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如此回忆道：“谈起广东共产党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可是群报在创立当时，远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我们在北大毕业的时候，我和平山几个人便商议回广东办一个报馆，当日办报纸的动机，并不在于营〔赢〕利，我于报业是有经验的，尤其在广州办报只有亏本。我们的动机也不在自我宣传，那时我们刚在学校毕业，只想本其所学，在学校教书，根本并没有政治欲。我们的动机的确在于介绍新文化……“我这个人除非不干，一干便不会回头，无论成败，出了版再说，因此在千辛万苦之中，终于出版。主持群报的就是平山、植棠和我三个人，以经验的关系，推我作总编辑，平山编新闻，植棠编副刊，这样便宣告出版。”《广东群报》出版了，在广东产生了影响。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成立，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一文中这么谈及：“仲甫先生终于在沪上和俄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了，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于是俄国便有两个人以经营商业为名到了广东。说也奇怪，那两个俄国人当时首先在广东往来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区声白是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遂连带和我们往来。那时广东虽然粤军回粤，内部的暗潮动荡不宁，在政治有胡汉民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摩〕擦。在军事有许崇智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摩〕擦，而在改组前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苏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重要人物南下广州，使广州共产党，亦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士气大振。
这位重要人物，乃是“南陈北李”的“南陈”！那是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陈独秀出现在广州大东酒店。当天夜里，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便赶到那里，跟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共叙师生之情……陈独秀此行，并非路过广州，而是前往广州赴任。
那是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再三敦请陈独秀，他终于离沪南下，到这里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在一九二○年二月，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原先便是准备去广州的。那是为了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后来，章士钊、汪精卫从广州来沪，说校址设沪，不必去粤。西南大学没有办成，陈独秀在上海滞留了十个月。正是在这十个月中，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陈炯明久慕陈独秀大名。此时的陈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再三电邀陈独秀南下，自然也是为了装潢他的革命门面。陈独秀呢，也看中广州一片革命气氛。特别是在这年十月二十九日，陈炯明率粤军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也离沪赴粤，在那里重组军政府。这样，陈独秀决心离沪赴粤。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把《新青年》编辑部交给了陈望道。离沪那天——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胡适、高一涵打招呼：“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不料，胡适见信，大为不悦。胡适本来就已不满于《新青年》向“左”转。陈望道加入《新青年》之后，又“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去，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胡适终于“看不过，忍不住了”。他提出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他致函李大钊、鲁迅说道，“《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胡适所说的“素不相识的人”，不言而喻，指的是陈望道。《新青年》编辑部分化了。陈望道仍把《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来编辑。
胡适与《新青年》分道扬镳了。陈独秀来到广州之后，迁入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二楼。他与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见了面，决定坚决摒弃无政府主义者。那两位俄国人，这才终于找到了建党对象。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书记先是由陈独秀担任，后来改由谭平山担任。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也加入了这一组织。最初有党员九人。后来，逐渐扩大。
另外，当陈独秀由上海经香港去广州时，有三位香港青年上船求见。他们是香港政府“视学员”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小学教师李义宝。后来，这三位青年在香港跑马地黄泥涌蒙养小学校李义宝家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第五部分：响应周佛海其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很快由国内发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中，出现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所有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只有两名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
施存统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闹得沸沸扬扬，无法立足，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在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前往日本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了日本小组。如他所回忆：“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至于那位周佛海，是谜一般的人物：最初他站在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忽地变成中国国民党的要员，最后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显宦。
在本书小引中，曾写及周佛海的妻子周杨淑慧帮助寻找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这个谜一般的人物，究竟当初是怎样走入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的呢？一八九七年，周佛海降生于湖南沅水之侧的沅陵县。他家在沅水南岸，离县城二十多里。在上中学的时候，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沅水中洲的龙吟寺墙壁上，题了这么一首诗：
登门把酒饮神龙，
拔剑狂歌气似虹。
甘处中流拦巨浪，
耻居穷壑伴群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
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
古今淘尽几英雄。
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气概。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也写及小小年纪的政治抱负：“袁氏（引者注：指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使他可以跳出那小小的县城，远走高飞，去闯大世面。那一天，成了他命运的腾飞点。他在《苦学记》中这么叙述：“民国六年（引者注：即一九一七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着山洪暴发，沅江水涨，不能渡河进城。于是在家住了四天，等着水退。那晓得我一生的命运，就在这四天决定了，而我还在乡下，一点不知。等到到了学校，一个朋友对我说：‘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学去了，最近就动身。’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他说：‘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见校长。’见了校长，果然是真！原来我有个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东京，前一年把他叫到东京去了。他来信说东京生活程度并不贵，每年只要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后，就可以考取官费。我的好友邬诗斋便发起凑钱送我去……”父亲早亡，周佛海告别老母远行，做了一首诗：
溟濛江雾暗，寥落曙星稀。
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乱。
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
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他头一回出远门，和两个同学同行。三个人不会讲一句日语，居然也从上海来到了日本。经过短期补习日语，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后，预科毕业，他分发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
在风景如画的鹿儿岛，他在功课之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开始译书，写文章。“当时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办有《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载出来，稿费非常丰富。这种稿费，大都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就这样，他开始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跟梁启超（即梁任公）、张东荪有了联系。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十分详细写及他进入中国共产党阵营的经过：“民国九年（引者注：一九二○年）夏天，决心回沅陵省母。……那晚得一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进了。因为那时张敬尧督湘，我们的湘军，群起驱张，战事紧张，道路梗塞。……“既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动身之前，去时事新报馆访张东荪。他是《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我因为投稿的关系，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报馆，他还没有到。……后来东荪来了，却谈得非常投机。他们当时组织‘共学社’，翻译名著，请我也译一本，我便担任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译书、看书外，便和几个朋友划船、登山……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旧回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当时的当局所忌，所以弃职来沪，《新青年》也移沪出版。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引者注：即维经斯基）在座。……”后来的情况，便如同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维经斯基明确提出，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张东荪不愿加入。周佛海、沈雁冰同意加入。这样，周佛海便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周佛海曾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谈及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动机：“我为甚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锋〔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引者注：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周佛海和施存统，实际上都是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去日本的。他俩在日本组成了一个小组。
周佛海还曾回忆：“回到鹿儿岛之后，除掉上课以外，仍旧是研究马克斯（引者注：即马克思）、列宁等著述，和发表论文。同时，我想要领导群众，除却论文，最要紧的是演说。所以纠合十几个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讲演会，每礼拜讲演一次，练习演说。当时同学都说我有演说天才，说话很能动人。我听了这些奖励，越加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现在想起来，虽觉可笑，但是在青年时代，是应该有这样自命不凡的气概的。……”一九二○年周佛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际，不过二十三岁，是一大群热血青年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政治野心，他的领袖欲，却为他后来改弦更张、叛离中国共产党预伏下思想之根……
第五部分：响应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向东伸入留日学生，向西则伸入留法学生。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不亚于留日。从一九一九年春到一九二○年底，中国便有一千五百多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撒向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种子”的是张申府。他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他不是去法国勤工俭学。那时，他已是北京大学讲师。他跟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同船去法国，被吴稚晖聘为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结为夫妇。张申府又和刘清扬发展了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从一九二一年二月算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张申府在回首往事时，曾这样十分概括地谈及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员情形：“接着，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后来（一九二三年以后）小组的事，就由周恩来他们管了，我在一九二三年冬回国。李维汉当时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