写了哪些作品？　　　　
　　　　答：《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这“红色三部曲”属于“红色系列”。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五十万字的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也属于“红色系列”。　　　　
　　　　我还写了“黑色系列”，内中有“‘文革’人物系列”，即系列长篇“‘四人帮’兴衰”——包括《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四部长篇传记。《陈伯达传》也属于这一系列。此外，我写的七十万字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同样属于“黑色系列”。　　　　
　　　　我还写了“名人系列”，出版《名人秘闻录》、《名人风云录》、《名人悲欢录》、《名流侧影》以及《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梁实秋与韩菁清》、《是是非非何智丽》等书。　　　　
　　　　我的《行走美国》、《行走俄罗斯》、《行走中国》、《受伤的美国》以及《五光十色美丽岛》等，组成“行走系列”。　　　　
　　　　我的纪实摄影集《叶永烈目击历史》、《叶永烈目击美国》、《叶永烈目击俄罗斯》、《叶永烈目击欧洲》、《叶永烈目击台湾》等，又组成“目击系列”。　　　　
　　　　此外，八十四万字的《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六十四万字的《是是非非“灰姑娘”》以及即将完成的《出没风波里》，这三部长篇构成我的“自传三部曲”。　　　　
　　　　在二○○二年秋，我完成了政治幻想小说《毛泽东重返人间》，写的是毛泽东回到改革开放的新世纪中国。接着，我着手创作《蒋介石重返人间》，写的是蒋介石回到陈水扁掌权的台湾。我还创作了《斯大林重返人间》，写的是斯大林回到早已解体的苏联。这三部长篇小说构成“重返人间三部曲”。　　　　
　　　　这七大系列，便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概貌。在长篇创作的间隙，我写了不少散文，《叶永烈散文选》、《叶永烈笔下风情》、《心中的花》等便是我的散文选集。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于二○○四年四月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同意出版。　　　　
　　　　叶永烈　　　　
　　　　二○○四年五月十日于桂林全国书市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时间如东逝的流水。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昔日闪光的浪涛，往往颇费周折……　　　　
　　　　一九五○年初秋，金风驱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并不喧嚣繁华的马路——黄陂南路，一男一女缓缓而行。那女的东张西望，在寻觅着什么。那男的跟在她的后边，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女的四十九岁，一身蓝布衣裤，一头直梳短发，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过的一弯秀眉，那双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风韵犹存，看得出曾经沧桑，非等闲之辈。　　　　
　　　　她叫杨淑慧，写信或写文章署“周杨淑慧”。她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那个冠于她的名字之前的“周”——她的丈夫周佛海，却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在汪伪国民政府中，周佛海当过“行政院副院长”（相当于副总理），当过“财政部长”，当过“上海特别市市长”，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病死于监狱之中。　　　　
　　　　那男的三十四岁，穿一身蓝色干部服。他在出门前脱下了军装，摘掉了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斯文，倒是一派知识分子风度。　　　　
　　　　他姓沈，名之瑜，就连他的子女也姓沈。其实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妹茹志鹃后来成了中国的名作家。　　　　
　　　　他本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一九三五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九三七年毕业后，他留在这所美术学校当助教。战争的烽火，烧掉了他的画家之梦。一九四○年，他离开日军铁蹄下的上海，来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名换姓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牵连。不久，这位画家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当起参谋、文工团团长来。此后，他在陈毅将军统帅之下，进军大上海。解放初，他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沈之瑜跟杨淑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如今，他与她怎有闲工夫徜徉在黄陂南路上？　　　　
　　　　事情得从几天前的一个电话说起……“你马上到建设大楼本书初版本写为“海格大楼”。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据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丁景唐先生打电话告诉笔者，应为“建设大楼”。来一下。”沈之瑜接到了姚溱的电话。　　　　
　　　　姚溱此人，当年以笔名“秦上校”、“丁静”、“萨利根”活跃于解放前的报刊，尤以军事述评为世瞩目。外界以为“秦上校”必定是一员武将，其实他乃一介书生。他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二十五岁的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负责文教宣传工作。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一九五九年起，姚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逝世。　　　　
　　　　沈之瑜奉命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解放后，此处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那里办公。那时，只要一说去建设大楼，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当沈之瑜一身军装跨入姚溱办公室，姚溱当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找来，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交给你们两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姚溱用苏北口音很严肃地说出了这句话。　　　　
　　　　沈之瑜的目光注视着姚溱，急切地想知道这项不寻常的政治任务究竟是什么。“是这样的……”姚溱顿时成了“秦上校”似的，以命令式的口吻向他俩下达任务，“这项任务是陈毅同志提议，经市委讨论同意——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七月一日是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沈之瑜一听，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熟门熟路。他问姚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