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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略加思索，唤来仆人，把章宗祥带进地下锅炉房躲藏。那锅炉房又小又黑，堂堂公使大人此时也顾不得这些了，龟缩于内。
曹汝霖则避进一个箱子间。这小小的箱子间，一面通他和妻子的卧室，一面通他两个女儿的卧室。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一书所载，曹汝霖当时的情景如下：“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嘣嘣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掷地而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作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仲和（引者注：即章宗祥）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吴总监（引者注：即警察总监吴炳湘）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引者注：实为三十二人），送往警察厅。”这便是震动全国的“火烧赵家楼”。
翌日，为了声援被捕学生，北京各大学实行总罢课。一呼百应，北京各界、全国各地奋起响应。万马齐喑的中国，终于响起呐喊之声——这是苏俄十月革命的炮声在中国的回响之声。北京大学高擎“五四”火炬，冲锋陷阵在前。北洋军阀把枪口对准了北京大学，对准了校长蔡元培，对准了《新青年》主帅“北李南陈”……
第二部分：前奏“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1
“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了新闻中心。
五月九日，从北京大学爆出一条轰传一时的新闻：校长蔡元培留下一纸辞职启事，不知去向！蔡元培突然出走，事出有因：“北京学生一万五千人所为之事，乃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于蔡校长之一身。”盛传，北洋政府“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为了蔡元培的安全，众友人力劝他火速离京，暂避风头。于是，五月九日拂晓，蔡元培秘密登上南下火车，悄然前往浙江，隐居于杭州。
一个多月后——六月十一日，又从北大爆出一条新闻，掀起一番新的波澜。
暮霭降临北京城。闹市之中，前门外珠市口西，门口悬着“浣花春”字号的川菜馆里，一张八仙桌，五位客人正在聚餐。没有高声猜拳，只是低声悄语。操一口皖腔、穿一身西服的是陈独秀。不知什么原因，那件西服显得鼓鼓囊囊。另四位分别是《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北京大学理科教授王星拱、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他们或者衣襟鼓起，或者带着一只手提包。饭足，天色已一片浓黛。王星拱、程演生朝另三位点点头，先走了。他俩前往城南游艺园。事先约定，李大钊在那儿等他们。
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一起出门，朝“新世界”走去。“新世界”是模仿上海的“大世界”，由一位广东商人出资建造的游艺场，主楼四层，坐落在离“浣花春”不远的香厂路和万明路交叉口。“新世界”是个热闹的所在，唱小曲的，说相声的，演京戏的，放电影的，卖瓜子的，吃包子的，喝茶的，人声嘈杂，熙熙攘攘。陈独秀怎么忽然有闲情逛“新世界”？只见他们三人进了大门，几条黑影也随着闪了进去。进门之后，陈独秀、高一涵跟邓初散了开来。邓初钻进茶室，又走进戏园。陈独秀和高一涵各处看了看，见到灯光明亮如昼，摇了摇头，朝楼上走去。陈独秀这书生，头戴一顶白色草帽。他原本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顶白帽子给那几条黑影带来莫大方便。即使在人群簇拥之中，也很容易找到这顶白帽！“走，到屋顶花园去瞧瞧！”高一涵熟悉那里，便带着陈独秀走上四楼楼顶。楼顶那屋顶花园，是盛暑纳凉用的。这时还未到纳凉时节，空荡荡的，一片漆黑。他俩从屋顶花园边缘伸出头来一瞧，第四层的露台上黑压压一片人群，正在观看露天电影。“这儿太好了！”陈独秀显得非常兴奋。他从怀里掏出那鼓鼓囊囊的东西，朝下一撒，顿时，像天女散花一般飞舞。正在聚精会神凝视银幕的人们骚乱起来，仰起头惊讶地望着夜空中飘舞的白纸，你争我夺，秩序大乱。陈独秀趁这机会，又甩了一大把纸片。就在这时候，黑暗中蹿出一个人，朝陈独秀说道：“给我一张。”陈独秀竟然随手给了他一张。那人借着亮光一看标题：北京市民宣言。
猛地，那人尖嗓高喊：“是这个！就是这个！”一下子，从暗处扑出几条黑影，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扭住。原来，密探们盯住陈独秀已经多时！高一涵一见情况不妙，蹿上天桥想逃。密探大喊：“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高一涵在紧急之中，把怀里的传单一古脑儿从天桥撒下，“噔噔噔”跑过天桥，扔掉长衫、草帽，下了楼，钻进混乱的人群。这下子，把尾随抓捕的密探甩掉了。高一涵跑到楼下一看，邓初正在台球场里发传单呢。高一涵连忙过去告诉邓初：“独秀被捕了！”“别开玩笑！”邓初还不相信哩。就在这时，陈独秀被一群密探簇拥着，押下楼来。陈独秀一边走，一边高声大叫：“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陈独秀这般大嚷，为的是让高一涵、邓初知道，尽快逃避……子夜，万籁俱寂。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九号陈寓，响起了急促的擂门声。“谁呀？”屋里传出女人的惊讶的问话。“开门！”门外一声粗鲁的命令式的答话，表明事态严重。那女人意识到发生意外，连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陈独秀奉父母之命，在十八岁时与年长他三岁的高晓岚结为夫妇。高晓岚乳名大众，文盲，小脚，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婚后，生下三子，即延年、乔年、松年。后来，陈独秀爱上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喜爱文学，思想新潮，跟陈独秀志趣相投。一九一○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不顾陈、高家族的反对，在杭州同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沈尹默结识了陈独秀。当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把高君曼也接来，在箭杆胡同同住。高君曼未及开门，大门已被撞开，闯进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屋里、屋外足有百人之众！陈家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陈独秀的信件，都落到了警察手中！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李大钊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章龙（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五日，笔者在北京访问了九十三岁高龄的罗章龙，请他回忆此事）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隔了一天——六月十三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北京《晨报》。全国各大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也都披载。一石激起众怒，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第二部分：前奏“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2
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飞向北洋政府。
李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京师警察厅慑于重重舆论压力，在陈独秀被关押了九十八天之后，终于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由安徽同乡作保，释放了他。“北李”为“南陈”获释，热烈欢呼，欣然命笔，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时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的“只眼”“只眼”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所用的笔名，取意于南宋杨万里的诗：“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指《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创刊。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停刊。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
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天——九月十六日，天津的十余位男青年和十余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名唤周恩来。《觉悟的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九月二十一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第二部分：前奏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几个月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不过，这一回全然不同，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行踪绝密。那是一九二○年二月中旬，年关逼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二月二十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约莫四十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前些天报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一月下旬，便已经离开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办的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抵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如胡适所言：“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作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胡适的自传》，一九五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于是，陈独秀二月二日离沪，乘“大通轮”于二月四日抵达汉口。八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的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