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报告了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谈了四点意见：
“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由于原件已无从寻觅，各种回忆录说法不一。笔者此处所引的是香港三联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司马璐著《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它是综合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美国《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年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在华苏联顾问文件》及那本张作霖下令编印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三书而归纳的。）
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正在发挥他的一技之长——翻译。他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有时，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了二十来分钟，也就结束了。
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马林这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滔滔不绝，一派宣传鼓动家本色。
马林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向他的东方战友们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马林非常强调地指出：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当刘仁静把这段话译成汉语，会场的气氛变得静穆紧张。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在琢磨、思索马林的这段话。不言而喻，马林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应当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当马林谈及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着建立共产党，期望着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代表们定然会热烈地鼓起掌来。
马林还说及自己在荷属东印度当年的工作情况，说及自己怎样组织和建立印尼共产党……
马林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子夜。
他这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马林讲毕之后，尼柯尔斯基致辞。
尼柯尔斯基如何致辞是个谜。因为刘仁静回忆说，“他不懂英语”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一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刘仁静当时担任英语翻译，因此他的这一回忆应当是比较可靠的。然而，在场的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一懂俄语。那么，尼柯尔斯基是怎么发言的呢？笔者就此事请教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李俊臣，据告，尼柯尔斯基稍懂英语；而马林稍懂俄语。
大约由于语言关系，也由于毕竟年轻，尼柯尔斯基致辞很简单。他在向中国共产党“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此外，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重视工人运动——大概这番话给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留下较深的印象，以至后来误传他是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
尼柯尔斯基讲毕，张国焘便宣布散会。
当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的后门时，黑黢黢的夜如墨染一般，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唯一一次全体到齐的会议。
在这黝黑的暗夜之中，老百姓早已酣然入梦，然而，那些嗅觉异常灵敏的人物仍睁着眼睛。
法租界的密探们是不是从这个夜晚起就开始监视李公馆，尚不得而知。不过，李公馆后来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却是事实……
第七部分：成立一番又一番激烈争论
“党必须非法地工作。”一开始，马林便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是以推翻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行动宗旨的，当然不合当时中国的“法”。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一大”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举行。任何不慎，都将招来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果。
不得不谨慎行事。最初商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日更改开会的场所，以免被密探盯住。
不过，除了李公馆，已找不出别的恰当的开会场所——不论老渔阳里二号，还是新渔阳里六号，一个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一个是外国语学社所在地，都是半公开的红色场所。
无奈，只得继续在李公馆开会。不过，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不再出席会议，因为两个外国人进出李公馆，毕竟太惹人注意了。
秘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七月二十二日的预备会、二十三日晚的开幕式之后，经邵维正考证，大约按以下日程继续进行，开会的地点均为李公馆：
日期会议次数主要内容
二十四日第二次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
二十五日休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二十六日休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二十七日第三次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二十八日第四次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二十九日第五次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每日会毕，由张国焘向马林、尼柯尔斯基汇报会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会议的气氛，起初是平静的。在第二次会议上，各地的代表汇报着各地的情况，如同一根根平行线似的，没有交叉。毛泽东也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唯一的一次发言。他言语不多，却很留心听着别人的发言。
第二次会议上推选了几个人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张国焘是会议的主席，当然被选入起草小组。李汉俊懂四国外语，博览马克思著作，刘仁静有着“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被选入起草小组。据董必武回忆，他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还提及，好像李达也是起草者之一。
在起草纲领和决议的过程中，平行线交叉了，争论开始了。
最激烈的争论，常常是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人物——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进行。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什么样的党纲。
在李汉俊看来，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以为，中国共产党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能决定。他以为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见解，他以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虽有陈公博部分地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但刘仁静的看法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李汉俊有个长处，当他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定之后，他并不坚持。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早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李汉俊便曾与陈独秀发生争执：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
在这次会上，李汉俊又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只是个联络机关。他又一次处于少数地位，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很自然地，由此便产生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讨论。马林在开幕式上已经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说得清清楚楚。尼柯尔斯基也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得到明确的指令，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李玉贞：《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柯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合刊。。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倒是赞同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这“联合”一词，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所说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直至一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才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竟然引起空前激烈的大辩论，那便是在讨论党员条件时，党员能否在现政府中做官？陈公博主张可以，因为他正在广东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而陈独秀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样不小的官。李汉俊也同意他的意见。不过大多数代表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最后，“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当作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经过一番又一番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屋顶花园。张国焘向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讲述着讨论的意见，讲述着党纲和决议的初稿。马林听着、听着，当他听到那句“联合共产国际”，顿时双眉紧锁。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他以为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马林要求出席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第七部分：成立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1
七月三十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柯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肚子忽地大痛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八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一九九○年八月九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晚，那个闯进李公馆的穿灰布长衫的中国密探究竟是谁？七十年来从未知晓。据薛耕莘先生告知，那不速之客叫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八八五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程子卿不会讲法语，但臂力过人。他与黄金荣结拜为兄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是做巡捕，后升为探长。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身体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三十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开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因为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他于一九五六年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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