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先生亲自校勘一道！此文以答读者问形式刊出，而读者的名字实际上是沈玄庐自拟的。他提醒读者，此书“不能不看”，又强调译者如何精心翻译，而且书要再版。到何处去买呢？文中点明了地址。可是，又故意来个“障眼法”，说此书是供那些“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看的。借用曲笔，为《共产党宣言》一书来了个“免费广告”！《共产党宣言》的发行，使那些“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得到了莫大的鼓励。诚如成仿吾在一九七八年为依照德文原版译出的《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译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当时的日译本很可能是非常粗糙的，陈译本也就难免很不准确。但是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的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是的，《共产党宣言》具有力透纸背、震撼人心的鼓动作用，使许多人豁然开朗，明白了许多道理：“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多年前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终于在中国响起。这本小书，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党。确实，这本书的出版，为正在筹备建立中的中国共产党送来了及时雨！陈望道立了一大功。陈望道寄赠两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给周作人，其中一本请周作人转给鲁迅（这是陈光磊对笔者所谈的。他记得，陈望道说过，当时与周作人通信甚多，寄《共产党宣言》是由周作人转去的，不是直接寄给鲁迅。后来许多文章写成陈望道直寄鲁迅）。鲁迅当天就读了，并对周作人说了如下赞语：“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第三部分：酝酿添了一员虎将 李达
走了张东荪，走了戴季陶。
来了陈望道，又来了李达。
一九二○年八月，一位身材壮实、三十岁的男子，刚从日本归来，前往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这位湖南口音的来访者，原本只是看望陈独秀，却被陈独秀留住了，从此竟住在渔阳里二号，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新编辑。此人便是李达，号鹤鸣——毛泽东总是喊他“鹤鸣兄”。李达的到来，使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添了一员虎将。李达曾如此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年四月第八期。
当时的李达，正处于热恋之中。时值暑假，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理事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亦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黄兴夫人。黄兴，同盟会的元老，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总司令。偶然，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名叫王会悟。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李达，一八九○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在李达上中学的时候，有两件事给了他莫大的影响。
一件事是学校里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那信竟是用鲜血写成的！
写信者名叫徐特立（后来他成为毛泽东的老师）。他断指写血书，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反日救国运动。这封血书震撼了李达的心灵。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鲜血写信的徐特立……另一件事是同学们为了抵制日货，把日本生产的文具堆在操场上，用火烧毁。点火时，发觉火柴也是日本货！可是，点火的同学在点火之后，不得不把这盒日本火柴留下来。因为倘若把这盒火柴也烧掉的话，下一回烧日货就没有火柴了！他意识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在一九一三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我们一群留日的青年们，一方面感到耻辱，一方面滋长着反日情绪。老实说，我们是要忍耐着，在那里学习一点东西，以便将来回国搞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可是，当时国内的情势怎样呢？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终于流产，出现了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局面。袁世凯被人民推翻以后，又出现了直系、奉系、皖系各派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同时，南方也出现了川、滇、粤、桂各派新军阀互相争斗的局面。各派新旧军阀都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后台，发动内战。全国人民在蔓延的战火中，受着军阀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面，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英、美、法、日、俄等帝国主义趁机大举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它攻占了德国所盘踞的胶州湾，占领了山东，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形成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这件事激起了留日学生们极大的义愤，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我们发通电，开大会，表示抗议。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连开会的会场也很难找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会场，刚刚开会，警察又把我们驱散。这时我们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像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一九六一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
积愤终于在极度的苦闷中爆发，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声言为了“共同防敌”，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消息传出，三千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责骂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
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决定“罢学归国”、“上京请愿”。这个救国团的领袖人物之一，便是李达。五月中旬，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抵达北京。北京大学学生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了欢迎大会。主持大会的便是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李达和许德珩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五月二十一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虽然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不过，却使李达由“实业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回到日本之后，李达找来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埋头钻研起来。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一年之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和十九日，由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接连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署名“鹤”（取自李达的号鹤鸣）。这位“鹤鸣”先生终于“鸣”起来了，“鸣”出了社会主义之声，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转。
原本埋头数理化的他，如今埋头于翻译马克思学说著作。那在《民国日报》发表的文章，只是他在翻译之余写下的心得而已。他译出数十万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这样，李达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也正因为这样，李达跟陈独秀才见了一次面，陈独秀马上抓住了他：“你搬过来，到我这儿住，帮我编《新青年》！”陈望道搬过来了，李达搬过来了，渔阳里二号里住着三位“笔杆子”，同编《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国共产党大计。当然，随着李达迁入渔阳里二号，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临那里。这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终于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和年，从北京南下，住进了渔阳里二号。
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所生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就在陈独秀抵沪前夕，陈延年、陈乔年获准赴法勤工俭学，于一九二○年一月离沪，坐船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到达马赛，在二月三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第三部分：酝酿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组”
那时节，常常出入于渔阳里二号的，还有一位文弱书生，名唤沈德鸿，字雁冰。后来他写小说，署笔名“茅盾”，逐渐以茅盾知名，而本名沈德鸿却鲜为人晓（尽管他在一九二○年使用的是原名，但为了照顾读者习惯，此处仍用茅盾）。这位以写《林家铺子》、《子夜》、《春蚕》著名的作家，在解放后当过十五年的文化部长，是人所共知的非党人士。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
在茅盾病殁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他生前的请求和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恢复”两字，表明他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恢复他的党籍之后，党龄从何时算起呢？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中写明“从一九二一年算起”！茅盾，跟那位进出渔阳里二号的王小姐，说起来还有点沾亲带故。如同他在《我的学生时代》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东方》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所回忆的：“父亲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茅盾，王会悟的同乡——浙江省桐乡县人。他从小便与王会悟认识，同在乌镇长大。乌镇，十万人口的城镇，一条河沿镇穿过，一艘艘乌篷船往来河上，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令人记起茅盾笔下的《春蚕》、《林家铺子》。
一九一三年，十七岁的茅盾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教他国文的，便是沈尹默，教文字学的则是沈尹默之弟沈坚士。“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了三年，他经亲戚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英文不错，所以在该所英文部工作。后来调到国文部。这时候的他，在中国文坛上还默默无闻。
他开始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投稿。最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觉得这个主义“很痛快”，“主张取消一切”。慢慢的，他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住进了渔阳里。陈独秀原本不认识茅盾，听张东荪说起茅盾能译英文稿，便约他见面。“哦，原来你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听茅盾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沈尹默老师，一见如故。只是陈独秀那很重的安徽土话，使茅盾听起来很吃力。陈独秀拿出一叠英文的《国际通讯》（《国际通讯》是共产国际的刊物，每周三期，用英、法、德、俄四种文字出版）交给茅盾，说道：“你把里面关于苏俄的介绍翻译出来，供《新青年》刊登。”于是，茅盾常常进出渔阳里二号。于是，当陈独秀、维经斯基召开座谈会，茅盾也参加了。于是，茅盾参加了一个“小组”。关于这个“小组”，茅盾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如此叙述：“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引者注：此处张东荪有误，他未加入“小组”）。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